乾隆朝天山北路铜矿开发与铸币政策研究

清廷平定天山北路后,内地制钱大量流入。乾隆四十年清廷在天山北路设置宝伊局,依照内地制钱形制铸钱。为解决铜的来源与铜厂管理问题,清廷在伊犁附近开采铜矿并建设铜厂。经过清廷管理与整顿,铜厂犯人逃跑与铜矿产量下降的问题得以有效解决。在实际流通中常出现混用天山南路新普尔钱与天山北路制钱及私铸私销的问题。清廷意图通过统一天山南北货币形制、调换货币形制的方式解决。实际运作中清廷选择“从弛到禁”,并未引发经济社会秩序动荡。天山北路铜矿开发与铸币政策的稳定是清廷合理考量天山北路经济治理政策的结果。

10~13世纪作为“秦-契丹”组成部分的天山北路与吐鲁番之地--以非汉文史料的记载为中心

作为空间地理概念的“中国”一词在西域-中亚的非汉文史料中多被表述为“秦-契丹”。不少国外学者以为其在地域上仅仅涵盖通常意义上的中国内地(China Proper),并不包括历史上的今新疆地区,进而衍生出只有在18世纪中期经历了清朝对于准噶尔部的“征服”及其统治以后,新疆广大地区才成为中国一部分的观点。本文则以吐鲁番及天山北路一带为例,通过梳理排比及考察辨析宋元时期的非汉文史料,有力地揭示了这种认识缺乏史实依据。事实上,“秦-契丹”在地域上不仅指代内地,而且常常涵盖了西域地区的吐鲁番及天山北路一带。这一研究结论充分彰显出早在元朝之前,西北边疆和祖国内地即长期处在同一个中国的地理概念中,元朝和清朝对西域的统一则意味着实现了境内地域整合的中国(“秦-契丹”)最终发展为不可分割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断匈奴右臂”战略与汉朝西域经营

"断匈奴右臂"是汉朝国家战略的相关认知或欠准确,"表河西,列四郡"不等于战略实现,仅是初步环节,经营西域关系其能否彻底落实。"取三十六国"、掌控塔里木盆地,重创匈奴西域势力,但与乌孙"结为昆弟"东西攻逐匈奴出天山北路,方是战略关键。天山北路是匈奴掌控西域的孔道、联通中西亚的重要商路。武帝时,霍去病、李广利、马通进兵天山,宣帝时,"蒲类将军兵当与乌孙合击匈奴蒲类泽";明帝时,窦固等"击白山,得夷吾,破车师",应视为根本上的战略践行。安帝以降,汉廷"欲闭玉门、阳关""欲弃凉州",西域经营发生转折,"断匈奴右臂"战略无从实现,"西州"参见薛小林:《汉代地理观念中的"西州"》(《西域研究》2012年第4期,第7~16页)、《西州与东汉政权的衰亡》(《史学集刊》2017年第2期,第46~53页)。势力兴起更给国家内政带来负面影响。汉朝在东北边疆,有"断匈奴之左臂"战略。元狩二年,霍去病"逾居延至祁连山",四年,"封于狼居胥山,禅姑衍,临翰海",兵锋先抵天山、再达兴安岭,体现出武帝朝欲断匈奴两臂,凭借西域、东北合围蒙古高原游牧族的宏阔的整体战略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