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榺花到华勝:首饰“胜”的工具起源考

华胜作为汉晋时期流行的首饰,是古代服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以榺花与华胜的名物对应关系为据,结合两汉礼俗文化,论证了华胜起源于织机构件榺花,并基于西王母神话东传的文化背景,将华胜的成型时间推至两汉之际。在华胜的象征意义上,本文认为起源于榺花的华胜影响了西王母早期形象的塑造,两汉纺织技术的革新促进了西王母戴胜、持纴形象的变迁。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开发与人口容量

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业核心区屡次转移 ,与人口数额、资源禀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环境压力相关。由于西辽河流域南北地区资源环境的差异 ,两地能够供养的人口数量是不同的。本文指出 ,虽然辽中期以西拉木伦河流域为核心的上京地区与以老哈河流域为核心的辽中京地区人口数额相近 ,但辽上京地区人口接近或达到这一地区人口容量的临界值 ,环境已不能满足全部人口的生存需求 ,最终以人口迁出形式求得人口与资源的暂时平衡 ;而辽中京地区 ,由于资源环境较优 ,整体上人口与资源禀赋保持平衡 ,仅局部地区存在资源不能持续满足人们生存需求的现象 ,在此背景下人们以二次移民形式完成新一阶段生存环境的选择。

夫余国与汉魏晋王朝的朝贡关系

夫余国建立于西汉武帝时期,最盛时分布在西流松花江流域到嫩江下游地区。最迟西汉末年夫余国已与西汉王朝建立朝贡关系,夫余王谨守朝贡制度规则,得到汉朝授予藩属王的印绶和玉匣。汉魏晋时期夫余朝贡活动先后由汉朝的玄菟郡、辽东郡,魏晋王朝的幽州、护东夷校尉府管辖,在夫余国强盛时期曾建立以自己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两晋时期,在东北朝贡成员之间发生战争时,世守忠孝的夫余国得到晋朝的扶持和保护,但当晋朝内乱,夫余国失去中央王朝的保护后,迅速衰落乃至亡国。

“八王之乱”成因新见

“八王之乱”的爆发是有其原因的,在晋武帝死前,西晋已经形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自上而下依次为皇帝、外戚、宗王和门阀。晋武帝死后,即位的惠帝是一位弱智皇帝,来自顶端的操纵力量不复存在,各种势力于是依次上台和灭亡,门阀则在最后居于主导地位。整个事件的发生,最终应归因于皇权与门阀的矛盾。

论两晋、南朝统治宁州及对宁州民族关系的影响

西晋据有宁州不久,遂改变两汉以来在宁州的治策,改而施行强硬的镇压政策。以后宁州的政局出现动乱,宣告两晋在宁州的统治以失败告终。除政策失误外,两晋统治宁州失败还有未处理好与宁州大姓关系方面的原因。南朝继两晋之后统治宁州,由于南朝自身衰弱和宁州地区长期动乱等方面的原因,南朝对宁州地区的统治,大部分时间是鞭长莫及。另一方面,两晋、南朝时期,宁州地区社会结构的改变和民族的融合却出现了深化的趋势,乃至形成了新的地方民族白蛮。

以《晋故中书侍郎荀岳墓志》为中心考析西晋社会礼俗

依据西晋人的取名礼俗与族属谱系,可以推证出荀岳家族墓志中子嗣生卒年月、仕宦履历及姻亲谱系。墓志记载了生前聚族而居,死后聚族而葬的丧葬礼俗,是家谱在墓志中的再现。墓志文本范式反映出家族兴衰荣辱与当时社会礼俗之间的文化同构。聚族附葬习俗,体现出附葬者与墓主人之间、生者与死者之间的一种亲族同门情义的认同。墓志中的拜时妇、三日妇之婚俗,突破了"周公六礼"之约束,在西晋社会动荡的背景之下,有利于家嗣的传衍,是合乎现实的选择。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从历法的角度探讨"四十二年"和"四十三年"逨鼎的历法关系,可以得出"既生霸"是初九的认识。该器符合厉王时期的历法。西周铭文中的王号生称、死称相同,具体铭文应分别对待。共和行政十四年应归属于厉王纪年范围之内,即37+14=51年。逨鼎诸器和晋侯稣钟同属于厉王时期的器物。西周金文中的月相词语是定点的,各指月中固定而又明确的一日。

西晋将军兼任都督诸军事问题的考察

西晋时期,国家设置将军和都督诸军事。西晋国家使都督诸军事的设置与将军号结合起来。实际都督诸军事是将军的兼任职。西晋国家依据都督诸军事的"都督"、"监"、"督"三等级确定兼职将军的品级,因而,将军的品级可以体现出都督诸军事的等级差别。在都督诸军事任职期间,西晋国家能够迁转他们所领的将军号,其目的是要进一步加重都督诸军事的身份地位。

两晋之交司马氏正统南移的过程

为了考证西晋末年政权剧变造成皇权传递的短暂混乱,揭示这一时期皇权正统南移的过程,运用实证方法对史料进行深入分析。分析认为,西晋末年"八王之乱"导致政权崩溃,继以异族入侵、五胡乱华,中原局势土崩瓦解;洛阳重臣纷纷于各地拥立司马氏近枝宗室建立临时政府——行台,均以正统自居;琅琊王虽于此前经营江南半壁已具称帝之势,但种种原因使他在正统性上存在棘手问题,致使其一直默默无闻,直到晋元帝建鼎江南才真正完成帝业南移。

新见石刻画像《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辨识

悄然现身的《唐僧师徒取经归程图》虽然缺失了确凿的年代证据,但仍可判为金代石刻画像,它是现在所见最早的一幅四人一马取经图,对于《西游记》成书研究有重要意义。判其为金代画像的证据:一是山西金元《礼节传簿》中的队戏《唐僧西天取经》和元代磁枕取经图证明,四人一马取经图在元代之前已经产生;二是该图表现的是明确的归程故事,以白马驮经为主要特征,至元代白马的功能已开始向骑乘转化,因此它无疑为早期作品;三是孙悟空头戴的"东坡巾"盛行在宋金,具有鲜明的年代特征,元代变异汉服,已经少有这种巾帽。

试论两晋时期的国家出版机构

作为国家编撰出版机构,秘书监、著作郎等到两晋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这个发展可概括为几个方面:首先,二者职掌更加明确,朝着专职图书编撰机构的方向靠近,主要职掌图书典籍的编撰、收集、整理,而与现实政治之间愈加疏远;其次,二者的组成人员、办事机构都已经基本固定,都有固定朝服,其人选在多数情况下,由本省长官独立选取;再次,已从著作官员发展成为著作局,隶属于秘书监,并从此摆脱隶属中书省的地位而独立成府。

两晋宗室封爵承封谳议

两晋宗室承封王深刻影响了两晋政治发展。两晋宗室封爵主要以嫡子、嫡孙承封,辅之以庶子、庶孙承封,嗣王承封时间以逾年承封为准。两晋宗室承封王的封国等第和封户数额随世数而有变动,但未形成定制。由西晋而东晋,宗室封爵承封由庶子、庶孙承封者人数有所增加,承封亲属范围扩大,但两晋宗室封爵承封仍然严格限制在五服之内。两晋宗室封爵并不严格贯彻长子承袭原则,长子出继现象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渊源。

晋唐时期西王母形象的世俗化趋势

晋唐时期西王母的形象呈现出世俗化的趋势,这是从先秦以来价值观念变化的结果。主要表现于西王母的形象一改先秦两汉时期的怪异象形,开始具有更多的人情化因素,甚至于有了自己的感情寄托。这一变化趋势既与晋唐时期女性的自我解放密切相关,也与晋唐时期中国社会环境的变化极为一致,是古代农耕传统在价值观念上的折射。

两晋南北朝河西僧人西行及河西的译经活动

两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经由河西东传,故而敦煌、凉州等地佛教非常盛兴,汇聚天竺、西域各族(主要是西域各族)译经、传教的僧人,历时既久,河西地区也孕育了一批本土僧人,对佛教在中原及江南的弘扬起到了重要作用。敦煌、凉州等地一时成为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河西在佛经传译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本文从经河西西行僧人及河西本土僧人西行取经,以及凉州译经状况及其推动佛教传布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

两晋宗室司衮要论

两晋宗室任诸公者均爵为诸王,高官、高爵形成对应,且宗室担任诸公呈现明显的阶段性特征。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多为勋旧贤能、望实俱显者,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多因地近属尊,以亲亲司衮。西晋宗室任职八公者大都兼领实职,尤其永熙后多以衮职或参与中央决策、或出任要州都督,且屡有以诸公专断朝政者。相较西晋,东晋宗室任职诸公者人数锐减,任职时间缩短。西晋时期,宗室诸王、宣帝旁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均多于武帝嫡系诸王,东晋时期则是元帝系诸王担任八公者人数、任职时间皆占多数。凡此种种,对两晋政治格局变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儒家政教观与魏晋赋格建构

在三国儒运衰微、西晋儒术复振、东晋玄儒消长的过程中,宣扬王权一统、四海归一仍是其间重要的文人心态和文学命题。魏晋咏物赋具有鲜明的儒家"比德"观的痕迹,而其篇幅容量和表现技法又有着异于汉赋的细入、周密、采缛等特点。此外,魏晋的变乱局势激发了文人关注个体生命价值、追求个性自由、独立批判、注重挖掘和表现内在情志等主题,更是创新性的拓展了汉赋言志讽喻的传统。儒家政治文艺观念在流变中不断向魏晋辞赋渗透,并对魏晋辞赋精神气格的建构产生深远影响。同时,魏晋辞赋对于儒学影响的剥离运动也始终存在。魏晋玄儒并济的赋风、东晋玄言赋的兴起与纯自然化笔法的推广,均是其表现。

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的特点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大动荡的时期,也是一个祥瑞灾异发展的高峰期,祥瑞灾异也呈现出与其它时代不同的特点。祥瑞灾异多、祥瑞灾异泛化及出现有关佛教、道教的现象是这一时期祥瑞灾异的显著特点。汉代天人感应思想的延续、祥瑞灾异特有的政治功用以及玄学、佛教、道教的发展为这一时期祥瑞灾异兴盛的主要原因。

两晋、刘宋统治益、梁政策之异同

晋武帝在徙民、削州刺史之权同时 ,还在益梁实行奖拔蜀人的用人政策 ,东晋控制益、梁后 ,则摈巴蜀人士于统治集团之外 ,导致谯纵之乱。刘宋政权除排抑蜀人外 ,还加强了控制 。

谶谣与两晋南北朝政治

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治生活深受谶谣的影响和支配。从内容看,当时的谶谣主要分为预见总体政治形势、预测具体政治事件、预言特定政治人物三种类型。从实践看,谶谣不但在政治决策、劝谏君王、改朝换代、民间抗争、确立年号、任官选将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还发展成为政治斗争的预警手段和另类武器。作为一种常见的言论标签,谶谣能够盛行,离不开谶与谣各自的特点、社会的普遍心态以及观风察谣的政治传统。

蜀汉史家谯周的形象变迁

不同时空的史家对于同一历史人物有着不同评价,这种现象在史学史上屡见不鲜。谯周曾因力劝蜀汉后主刘禅开城投降而在历史上饱受争议。西晋之际,谯周形象颇为正面,但永嘉南渡之后,谯周开始受到史家的指责,其形象也开始逐渐转为负面。谯周形象的变迁,说明史家根据自身价值判断会对相同事实的认定做出不同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