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马克思的国家治理批判与思想方法转换

面对欧洲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呈现出的国家治理问题,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中围绕相关议题进行了逐渐深入的批判。《莱茵报》时期主要批判普鲁士官僚制度的治理缺陷,开始了对理性国家观的怀疑。经过克罗茨纳赫时期研究视野的时空拓展,以及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中确立的立场和方法,到《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批判由政治国家深入到市民社会领域,指出了私有制是资本主义国家治理的根本症结。马克思在不断深化的国家治理批判中,实现了向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方法的转换,理解这一过程对于剖析当下推进国家治理的理论与实践创新有重要启发意义。

基于天津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的国省对接与部门联动快速叫应平台的设计与应用

依托天津市政务云资源,基于天津市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系统(二期),建设预警快速叫应联动服务数据对接模块,完善基层部门灾情直报信息、灾情月(年)报信息、叫应服务信息、联动部署信息等多类数据的录入、审核、上报到国家级平台的全链条业务服务流程,有效解决现有业务环节中数据接入、传输、共享、备案等各种实际问题。该平台在“杜苏芮”台风重大气象服务保障过程中广泛收集了天津市各级预警服务反馈评估数据,在防灾减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际农村学前教育普及与发展的经验及启示

农村学前教育普及是保障弱势地区幼儿受教育权利、推动教育公平的重要举措。当今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政府均明确以优先普及农村学前教育为基本战略方向,通过确立政府主导地位,实行以财政投入为主、公办园为主、推行国家普及项目等方式大力推动农村学前教育普及,取得了显著成效。充分借鉴国际成功经验与政策举措,对我国有效破解农村学前教育普及难题、解决农村学前教育长期薄弱滞后痼疾,促进农村学前教育普及具有重要意义。

国民政府初期对高等教育的整顿(1927-1937年)

国民政府成立之初,全国高等教育正处在所谓"大学热"时期。为改变高等学校"数量增加,质量低下"的状况,国民政府对高等教育进行了整顿。其中取消单科大学、限制滥设大学,加强对私立院校以及教会学校的控制与管理是整顿的重点。为此出台了一系列的法规政策,目的是全面加强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控制以"限制数量、提升质量"。规范和控制相结合是国民政府初期整顿高等教育政策的主要特征。此次整顿还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整理方式以"裁、并、改、停"为主;第二,整顿内容始终围绕限制大学滥设、加强对私立院校的控制和管理展开;第三,政府整顿高等教育的法规和政策具有一定的灵活性。通过这次整顿,改变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发展中的无序状况,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的整体水平。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也确立和加强了国民党在全国高等院校中的渗透和影响。

论国民政府初期职业教育的发展及启示

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了多起职业教育的议案;戊辰学制对于职业教育在学制中的地位再次确认;政府和各省都在积极提倡职业教育。这个时期职业教育发展的原因在于国民政府的积极倡导、过去职业教育的衰微以及教育工作者的不懈提倡。其影响主要是农村职业教育开始受到重视、政府在法令上更加重视职业教育等。职业教育在国民政府初期的发展对我国当今职业教育的发展具有借鉴价值。

实处与窄处:民族复兴运动时论中的新生活运动

国民政府初期的民族复兴运动本起于民间,是"思潮"的一种强化说法,但这种社会意识氛围,正好为取得执政地位不久的国民党当局所运用。蒋介石亲自发起新生活运动,使时人发生民族复兴运动可落到实处的想象,但其提倡的礼义廉耻、服从命令、国民生活军事化所包含的特定政治意图,暴露出严重排他性和狭隘性,"实处"沦为"窄处",效果难彰,变成"纸上的运动"。这可能是常态建设"运动"化、社会运动"政治化"很难避免的结局。

国民政府初期的货币危机与“废两改元”政策

1933年,随着西方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和美国在国际上的大量购银,长期处于“两”“元”并存局面的中国出现了严重的货币危机。为了应对危机、发展经济和巩固政权,国民政府实施“废两改元”政策,虽然步履维艰,但“废两改元”最终完成了中国币制的统一,确立了银行业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同时也促进了工商业的极大发展。

建国初期城市基层治理的结构研究

20世纪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之深刻莫过于1949年以来国家权力对基层社会的嵌入与改造。从长时段看,它是应对晚清以来"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国家解体溃散,社会危机持续加深的产物。此举改变了自秦汉以来,国家权力达至郡县的制度结构,构建了现代民族国家所具有的强大社会动员与组织能力。因此以"结构"为研究视角,探究20世纪50年代国家政权对基层社会的形塑,有助于深化对当代中国史的研究。

《二年律令》所见二十等爵对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的影响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包含较多有关西汉初年二十等爵的史料。从这些史料可以看出,二十等爵与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有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为,二十等爵与授田制结合,二十等爵国家治安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养老制度结合,二十等爵与国家赏赐制度结合。二十等爵贯穿于这些制度之中,对稳定西汉初年国家统治秩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汉代的初郡制度

据文献记载,可以重新确定汉初郡的范围,认为其中不应包括南海郡。随着郡、县等职官的设置,初郡形式上就与汉郡相近。而初郡"以其故俗治"的政策,西汉基本未变,前后承继有着长久的政策连贯性。但进入东汉后,该政策不断遭到破坏。在原初郡内"可比汉人,增其租赋"及地方官对故俗的主动改造,成为东汉华南郡国叛乱不断的重要原因。而随着东汉时对"以其故俗治"和"毋赋税"等政策的破坏,初郡制度逐渐消失。

国营与民营之争: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早期探索

孙中山先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的两路开发中国实业方案 ,开启了贯穿国民党统治始终的国营与民营经济分野标准之争 ,也引发了思想界对中国经济现代化理论的思考与探索 ,推动了该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其间 ,三种思想趋势尤为引人注目 :其一 ,在经济现代化模式上 ,由对发达国家的单个模仿 ,转变为以中国为基础而博采众长 ;其二 ,在经济现代化的任务上 ,由以强国为中心转变为以富民为中心、富民与强国并重 ;其三 ,在经济现代化的方向上 ,由以社会公正为先而强调扩大国营事业范围 ,转变为以经济效率为先而淡化国营与民营经济范围的划分。国民政府没有及时总结这些理论成果 ,并纳入其决策与政策之中 ,导致了其战后经济重建的失败与政治上的迅速垮台。

20世纪30年代中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对地方自治政策的调整

针对20年代末30年代初全面推行地方自治出现的弊病,南京国民政府于30年代中前期相应地对地方自治进程作了富有弹性的规定,将保甲制度纳入地方自治之中并大力推行县政改革。保甲纳于自治,国民政府似乎从事实上避免了在基层推行两套政治制度的矛盾冲突,在形式上又给传统的旨在加强基层社会控制的保甲制度披上民主自治的外衣,看似一种完美的制度创新,实则使地方自治开始实行初期的一些民主自治思想遭到极大损害,更加败坏了自治名声。由于民众对推行保甲出于被动而非主动,以从上而下的保甲制度来培植从下到上的地方自治不仅未能走出"以官治求自治"的老路,反而越走越远。同时,保甲本身也无多大成效。

1927年初李大钊的外交活动——从《关于最近外交团的态度的报告》来看

《关于最近外交团的态度的报告》是一份研究李大钊在1927年初开展外交活动的重要材料。根据这一材料我们可以看出李大钊为武汉国民政府进行外交活动的一个侧面和李大钊在英、美、法和日本外交使团中所作的外交努力。1927年初李大钊的外交活动,对于武汉国民政府争取外交上的主动,策应北伐战争的进行,有着重大的意义。

国民政府初期宋子文金融机构改革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发生重大变革,在金融方面突出表现为新式银行的出现与银行制度的更新及重建,其中,20世纪初中国中央银行的创设与发展对中国金融现代化进程起了极大促进作用。文章立足于国民党政权筹建中央银行时的国内外金融发展形势,探讨宋子文关于金融机构改革的思想、举措与作用,以期有助于全面开展民国时期金融机构历史研究,并为当代中国金融体制改革提供历史借鉴。

建国初期国家建设中的运动式治理特征——以聊城地区的水利建设为例

运动式治理是国家治理中一种重要的表现形式,并且在建国初期的国家建设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山东聊城地区是洪涝灾害多发地区,在建国初期的水利建设中,地方党和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广泛调动人民群众积极参与,开展了一场有组织、有目的、规模较大的治理运动,这显著地体现在防汛工作中。这个过程体现了运动式治理的群众性、社会性、政治性特征模式。检视运动式治理中的国家与群众关系,群众是主体,但国家扮演着极为重要的领导角色,它的力量大小对治理的顺利进行有着莫大的作用。

国民政府初期国立大学的教育收费风潮二则

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国立清华大学和国立第四中山大学出现教育收费风潮。在教育收费风潮中,政府、学校、教授和学生角色各异;国立大学教育收费风潮促使国立大学形成统一的教育收费制度,促使国民政府普及教育理念在高校具体化,促进高校就学援助的发展。

民初中央和地方关系探析(1911-1916)

民初的央地关系一方面处在国家转型的大环境下,另一方面也深刻制约着国家的转型。辛亥革命后,由于对抗性的央地关系,中央政府始终没有获得充分合法的权威,积聚起强大的国家能力,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整合,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任务。近代中国迫切需要一个新兴的主导力量,这支力量必须能打破央地权力的既有格局,有效地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动员和治理,唯其如此,才能把中国引入现代民族国家建设的理性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下的知识产权安全治理体系研究

知识产权关系国家安全。既有研究着眼于具体风险,缺少基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理论阐释,难以回应日益复杂的知识产权安全形势。维护知识产权安全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回答治理什么、谁来治理以及如何治理三个问题。本文从本体论层面总结了知识产权安全的内涵,指出了知识产权安全的特征,明确了知识产权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定位;进而回答了知识产权安全治理对象、治理主体与治理路径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以国家知识产权安全战略为指导,知识产权安全法律制度与政策为主要手段,协同产业预警与应急机制和企业合规体系的现代化治理体系。本研究在理论上发展深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知识产权领域的具体意涵,在实践上可为我国知识产权安全治理路径选择提供参考。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前期南京国民政府基层警政建设浅论

南京国民政府形式上统一中国后,为推行地方自治和建设现代化国家的需要,开始致力于基层警政的建设。国民政府颁布了相应的法令法规对基层警察建制作了规定,以期实现国家对基层的有效控制。但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事权不统一、经费严重匮乏、缺乏训练有素的员警、传统治安力量与现代警察间的冲突等原因,使国民政府的基层警政建设收效甚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工人教育问题述论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伴随着近代工业的发展和工人群体的壮大,以及西式教育的影响,工人群体逐渐受到社会重视。如何将业已发展壮大的工人群体纳入到国民教育体系之中,从而更有效地维护自身统治,国民政府采用了"工人教育"形式。通过对工人教育的兴起、筹划与实行、经验启示等方面的考察,分析,从而管窥国民政府时期工人教育的总体概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