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时期罗马和贵霜对西域归属汉朝的认知

有汉一代,西域被正式纳入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格局之中,与此同时“西域与中原地区是一个整体”的观念也开始形成。这一观念不仅体现在中央政权对西域管辖权的宣示和西域各民族对中央政权的认同,也体现在域外国家对西域归属中国的认知。东汉时期,不论是罗马帝国的马其顿商团,还是迫使部分西域地方政权纳质的贵霜统治者,均将西域视作汉朝的一部分。这不仅与汉朝中央、西域地方政权对西域属于汉朝的认知形成呼应和对证,而且开辟了日后亚欧大陆诸多民族对西域与中原地区一体性认知的先例,进而从思想史的层面和世界史的视野佐证这一事实,即汉代以后历代中央政权经略西域的实质,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对在汉代已属一体的中原地区与西域的不断整合,而非西方帝国历史经验中的“征服”。这一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审视近代以来部分国外学者在新疆历史认知上的局限,以及长期流行的“中原地区—内亚”二元对立视角,重新看待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态的特殊性和延续性。

东汉末年曹操、曹丕经略河西考论

东汉末年凉州爆发叛乱,中央难以平定。又逢董卓之乱颠覆东汉皇权,河西自此陷入纷乱局面。曹操控制献帝号令诸侯后,初以关东战事为重心,未遑西顾。仅对关陇河西采取拉拢羁縻之策,这些地区的实际控制权其实仍在诸地方势力之手。待曹操平定关东,降服关陇诸将,方着手经略河西。对待河西问题,曹操采取徐徐图之的蚕食策略,驻军金城、武威,坐观诸将争斗而缓收其利。曹丕掌权后,改变策略,分置凉州而遣刺史、太守意图将河西诸郡纳入中央政府统治,于是黄华、张进、麴演等作乱于河西酒泉、张掖、西平三郡,抗拒曹丕势力西进,曹丕使汉军西进戡乱。而敦煌郡倒向曹丕,出兵东迎太守,与曹丕东军夹击酒泉、张掖叛军,河西最终纳入曹丕掌控的东汉中央政府治下。

东汉西北边地移民问题探析

东汉政府在西北边郡移民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建武年间由于西北边疆不宁,大规模省并郡县并内徙吏民,借保民之机充实内地;明帝、章帝、和帝时期国力恢复,积极徙民实边同时内徙羌民,补充西北地区及关中地区人口流失;东汉中后期自然灾害频发以及西北局势恶化,朝廷内出现遣返移民的提议并执行。加之羌乱不断,朝廷“弃凉”朝议未果,出现“弃郡内徙”。东汉对西北边郡的移民是以国家为主导的动态发展过程,但面对西北地区强大的割据势力、边疆民族冲突等问题,朝廷对西北的控制非常有限并且逐渐减弱甚至无力控制。

东汉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的文化内涵探析

东汉人形柱三层绿釉陶榭出土于河南淮阳九女冢,该陶榭的凤鸟脊饰是远古图腾文化的遗存,“双性同体”人形柱造型是陈楚文化特有的标志。从图腾崇拜、生殖崇拜、伏羲文化、老子文化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揭示东汉人形柱绿釉陶榭所蕴含的远古文化内涵。

“守在四夷”理念在东汉北部边防的运用

东汉建立之初,在其北部边防的治边理念上由前汉的“多事四夷”转为“守在四夷”,这一转变的动因包括东汉政府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边疆问题的决策体制以及北方游牧民族所带来的压力。东汉政府通过设置职官来监护内附的诸夷、利用夷兵以夷制夷、内徙边民以期实现守在四夷的治边成效。总体来说,在北部边防上实施“守在四夷”的策略是对当时内外环境变化的应对,其实施取得了巩卫北部边防以及减少国家财政支出的效果。

东汉时期简牍书法形式美赏析

探索简牍书法的目的,是因该类书法作为一种较陌生化的传统书法资源,更大限度保留了古代书法家的原始墨迹,定格在书写书法的最鲜活状态,保留着独特的笔墨神采、形式特色、书写力度和墨色入竹的别样韵致。随着我国考古事业的不断开展,其资源也在不断被开拓,并逐渐被书法界所认识和重视。笔者私下以为通过对简牍书法的研究和习临,较之经过二次创作的碑帖书法范本,更多保存了书法书写时原始笔墨样貌和鲜活逼真的情感节奏,且接近书者真实的演教形式。对其进行审美赏析,就是想在现实与这个“崭新”又“陌生”的书法“新领域”之间构架有效连通,挖掘简牍书法的更多现实价值。方法是以点(单字)、线(单条)、面(单位面积)进行由小到大的审美结构分析,探寻单字、单行乃至特定区域的书法艺术形式和审美价值,是坐着深切体会到作者一呼一吸间的书法艺术审美体验。对于学习和研究都大有裨益,效果必是事半功倍的。

权力源自资源掌控吗?——以东汉政治斗争史为参照系

“权力”因为与“硬性强制力”之间的天然语义关联,一向被主流社会心理学家视为各种软性力量的对立面。由于硬性强制力又一直被理解为对于资源的控制力,所以权力也一向被视为资源控制状态的衍生物。但英国社会心理学家特纳的权力模型则帮助我们看到了上述软性力量对于此类硬性力量的奠基作用,以及资源控制机制自身对于上述软性理想的依赖性。特纳理论模型背后的哲学理由则是这样的:人类乃是一种具有情感与理性的动物,而人类的暴力能力本身又在特别的情感与理性理由的支配之下。因此,若脱离人类的共情力与理性理解力去抽象地讨论暴力的强迫机制,就无异于将人贬低为没有内部心灵生活的纯粹机器。不过,特纳对于人性的哲学素描却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由于人脑的先天生理与心理机制的局限性,人类很容易被外界的信息所操控,并因此成为信息操控者的工具。由于信息资源本身也是一种资源,而信息控制力也算是一种硬实力,所以,传统的基于资源控制的权力观至少在信息控制这一维度上还是有其合理性的。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能兼容经典权力观与特纳的新权力观之特征的混合式权力观。由于这种新权力模型对于说明权力架构的动力学特征具有解释上的优势,充满嬗变的中国东汉政治斗争史可以为上述模型的普遍适用性提供相关的检测性材料。

文化地理学视角下的东汉私学论析

东汉虽然是重建汉王朝,但与西汉相比已发生巨大变化,私学的繁盛即是一例。从文化地理学视角看,私学教师主要来自陈留、南阳、北海、扶风、琅琊、汝南、颍川、广汉、京兆、蜀郡和沛郡等郡国,教授地点则分布在河南、陈留、颍川、弘农、汝南、南阳、京兆、广汉、扶风和琅琊等郡国,这些郡国所在的河洛、关中、巴蜀和齐地等区域可谓东汉私学的核心区。在各区域内部郡国之间私学的发展也不平衡,有核心与边缘之分。不同尺度私学核心的形成与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习惯上所谓东汉文化发达区可能是私学的边缘区,而文化边缘区也有私学的核心。对不同文化因素空间分布的研究会细化对汉代文化中心的认识,文化中心区并不意味着是所有文化组成因素的中心,文化边缘区也可能是某种文化因素的中心。

东汉都城洛阳礼制文化研究

刘秀在原郡县洛阳城基础上,按都城礼制规划理念进行了增建。南宫大朝居中,左右分立庙和社,正式形成都城的“左祖右社”布局。庙则改西汉分散陵庙制,实行诸帝神主一庙“共堂”的集中庙制。南宫四面辟门,其分别名青龙、白虎、玄武,南门名端门,有似周正寝“路寝”门,这些均是阴阳五行观念在都城营建中的体现。端门前大道,通过南垣平城门直达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大朝正宫之南的礼仪御道,由南宫南屯司马统一执掌卫护。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各具独特建制而分立,明堂用于祭祀五帝,灵台用于望气观天象,辟雍用于举行射礼、养老礼,太学为教授经学,南郊礼制建筑群成为宣教礼仪的中心。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已成历代都城之定制。东汉洛阳开启了典型的古代都城礼制文明之模式,对后世历代都城礼制文明建制有着深远影响。

早期拓跋鲜卑与东汉、曹魏、两晋政权关系研究

历史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成果证明,早期拓跋鲜卑对汉文化高度认同,重视与东汉、曹魏、西晋、东晋等政权建立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交往交流交融。

环境与社会的互动:从新出简牍看东汉基层社会聚落

长沙及其周边地区出土的东汉时期简牍反映,里既是户籍登记单位,也是实际居住地。但随着人口的增加,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资源,不少丘、渚、州等自然地理单元逐渐形成聚落。其中,丘已经普遍化,成为组织农业生产与征收田租的基本单位。新形成的聚落仍然实行“比地为伍”的社会控制策略,如丘内设有小伍长。在社会治安方面,州内设有例游徼,交通要道置例亭长,以防止奸慝发生。东汉时期基层社会治理大致延续了秦及西汉时期的策略,乡里社会的权力体系和治理结构仍然是一元化的,但环境与社会互动导致的聚落形态多样化,使基层社会人地关系更加复杂,社会治理难度有所增加。

东汉建武年间辽东郡行政归属变迁考论

东汉建武年间,辽东郡曾“属青州”又“还属幽州”。民族、自然因素导致大凌河古道、傍海道通行不便,中原与东北陆路交通受限,环渤海航线发展为辽东郡“属青州”提供了便利条件。刘秀在“北边”采取收缩防御战略,西域、并州乃至幽州部分边郡参与其中,使辽东郡成为帝国制衡北方民族的核心,为此需与内地保持常态、高效的联系,“属青州”势在必行;此后,“连年旱蝗”导致匈奴分裂,东北民族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大凌河古道再度畅通,促使辽东郡“还属幽州”。汉之后,唐、明华夏大一统王朝重视辽东主权与行政归属,最终形成“辽为首疆,中夏既宁,斯必戍守”的战略定位。

东汉《左传》传播方式考论

东汉是《左传》学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上承西汉,下开魏晋,是《左传》学由形成走向鼎盛的过渡时期。《左传》在东汉得到广泛传播,包括学统传播、应用传播以及文本传播,其中学统传播是《左传》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论东汉外戚封侯

东汉外戚封侯始于光武帝时期,并集中于东汉中后期。外戚封侯以东汉皇帝颁布的诏书作为重要依据,涉及外戚封侯的程序、对象与标准、食邑制度等内容。东汉外戚封侯反映了外戚和列侯存在一定等级对应关系,不仅确定了外戚群体在爵位等级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而且成为外戚扩大权势的一项措施。这一现象与东汉政局演变密切相关,并在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功能与弊端。但就整体来看,东汉外戚封侯发挥的社会功能居于主导。

东汉时期东海国相关问题新探

围绕着东汉时期东海国的封号、封域以及世系等问题,目前存在多种不同的观点。通过对传世文献以及出土材料的梳理可知,东汉献帝建安十七年前东海国的封域应为鲁与东海,二者皆为国相治理,光武帝通过鲁国属州的调整,相对削弱了东海国的势力,同时达到了优雍东海国的目的,明帝永平元年“还东海”的举措并没有成功。传世文献之所以呈现“鲁国”与“东海郡”的不同记载,是为了区分整个东海国(包括鲁与东海)与单独的“东海国”。献帝建安十七年出现的两个东海国,学界历来众说纷纭。一个合理的解释是,献帝将原东海国所辖的东海郡重新分封为新的东海王,原东海国则仅辖鲁郡,成为实际上的“鲁王”。

东汉官吏诈病现象研究

东汉时期官吏们出于政治、伦理道德、人际关系等原因而选择诈病。诈病期间,官吏们拥有一种“病人”身份,在行政程序上,他们能够合理地拒绝进入、退出官僚队伍。但“病人”身份被人识破的官吏,可能因此遭到惩处。对多数诈病的官吏而言,“患病”是其进行政治博弈的筹码。借助“患病”,部分诈病的官吏可以传递出难以明言的政治隐意,隐晦地表露个人期望。官吏诈病是东汉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侧面。诈病是政治生活中的一种策略,它是否被运用,取决于官吏的个人需求。

笃行淳备:东汉南阳邓禹家族家风

家风是一个家族世代相传的优良传统,对家族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东汉邓禹家族在优良家风影响下延续近一百五十年,深刻影响了东汉政局。以邓氏家风为切入点,采用文献分析法,分析了邓氏“笃行淳备”家风的内涵及其在特殊历史时期对个人品格与家族发展产生的影响,为进一步深入认识东汉时期的社会风貌提供新视角。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三座东汉墓发掘简报

2018年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布里村新发现的3座东汉墓进行了发掘。3座墓葬形制基本完整,虽经盗扰,但仍出土随葬品119余件(组),主要为陶器,还包括少量铁器、铜器以及若干钱币。此次发掘为研究西安、咸阳地区东汉时期的丧葬习俗、社会生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论东汉辞赋家的“现实性”赋学观

东汉辞赋家将自己创作描写的笔触伸向更为广阔的社会范围中,把世情百态、民生疾苦等社会政治问题作为创作素材,直接揭露批判社会现实黑暗,形成了具有批判性、针对性、总结性的“现实性”赋学观。这种“现实性”赋学观的形成与社会政治、儒家思想文化等密切相关。同时,抨击时政、痛斥时弊的赋学观对后世现实性文学的发展也具有一定的影响。

释东汉魏晋镜铭中的“羲”字

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的铜镜中,有一常见套语作“众△主阳”,由于字形减省、讹变严重,一直以来未有定释。本文以字形为基础,结合此类铜镜的具体语境及纹饰特点,将其中的疑难字读为羲和氏的“羲”字,并对此句文意进行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