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帝的民间性及其多重建构价值——兼谈张振犁先生与中原神话学派

历史文献典籍对黄帝的谱系化建构、脸谱化塑造,令黄帝的形象过于政治化、符号化、统一化。当下各地方兴未艾的黄帝祭祀,继承了这一符号原有的内在意涵,强化了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代表了官方的意志和诉求。黄帝祭祀之所以能够再次进入公众视野,是因为黄帝所承载的信俗功能,其背后起关键作用的恰恰是其民间性。支撑黄帝祭祀民间性的则是作为信俗的黄帝信仰的民俗属性和作为口头传统的黄帝神话传说的民间文学属性,两者对于正史研究的推进、作为文学形象的黄帝的塑造、作为人文始祖的中华民族认同等方面具有多重建构价值。这是以往研究常常忽略的部分。张振犁先生及其提出的中原神话学派,为此提供了丰富的学术材料和重要的学术视角。

道教文化中“北帝”的信仰及发展

北帝是道教的神灵,他最初只是酆都地狱的掌管者,是地位低下的鬼官。在南北朝末至唐代和北宋末年以后,北帝的信仰先后两次发展,北帝的地位得到了很大提升,围绕着北帝出现了新的庞大的神灵体系,北帝信仰也从一部分道士的信仰发展成为整个道教的主流信仰。而北帝信仰的第一次发展是众多道士推崇的结果;北帝信仰的第二次发展则与北宋朝廷的推动有关。

唐人的孝亲观念与孝亲诗

唐人深受儒家思想影响,于敬老尊亲、孝敬父母尤为重视。唐人的孝亲观主要体现为善事父母的养亲观、居丧致哀的祭亲观和忠重于孝的忠君观,这在诗歌中有充分体现。此外,唐人的孝亲观念和孝亲行为对士人的出处变动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郭崇韬族灭之祸及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五代后唐名臣郭崇韬虽于辅弼李氏取天下时,以谋议佐命功居第一,同光辅政又竭忠无隐,然天下既定,君臣皆心随境转,故其整觞吏治、限制藩镇、抑裁伶阉、靳惜财用等诸多举措,不仅使朝野怨愤,亦皆触忤庄宗。至其伐蜀,虽建前代所无之功,却反遭诬陷而致族灭。郭氏之祸,实为时代的悲剧。而倘若崇韬无祸,则后唐差可消灭契丹,如是,自当无石晋割地称臣之历史先例,庶几亦无潭渊辱盟之灾,那么,后唐之后的中国历史,或许会是另外一种走向。

论韩愈对李实的矛盾态度

韩愈《上李尚书书》与《顺宗实录》中对李实的评价完全相反,因为《顺宗实录》是韩愈主持修撰,故后世论者均据此发表议论,樊汝霖、魏了翁、王元启、罗大经、顾炎武等,各持己见。然尽管韩愈对李实的态度确存矛盾,考察《顺宗实录》的修撰情况,其中所书之情却未必出自他之手,故就此发表议论有失偏颇。韩愈之"谄"与其文人身份和清客生涯相关,对他的议论纷呈缘于其文人道学双重身份,亦反映了对他接受的广泛性。

论宋代炎帝国家祭祀与炎帝形象诗歌书写及其意义

宋代炎帝国家祭祀主要有五方帝祭祀、感生帝祭祀、明堂祭祀、籍田礼祭、蜡祭和炎帝陵祭,相比于前代的炎帝国家祭祀,宋代炎帝国家祭祀既是一种传承又有创新。尤其是炎帝陵祭,在传播炎帝信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开后代炎帝陵祭之先河。这些祭祀反映了宋人的炎帝“农神”信仰和“火神”信仰,二者连同炎帝“药神”信仰构成了宋代炎帝形象诗歌书写的主体。这些诗歌彰显了宋人以农为本、重农利民、厚生爱民的民本思想,寄托了宋人对国家兴旺、民族繁荣、自然和谐的美好愿望,昭示了宋人不畏苦难、舍己为人、济世利生的人文关怀。

汉武帝封禅的再认识

近年有文章说 ,司马相如的“封禅文”是对汉武帝封禅的“讽谏”和“尸谏” ,是“讽武帝不要夸功封禅” ,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也是反对封禅的。武帝封禅是迷信神仙的活动 ,但司马相如和司马谈父子并没有反对封禅 ;武帝本人对迷信神仙也有一个认识过程 ,晚年有所觉醒 ;简单否定是容易的 。

关帝信仰与泰山文化——以红门关帝庙为中心

古代泰山上下的关帝庙有几十处之多,今红门关帝庙为硕果仅存。其庙在明清时期经历过多次修葺和扩建,留下了诸多的碑文石刻。通过对其碑文进行研究,能够清晰地了解到明清时期关帝信仰在泰山地区的巨大影响力。

从巩义石窟寺皇帝礼佛图看北魏皇权的发展

皇帝礼佛图是北魏时期的创新,反映了北魏皇帝的自我认同。过去的研究多从风格、类型的分析方法出发,忽视了皇帝礼佛图的政治功能。通过分析巩义石窟寺皇帝礼佛图的文化意涵,还原该空间设计的原初语境,发现皇帝礼佛图的雕刻是为了再现北魏皇帝托生“佛国世界”的场景,传递皇权永恒的观念。在北魏皇权发展的进程中,皇帝礼佛图以其传播方便和视觉上的冲击力,塑造了皇帝的神圣性,让人们能够直观地观看皇权。

隋文帝时代地方社会的信仰生活与区域治理

隋文帝对地方民众信仰生活的管理吸收了南北朝时期的经验教训,改北周武帝的灭佛为崇佛,这使得隋初的地方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佛寺复兴活动。地方官府对民间自发的信仰活动进行了支持与引导,使之向利于统治的方向发展。同时,为树立新朝正统和个人权威,隋文帝主导下的官寺兴建活动推出了完全不同的官方信仰体系。作为曾经的信仰中心,襄州不仅是南北文化的交汇处,更是与隋王朝新旧疆域的边界。这一地区在隋初呈现出复兴旧寺启法寺与新建官寺兴国寺并立的信仰格局。两座大寺在本地社会影响力的进退实际上就是隋前期国家地方治理的两种管理模式在信仰生活领域相互碰撞、融合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以民间大寺启法寺赢得官寺之名而结束,并深刻影响了唐代的官寺与官方信仰管理政策。

汉代生死信仰的变迁与汉画像石的兴盛

汉画像石经历了约三百年的发展进程,其兴盛与汉代生死信仰尤其是汉代神仙信仰的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西汉武帝时期,汉代生死信仰有了重大升级,汉画像石也随之而兴起。从武帝时期到东汉中晚期,汉代生死信仰得到了持续发展并最终导致了早期道教的形成,而这一时期,汉画像石在图像内容、构图形式、雕刻技法上也经历了一个由简趋繁的过程,其发展进程与汉代生死信仰的变迁基本同步。作为一种新兴的艺术形式,汉画像石也几乎同步地反映了汉代生死信仰的变迁。可以看到,汉代生死信仰的发展演变乃是推动汉画像石兴盛的根本动因。

元代帝王信仰与易学神秘旨归

作为一统中原的异族王朝,清朝统治者重视理性层面的依据——"治人",而蒙元帝王则更信赖神性的依据——"治术数",甚至通过设置阴阳学将神秘术数制度化,以确保术数获得官学身份而成为举国上下行事决策普遍运用之基础。与此同时,易学的学理性特征凸现为"象数优先"范式,它捩转了宋易经传象数皆为义理载体的次要地位,而将象数视为解《易》的第一要素,且在象数的阐释中形成了象数之变玄妙莫测、象数之悟需人神通灵方能开显的神秘论断。帝王术数信仰与易学学理范式二者互为增长,共同呈现出神秘化的易学形态和由理性回归感性的易学演进逆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