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貌宫”名考

陕西澄城县良周秦汉宫殿遗址的“貌宫”之名与汉武帝庙的营建有重要关联。根据遗址周边与汉相关的地理环境及标志性建筑,以及“庙”“貌”的古义关联,再结合对方志文献、碑文与其他实地走访信息综合推断,“貌宫”之名始于汉宣帝诏令各郡国建立武帝庙后,其名称来源于汉武帝庙与该离宫的相对位置,最初的汉武帝庙可能与该宫殿邻近或与之同为一个宫苑空间整体。

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西汉时期武功爵制及其“类国债”职能

武功爵制是西汉武帝时期为缓解财政支用不足而专门设立的新爵制度。政府对该种爵制作出有别于传统军功爵的政策安排,允许中下级爵位获得者自行寻求变现。在一定时期内,武功爵在弥补政府支出不足上的确发挥“国债”作用,即将短期内需要大量支付的赏赐支出转化为可以在长期以爵位收益进行偿还的政府债务,为西汉政府解决短期的财政困难提供缓冲时间。但是,由于在爵位交易中存在着不对称信息以及缺乏长效的制度建设,武功爵逐渐成为西汉政府将战争成本转嫁至爵位持有者的手段。

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旅游环境承载力测算分析

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依据风景区旅游环境承载力理论和测算方法,分别测算了五陵塬西汉帝陵风光带的旅游资源空间承载力、生态环境承载力及综合承载能力.结果表明,该帝陵风光带(景区)的最小限制性因子为生态环境承载力;游客日合理承载力为0.80×104人,年合理承载力为1.44×106人.现阶段具有接待能力的景区茂陵博物馆最高年份游客接待量已达饱和,一般年份的游客接待量属于未饱和状态;阳陵博物馆的游客接待量处于适载状态,其旅游接待潜力较富余.

《史记·五帝本纪》与西汉文化的建构

《五帝本纪》是《史记》最为重要的篇目之一。它是司马迁站在汉代历史的制高点上,以高尚的人格情操、深广渊博的才识,对上古三千年历史的总结,也是史公为人类社会所构建的理想国。《五帝本纪》所包含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等观念是历史性、当下性、未来性的结合,对西汉文化的建构有着深刻的影响。

汉宣帝时“霸王道杂之”与“纯任德教”之争考论

西汉宣帝时发生了以"霸王道杂之"的传统制度治国,还是以"纯任德教"治国的争论。西汉初以黄老"无为"思想为指导。汉武帝时"尊儒术",又非常重视法治,形成了"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指导方针。宣帝时坚持以"霸王道杂之"的儒法结合思想治国,取得了辉煌成就。汉元帝即位"纯任德教",反对以法律刑罚治国,导致外戚专权,使强盛的西汉王朝迅速衰亡。

论《诗经·王风》的地域、时代与诗旨

自汉代《毛诗》及郑玄起至现当代多数学者 ,均确认《王风》为王城洛阳一带东周时期的诗歌。本文则肯定《王风》为王畿之诗 。

汉光武帝西域政策探微

东汉建国初期,西域诸国不断要求东汉政权设置西域都护,均为光武帝所拒绝,最后置西域于度外。光武帝西域"无为"政策,根源于西域、东汉内部的问题,以及西域、匈奴、东汉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是基于现实的比较明智的选择。光武帝西域政策虽然保守,却也在一定程度上积极作用和影响于东汉前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不能简单地予以否定。

关于西汉梁孝王刘武历史地位的评析

梁孝王是西汉文景时期的重要人物。他坚拒吴楚七国之乱,为维护汉朝天下,捍卫国家统一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招贤纳士,提倡风雅,开创了西汉梁国文化的繁荣局面;他生活极度奢侈豪华,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但在客观上却给后人留下了可供游赏观览的历史文化胜迹;汉景帝的随意许诺,窦太后的偏袒宠爱,在抵抗吴楚七国之乱中立下的汗马功劳等,都使他野心膨胀,终于上演了一场皇帝梦破灭的人生悲剧。

《汉书·元后传》:西汉后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

《汉书》特设《元后传》以记载元后一生的经历,而不将之放在记载后妃的类传中叙述,其深刻用意,是借元后一生行事来概述西汉后期因外戚势力膨胀而迅速衰亡的历史趋势,因而成为这一时期政治危机的集中写照。由于班固观察的深刻性、记述的提纲挈领和编纂体例的创造性,使本篇成为后代史家叙述和评论西汉后期政治史的基本依据,影响至为深远。

汉梁孝王的皇帝梦及其原因探析

汉景帝"千秋万岁后,传于(梁)王"的一句戏言,激发了梁孝王当皇帝的野心,又因窦太后的坚持终成一出悲剧。梁孝王的皇帝梦风波表面原因很多,诸如汉景帝、窦太后和梁孝王的举止不当,朝廷大臣的纵容、诸侯大臣的狼狈为奸以及历史的误会。深层次的原因是窦太后的出身、见识和性情所形成的"农家乐"思想。

汉高祖与西汉文学

汉高祖对西汉文学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位特殊读者,他的艺术娱乐需求,推动了娱乐性强的楚声艺术在全国范围内的传播,使楚声、《巴渝舞》等俗乐走进宫廷,登上大雅之堂。他的政教艺术需求,推动了汉代宗庙乐的制作和汉初反思文学的涌现。作为一位特殊作者,他的楚歌创作也对西汉文学起到了重要的示范性影响。由此可见,在古代等级制度下,帝王凭藉国家权力对文学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西汉中期“有为”精神下的“霸王政”体系建构及其传承演进

董仲舒为汉武帝的大一统理想提供了理论支撑,成就了汉代儒术独尊的思想格局。不过,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学所设定的王道盛世的实践路径与汉武帝的政治构想有违,董仲舒试图借助“天人感应”理论来制约皇权更令汉武帝难以容忍。这个分歧造成了当时儒术虽能独尊,但儒生却不得其用的吊诡局面。汉武帝精心构筑的外儒内法的“霸王政”体系,开创了有汉以来的宏大盛世,但这一体系在其晚年遭到儒生群体前所未有的质疑。霍光执政时期,坚行武帝之政,贯彻“有为”精神,但此举也使得“霸王政”体系与公羊学之间的矛盾愈加深重。故而此后汉宣帝在传承“有为”精神的同时,不得不重新做出学术上的选择,以舒缓这一内在矛盾。

西汉分立乌孙两昆弥为甘露二年辨

传统观点认为汉政府分立乌孙两昆弥之事在甘露元年。但据新近出土的悬泉汉简部分释文分析 。

西汉帝陵布局浅析

位于关中地区的十一座西汉帝陵,在位置和布局上是否有规律,一直引来人们不断的争论,作为九五之尊的皇帝,其陵寝兴建必然符合当时社会的“礼制”,且对后世影响深远。

宣帝弊政及对西汉后期政局的影响

汉宣帝是西汉中期颇有作为的君主,由于他治国有方,汉朝国力在其统治期间呈现持续恢复与发展势头。但受特殊身世及当时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在他统治期间,也出现了乞灵鬼神、任用宦官外戚、诛杀功臣贤臣、奢侈享乐等诸多弊政。这些弊政在经济上耗费了国家大量财富,在思想上使国家对舆论的主导权日渐丧失,在政治上导致官风由进取转向保守和外戚宦官专权,所有这一切都加速了汉代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历史进程。

文景之治与孟子仁政思想的汉初践行--以汉文帝诏令对《孟子》的传承为例

汉代“文景之治”源于对黄老思想的践行,这一观点几为学界共识。然而系统梳理汉文帝诏令发现,其对《孟子》中记载的仁政思想却多有言及,并且这一特点贯穿了汉文帝整个执政时期,甚至官方对汉文帝一生功绩的定位也与《孟子》中的仁政记载若合符节。这表明汉文帝对孟子的仁政思想存在高度认可,“文景之治”或是汉初儒术治国的一次成功践行,而这次尝试的成功又成为汉武帝“罢黜百家”的先声。同时此说也可以合理解释,孟子学史上的诸多标志性事件在汉文帝时代的集中出现并非偶然,而恰恰是政治与学术互动的必然结果。这也提醒我们,对孟子“政治之学”的关注不应仅集中在学术层面,在汉代孟子学史的梳理过程中,统治阶层对孟子仁政思想的态度和立场同样不容忽视。

论公羊意旨与昭宣政局的冲突及和解

自汉武帝晚期开始,公羊学主张的阴阳学理论及其内在的批判精神与现实政治之间的矛盾开始显现。至汉宣帝亲政之时,因儒学数十年的昌盛繁荣,影响力日著,其与现实政治的矛盾逐渐尖锐,不容忽视。对此,汉宣帝在执政理论中融入了鲜明的儒学色彩,通过恢复民力、整顿吏治等一系列举措顺应儒生的舆论呼声,二者的矛盾因此得到缓解。不过,汉宣帝时代的政治机制其实仍属汉武帝霸王政的延续,包括循吏政治在内的一系列带有浓重儒学印迹的变革,不过是霸王政缘饰之术在新时代的变种而已。汉武帝时代与昭宣中兴实皆以尚法而致富强,这两大盛世亦鲜明地表现出一脉相承、前后相继的发展特征。

汉文化与西部时代——立足于《史记》的考察

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上,周秦汉唐是以千里蜀道为轴心的西部时代;宋元明清是以万里大运河为轴心的东部时代。中华文明起源于西部,《史记》全面阐述了文明的西部起源论。中华文化兴盛于天府,司马迁将秦汉王朝崛起强盛视为秦蜀天府之国经济文化繁荣的结果。大汉盛世奠基于西部,辉煌灿烂的汉武帝时代是以西部为大舞台走向世界的,汉代奏响了中华文明由西部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黄钟大吕。龙马精神形成于西部,开拓进取、恢宏大气的大汉雄风是以马文化为标志的,甘肃河西走廊出土的"马踏飞燕"铜奔马就是汉代龙马精神的形象写照。

贾谊为何不被汉文帝所用

贾谊是西汉初杰出的政论家,他提出了一系列切中时弊且影响深远的政治主张,但他却不被汉文帝所重用,究其原因,乃是因为贾谊的主张损害了朝廷重臣等人的既得利益,而汉文帝以藩王身份继承皇位,皇权有限,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将他贬为长沙王太傅。之后贾谊被迁升为梁怀王太傅,因其削藩措施不符合汉文帝以诸侯王国拱卫西汉中央王朝的思路,故也不被汉文帝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