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薄太后南陵调查勘探简报

2011~2022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联合对西汉薄太后南陵进行了大范围系统的考古调查与勘探工作。考古工作表明,薄太后南陵地面有“覆斗形”封土,墓葬形制为“亚”字形,以平砌的河卵石形成陵园。陵区探明了20座外藏坑、4处建筑遗址、362座动物殉葬坑等。南陵是西汉第一座单独埋葬的太后陵墓,其形制布局对研究西汉陵墓制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从“吕后问相”看汉高帝至吕后时期政治

“吕后问相”是发生于汉高帝刘邦晚年的重要事件。在与吕后的对话中,刘邦确定了其身后丞相、太尉的人选。无论从史书的记载还是从历史背景来看,该事件应是史实。“吕后问相”事件反映了汉初以功臣担任丞相的惯例和宽简治国的政治基调,有利于理解汉初高帝至吕后时期政治制度与权力结构的变动。将“吕后问相”事件与“王诸吕”“诛诸吕”等事件相联系,能够看出汉初功臣集团与吕氏外戚集团之间的关系呈现逐步恶化的趋势,最终导致在吕后去世之后发生了功臣集团诛杀吕氏外戚集团的“诛诸吕”事件。

李端棻未刊函稿及其所见甲午战后政情变动

《李端棻函稿》一函二册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图书档案馆。函稿共150封、114位受函人,第一册写于《马关条约》签订后不久,第二册写于李端棻赦归返里之后,这些函稿为晚清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第一册对台湾地区官民抗日、三国干涉还辽、法国侵占滇南、俄法插手清廷海关、川闽两省教案等时政大事,对李鸿章留京入阁、御史钟德祥被黜、汪鸣銮和长麟二侍郎被黜、云南布政使岑毓宝被革职等朝堂动向,有不少记载和评论。函稿所记反映出甲午战后帝后党争的日趋激烈以及清廷削减地方军功督抚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也反映出此一时期李端棻等开明官僚超脱党争、批评时局、期望革新的思想动态和政治倾向。

汪藻《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所见两宋之际政治格局

《皇太后告天下手书》是汪藻奉命以元祐皇后之名书写,宣告天下由康王赵构继承大统,实为收拢人心、维系赵宋统治的四六文。此书客观反映了两宋之际政治格局:就赵宋内部状况而言,“中原无主,暗流涌动”,传统的赵宋王朝统续存在不稳定因素;从南北政权之间、伪政权与赵宋政权之间来看,“金强宋弱,金进宋退”,金朝的强盛与宋朝的孱弱形成鲜明对比。在此格局的影响下,赵宋君臣亦展现出“期盼中兴”和“渐进保守”的复杂政治心态。

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及其对朝政等方面的影响

宋仁宗是宋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前后居庙堂四十二年,以恪守成宪而著称。宋仁宗在亲政前,因深受传统教育与母后管教的影响,形成温顺的性情。这一成长经历促成了宋仁宗“仁孝宽裕”的特点,并将其渗透到朝政以及个人生活之中。他依赖文官士大夫处理政务,以包容的方式运用皇权,这不仅使得朝堂颇具宽松的氛围,也进一步促进了文官政治的发展。在此阶段,统治集团因循守成,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魄力,从而面临愈益严重的内外挑战。故当时虽称承平,宋廷域内统治稳固,特别是在崇文抑武路线引导下,文教建设蒸蒸日上,由此颇得后世宋人的赞誉。但与此同时,边患未绝,甚至几度出现了边防危机;政治上则日趋保守,致使朝政积弊随之加深。宋仁宗时代的统治,就此呈现出明显的内忧外患之势。

吴大澂致张之洞信札考释

近期现身的吴大澂致张之洞信札6通,未引起学界的足够重视。这些信札作于光绪十八年至二十年(1892—1894年)吴大澂担任湖南巡抚期间,收信人张之洞当时在湖广总督任上。信札内容涉及两湖地区的日常政务运作,如社会治安、经费筹措、与中央沟通等。这些信札,对研究甲午之前的两湖政情与社会形势、官员政务往来,对补充《吴愙斋年谱》等,都有一定的价值。

南洋华人的日俄战争印象——清代《槟城新报》与新加坡《叻报》的舆论传播

自1903年日俄战争前夕,一直延续至1905年战争结束,马来西亚华文报刊是以文字传播,把朝廷大事、太后、官员形象,构成民众生活接触的话题印象;其中各种新闻和评论,竟然包括官员“密议”“密电”,还有各种匿名官方消息,甚至事先宣布主战官员军事和外交动向;间中,也会报道张之洞等诸位经常联系南洋的朝廷大员,乃至慈禧太后本人,从建议联日抗俄到“局部中立”,面临各种抉择的理由和心情。由此而言,清末南洋华文报,作为清政府和商绅文人相互沟通民间的舆论媒介,既要满足民族情怀急切知情需要,也在持续调整维护大众信赖朝廷的共识。

珍珠云肩的艺术特征研究

明清时期,出现一种以珍珠为材料制作的云肩,通过爬梳资料,探究珍珠云肩的起源和发展,进而从造型、材料、色彩三个方面分析其艺术特征及其与服装搭配后的视觉效果。研究发现:珍珠云肩的出现与普通云肩从功能性到装饰性的演变极为相似,其点、线、面、体的造型特征,赋予了珍珠云肩穿着后灵动多变的特点;选择通常用作点缀的珠宝为主要制作材料,将云肩表面可见的精致和美好寓意转变为内在;色彩上将丰富的颜色变换为统一的珍珠白,低调但极致奢华;珍珠云肩在搭配服饰后能够起到强调中心、优化人身比例、平衡服饰整体的视觉效果。

道光时期皇太后万寿庆典承应演戏考略——以清宫南府、升平署档案为中心

道光时期是宫廷戏曲变革的重要阶段。清仁宗孝和睿皇后钮祜禄氏自宣宗即位后便被尊为恭慈皇太后,由于她酷嗜观剧,对当时内廷戏曲承应的影响很大。今存清宫南府、升平署档案文献中有大量关于恭慈太后在内廷看戏的记载,通过对比升平署成立前后皇太后万寿庆典承应演戏的情况不难发现,崇俭趋俗是道光时期宫廷戏曲嬗变的主要特点。

靖康之乱后北方移居江西家族与在地经营

宋代江西移民问题是涉及江西乃至于中国族群迁徙的比较值得关注的议题,宋代宗室移民是最为突出者。北宋一代,由于宋廷实施宗室定居开放群居的政策,外地州郡鲜有赵宋宗室定居,且外戚也多半迁居汴京附近,靖康之变后,这些宗室与外戚突遭横祸,于是纷纷南下,江西是他们南下关键一站。南宋定都临安,江西位于江西东、西与两浙路、福建、徽州等发达地区交通要道,北宋移民定居江西者较多,也有部分以江西为迁徙中转点,陆续迁徙福建、广州甚至海外,这些移民族群对于南部中国开发,以及深入巩固南方儒家发展有着突出的作用,但由于时代相隔甚久,资料稀少,只能就现有材料挖掘这些家族迁居江西一些记载。

康熙帝与孝庄太皇太后政治关系的解构

康熙帝八岁登基,六年后亲政。在康熙帝最初执政的时期,面对十分复杂的政治局面,其中关键之处是他与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关系问题。《清实录》中记载的康熙帝每隔几天就要向孝庄太皇太后"问安",在表面看来,似乎是祖孙情深,关系融洽。而事实上存在着重大的政见分歧。康熙帝为了实现其政治革新,一定程度上推行汉化政策,不得不哄好颇为守旧的孝庄太皇太后,从而消弱朝廷中的守旧势力,实施"汉化"和"儒化"的政治改革。康熙帝的政治博弈策略是巧妙而坚定的,终于引导和迫使孝庄太皇太后默认其变革举措和放弃对朝政的干预,其中否定顺治帝的所谓"遗诏"、擒拿鳌拜及发动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是这场政治博弈的几大焦点。

李太后与张居正改革

在明朝万历时期的张居正改革中,神宗之母李太后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在万历初年“主少国疑”,内阁又与司礼监发生权力之争的动荡局势下,李太后提拔、倚重冯保和张居正,罢黜高拱,建立起由她主政的内阁与司礼监协调一致的体制,稳定了政局,为张居正改革提供了组织保证。其二,信赖、支持张居正,全力进行改革朝政的事业。李太后不仅赋予张居正处理军政事务的大权,使其拥有推行改革的权威,而且在改革遭到守旧派反对和攻击时,也态度鲜明地支持张居正,粉碎一次又一次阻挠改革的逆流。此外,她在教育、管束万历小皇帝,使其保持对改革的热情和支持方面,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不过,张居正病逝后,明神宗掀起“黜张”活动,否定改革时,李太后却表现出缄默、纵容甚或支持的态度。这是由封建统治者只重权位,不顾信义,以及无法长期忍受改革所带给她们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

北魏明元帝两皇后之死与保太后得势

密皇后杜氏与昭哀皇后姚氏均受明元帝的宠遇,又都于明元帝去世前三年的泰常五年死去,于是宫中再无皇后。明元帝去世后,太武帝的乳母窦氏受封为保太后,她不仅在后宫得势,还进而干预北魏朝政。对此一系列史实的考证说明,北魏为防止母权干预政治而确立子贵母死之规,但由此派生出保母抚养储君之成例,遂致保母干预政治,其结果竟与子贵母死之规的初衷大相违戾。

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蔡王府狱为中心

宋徽宗即位之初 ,“内外皆有异意之人”。其对立面蔡王集团声势颇大 ,不时兴风作浪。向太后在支持之余 ,难免掣肘。徽宗只能小心行事 ,较少胡作非为 ,其初政因而博得好评。不久 ,向太后去世 ,蔡王集团瓦解。徽宗从此在最高统治阶层内部 ,既无反对者 ,又无制约者 ,生活在一片赞扬声中 ,一意孤行 ,为所欲为。这或许正是徽宗最终被历史定位为亡国昏君的重要原因之一。

性别视域中的家国权力——以慈禧太后为例

传统社会"母以子贵"的家庭文化,令慈禧得以利用咸丰对她的情感需求成就自己"实权派"主妇的地位。慈禧对同治、光绪两代帝王的牢固掌控,又反映出传统家长制社会孝道观念下的母权依托。慈禧通过对慈安的笼络,获得了传统家庭关系格局中正房太太的大力支持,而其对阿鲁特氏与珍妃的打压,则反映出传统家庭婆婆对儿媳的权力和掌控。慈禧对主持中央政权的奕?、奕譞、奕劻等宗室势力的利用与猜忌,则是封建社会"女干—男支"关系在政治上的延伸。因此可以说,慈禧太后女主地位的确立,实质上乃是传统大家庭中性别文化所衍生出的权力关系在晚清政局上的投影。

吕太后事迹与“潜用福威”及“尚私食其”考辨

《史记.吕太后本纪》之《索隐述赞》评述吕太后有"潜用福威"与"尚私食其"两种异文,综合考察《史记》所载吕太后事迹、《史记》版本流传及后人对吕后评价与司马贞撰写《史记索隐》本旨等方面,"尚私食其"均较前者义胜。

契丹承天太后的儒化战略

由草原文化与农业文化交流融合而培育出来的一代女杰承天太后 ,积极实施汉化政策。她没有停留在建章立制的层面上 ,而是着眼于推进契丹社会封建化的长远战略。这一战略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圣宗皇帝的儒化教育 ,二是对官僚队伍的儒化建设。

一个人与一个时代——论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是非功过

作为历史人物的慈禧太后有多重面相。从个体生命史与个人命运来看,她看似无限辉煌的人生背后,其实颇有悲剧性意味。置于宏大历史场景之中,从革命史的角度来看,慈禧太后残酷镇压各种反清武装起义和革命,均可予以大张挞伐;但从清史的角度思考,如果她对这些反清武装起义和革命无动于衷,那未免不可理喻。就改革史的层面而言,慈禧太后既有顽固保守的一面,也有被迫顺应潮流之举,但终归因循游移而一再错失中国近代化的机遇。慈禧太后的统治,是一种典型的"老人政治"模式,主要靠的是老辣的政治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手腕,但缺乏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识,她关注清王朝的皇位统治更胜于关注近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

义和团时期的赵舒翘

赵舒翘等深受儒家经典熏陶,堪称循吏。但对国际局势并不了解,不懂得文化可以交流,共同进步,认为学习外国长处,就是离经叛道,将亡国灭种。坚持尊王攘夷。认为与教民为难的就是义民,将义民编成团练,洋人即不敢登岸。把正义的反侵略的爱国主义,变成了盲目排外。思想落后于时代,终被淘汰。

咸同之际两宫皇太后的理政听政与垂帘

晚清时期,新继位的几位皇帝年龄太小,不能立即亲政,于是出现了非正常状态的太后理政、听政与垂帘等皇权运作模式。其实,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仪制,很快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学界所谓慈禧太后三次垂帘听政的说法有误,至少不够准确。所垂之帘,只是黄色的纱幔或纱屏;至迟在同治九年六月,两宫太后召见大臣时,即已不再垂帘;听政的地点除了养心殿的明殿或东暖阁,后来又包括养心殿西暖阁、乾清宫西暖阁、西苑勤政殿的东暖阁、颐和园仁寿殿之北楹。严格说来,慈禧共有三次听政或训政,其中只有第一次是垂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