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台湾新剧运动的发生及影响

肇始于日本殖民时期的中国台湾新剧,既是传统戏曲向现代话剧的过渡阶段,剧本创作逐渐取代幕表制,不断革新剧场艺术,也是对中、日戏剧资源的转化,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出现,堪称中国台湾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锋。蓬勃发展的民族运动加速了新剧运动的兴起,借助“剧场”这一舞台,新剧运动以思想启蒙为已任,尝试寻求自由、平等、解放的路径,以其反殖民主义精神在中国台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乾隆三大家”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

以“乾隆三大家”袁枚、赵翼和蒋士铨为代表的一代清中期诗人,打破诗坛长久以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唐宋诗之争及门户派别的局限,以历史视角审视唐宋作家的诗词作品,用更为客观的态度、理性的精神加以批判和继承,从诗学视角创新性地表现出更为全面的审美视野。笔者拟从“性灵说”思想下袁枚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诗贵自然”思想下赵翼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蒋士铨历史政治关照思想下对王安石诗歌的接受三个方面展开论述,以呈现清代中期王安石诗歌接受情况。

清乾隆朝科举改革:动因、举措及影响

乾隆朝是清代进行最多科举改革的时期。为了扭转士子功利的求学考试心态与应对科场日益严峻的舞弊积习,在国力强盛与社会安定、王朝存续时段长、执政者强烈的革新意志与果敢坚毅的个性品质等综合因素的作用下,以皇帝为代表的决策者对乡试中额、会试时间、乡会试题型、考试内容等进行规模不一、程度不同、较成体系的改革,使乡会试三场考试之制最终定型,一直沿用至清末,产生了深远影响。总体来看,乾隆朝多数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减轻了士子考试压力,增加了考试的客观性、可比性与公平性,促进了清诗的繁荣发展;但改制亦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增加了士子学习与备考的负担,减少了考试的特色性、专业性与实用性。

《乾隆年编华夷译语》之“西洋馆译语”译者初探

乾隆十三年(1748)敕撰的“华夷译语”中首次出现了汉语和西洋语言的对译辞书,其中葡、德、法、意、拉五种译语中均有“西洋馆”字样。德汉辞书《额哷马尼雅语》是目前唯一可以确认(部分)译者的一种,其译者、德意志来华耶稣会士魏继晋的一段话也成为迄今为止推测其他译者身份的唯一线索。然而这语焉不详的一段话所含的信息量其实很有限,参与翻译者到底有谁、身份为何,难以凭此断言。本文从五种译语的文本出发,结合中西文史料,试图揭示外国传教士在五种译语翻译过程中的参与程度、分工模式,确认译者群体的身份,并对译者的具体名单做出一些初步的推测。

三层戏楼上的演出:乾隆朝的宫廷戏剧

以乾隆年间的宫廷万寿庆典演戏为出发点,结合当时亲眼目睹了这些演出的中国官员以及外国使臣的记载,详细介绍了乾隆时期在皇家特有的三层大戏楼上的戏曲演出盛况,再现了乾隆时期规模宏大的戏台、恢弘华丽的演剧陈设以及多种多样的演出剧目。

清朝治理“老瓜贼”问题续探

康熙四十五年在北方出现劫杀行旅的老瓜贼社会问题,清廷非常重视,立即制定了有关治理对策。雍正初年推行保甲制与缉盗的同时,严厉打击老瓜贼,河南巡抚田文镜执行最力。乾隆帝即位后,就将包括老瓜贼在内的盗贼列为四大社会问题之首,认真治理。乾隆六年十二月,清廷全面细致地探讨并制定了捕治老瓜贼的方案,随后开展铲除老瓜贼的行动,山东阳信知县邱天民破获了重大老瓜贼案件,基本灭绝老瓜贼。康雍乾初盛时期,人们外出并不安全,清朝治理老瓜贼的一套体系发挥了作用,治理卓有成效,体现出清朝统治运作的特点。

《春秋正辞》的成书与清代公羊学的开山

清代公羊学始于庄存与《春秋正辞》,还是孔广森《春秋公羊通义》,学界一直有争议。本文认为《春秋正辞》在乾隆二十四年之前应已具备一定规模,在乾隆三四十年代应已成稿,其内容主旨与乾隆皇帝这个时段对《春秋》的表述亦有不少契合之处。《春秋正辞》撰著时间要早于《公羊通义》,其刊刻的一再推延一方面是因为庄存与感到与当时的学术氛围不合而秘不示人,另一方面则与该书始终未能完成修订有关。从学术渊源上讲,清代公羊学正是沿着庄存与《春秋正辞》开出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清代公羊学的开山之作当属庄存与的《春秋正辞》。

简析乾隆时期整顿发展西藏经济的政策措施

本文对乾隆时期先后两次整顿西藏经济秩序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深入分析,并着重从收回西藏地方的财政大权由中央进行监督管理;实行广泛的蠲免赋税政策,改革地方币制,自铸西藏银币;改革对外贸易政策,由驻藏大臣合理管制内外商贸;改善藏军的后勤供应,减轻人民负担等五方面论述了推行的新的经济政策和措施,指出这一整顿的历史作用和重要意义。

蒋士铨题寄袁枚、赵翼的若干集外诗文辑考

袁枚、赵翼、蒋士铨都是清代中叶的著名诗人,并称为“乾隆三大家”。他们三个人之间,相互都有交往。但其中蒋士铨题寄袁枚、赵翼的若干诗文,其本集却没有收全,由此引发了后人的某些误会。兹将这些作品搜集在一起,并进行必要的考证,这既有助于文献整理,同时也能够澄清某些历史上的问题。

阮元论

阮元是清代乾嘉之际所有诗歌群体核心人物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个 ,他以士大夫官员、学者、文人三位一体的身份进行诗歌创作 ,塑造了独特的诗心、诗情和诗歌风貌 ;他借助自身的社会地位进行文化建设 ,造就了诂经精舍的文化盛况 ,为乾嘉之际的文化和诗歌领域输送了新生力量。他是清代诗歌发展史上最后一位具有广泛影响力的地方风雅总持 ,对乾嘉之际以及整个清代诗史 ,都具有重要意义。

论清代康乾时期岭南社会的士风——以何梦瑶为例

何梦瑶是康乾时期典型的岭南士人。生于南海水乡,自幼接受宗族启蒙和私塾教育,成人后经历教书、习医与当差。宦海沉浮19年,游历南北,几任正堂,擢居府臣。其远游、交往者,多限于五岭。辞官回乡,执掌书院,交往广泛,著述广博。观其一生,彰显出传统士人耕读、荣辱、进退的空间与张力。文章通过考证何梦瑶独特的经历和其交往的士人群体,揭示清代康乾时期岭南士人的清贫生活、遗民思想、通学与专学及西学影响、个体与群体互动等士风特点,以及当时岭南社会与文化的特殊面相。

康乾时代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对西方的影响

本文介绍了17-18世纪欧洲建筑艺术和造型艺术中出现中国主题风格的文化历史背景;评述康乾盛世中国园林建筑艺术在西方的传播的原因及意义;用历史资料和图片展示了欧洲各国部分建筑艺术的中国风格;分析研究了"中国基调"产生差异的原因。提出当今我们应该就此反思的历史与现时诸问题。

乾隆朝(1736—1795)疫灾地理研究

清代是中国历史上疫灾流行高峰期,乾隆朝又是其中重要阶段之一。综合运用疫灾指标法、Grapher时序分析法、GIS空间分析法、SPSS相关分析法对乾隆朝疫灾地理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乾隆朝有疫灾之年58个,疫灾频度为96.67%,其中1748、1756、1786年为三次大规模饥疫。疫灾流行以夏季最多,春秋次之,冬季最少,且以多季节流行为主。(2)省域尺度上,形成南北两条疫灾指标高值区分布带,疫灾指标总体自西向东逐渐上升,其中江苏省(含上海)受灾最严重。县域尺度分布具有阶段特征和集聚特征,疫域范围不断拓展,集聚程度持续提升;疫灾分布具有区域差异,疫灾重心始终位于南方。(3)疫灾分布格局受制于人口分布格局、区域开发强度、自然灾害多寡等因素,表现为省级尺度上与疫灾强度呈显著正相关性,相关系数R值分别为0.886、0.664和0.685(P均为0.01)。

清初黄山志版画三种考略

江注和汪洪度两人的黄山图版画,构图、技法取自渐江黄山写生山水册,但江氏之笔更忠实于渐江原作,而汪氏的墨线更具个人特点。雪庄绘制的《黄山志续集》山图在黄山题材版画中综合价值最高。这三套作品既是黄山云峦信史珍贵的一部分,也是清初最具代表性的一批风景版画。

清乾隆粉彩“轧道锦地”装饰特色与内涵解析

乾隆粉彩装饰手法繁复,其中"轧道锦地"为最具代表性的装饰技法之一。粉彩"轧道锦地"源于我国历史悠久的刻划装饰,自乾隆时期兴起,盛极一时,具有独特的装饰特色和丰富的内涵。

長日將盡 典型夙昔——李慈銘學術批評中所見的乾嘉情懷及其意義

李慈銘因《越縵堂日記》而於晚清享有盛譽,是書評騭經史百子之斷語,洋洋乎百萬言。後人震懾於其賅博宏富,多以《日記》所書之文而溯源李氏之學,或以其論學林高下之語而述清季學術。但此類論述,並未能直陳隱没在學術論斷之後的終極關懷。是以本文透過爬梳《日記》中的言論,探討李氏在進行學術批判時的準繩,乃是以乾嘉漢學傅統爲典範;通過對學人、著述之臧否是非,試圖扭轉學術之歪曲,以冀重建已然頹圮的漢學宫牆,重返心中那個學術、政治皆足垂範的乾嘉時代,也依此闡明傅統士人力圖斧正學術而醇厚風俗的理想追求。

秘密磨改碑碣与清乾隆朝的文化控制

《四库全书》的纂修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大规模的书籍整理运动,也使书籍文献遭受巨大破坏。除查禁书籍外,一些碑刻遗文亦遭受厄运。乾隆四十年代初期,经马兰镇总兵奏请,在直隶、山西、盛京三省掀起一股磨改“违碍”碑碣的浪潮。三省各派专人,逐地勘核,根据对象性质和材质不同,或磨毁石碑,或改刻碣文,或更换村名,或熔铸铜像。相较于禁毁书籍,磨改碑碣将目标深入到当时社会的最基层,成为清朝思想文化控制体系的重要部分,对民间文献的存续和民俗文化的流传产生深远影响。这是《四库》禁毁行为的一次扩展和延伸,标示在中国传统社会晚期,朝廷控制地方社会的手段愈加多样,控制地方社会的程度愈益深入。

传承优秀传统,扎根时代现实,积极面向未来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戏剧与影视学”学科体系——“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三人谈

组成。胡智锋教授认为,新中国“戏剧与影视学”学科70年的发展历程可分为起步探索、延伸发展、全面推进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因为不同的时代背景而体现出各自的特点,也都有各自的成就与问题。周星教授在多重交织的学科发展背景形势下,对“戏剧与影视学”学科面临的时代境况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阐述了关于学科与专业辩证关系的认知。郝戎教授通过对中央戏剧学院“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的历史回顾、发展路径分析以及对未来的展望,提出了对“戏剧与影视学”学科建设的一些思考。

论康乾南巡与苏州剧坛

康熙、乾隆两朝分别出现牵动朝野、影响深远的六次南巡,并且均对江南经济文化中心、昆剧大本营苏州地区产生重大影响,与苏州剧坛昆曲发展紧密相关,虽然二帝南巡诸多方面均存在异同,但对苏州昆曲基地功能强化以及苏州演剧风气助推等方面都具有重大影响。

新时期戏剧反观

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发生并仍在继续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的政治生态和观念生态亦处于不断的改观之中。社会变化一方面促进了文艺的变化,文艺转型一直在发生;另一方面又为文艺发展催生了新型土壤。中国戏剧也适应着这种变化,在激烈社会变革的促迫下,在多元文艺思潮的刺激下,伴随着迷惘与阵痛,经历了深刻的蜕变与转型。反观新时期戏剧,我们看到一条蹒跚前行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