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融贯性原理的最佳证据原则

最佳证据原理是对证据规则进行系统化整合的一种理论尝试,它在证据法学研究史上经历了盛衰转变。考察最佳证据原理的学说史,可以为中国证据规则的体系化提供有益参考。吉尔伯特最早系统阐述了最佳证据“规则”,后经格林列夫等追随者而进一步发展。塞耶的批评使该理论走向衰落;到了威格摩尔时代即证据规则法典化前夕,它退缩到文书原件规则这一狭窄角落。20世纪末南斯为最佳证据“原则”辩护,使其在当代证据法学研究中再次受到重视。但现代证据法具有多元的价值基础,为其提供单一的实质性统括原则是不可能的。因此,最佳证据原则应当作为证据法的一项原则性规范,而非刚性的证据规则或者单一化的统括性原理,并发挥生成证据规则和指导司法裁量的功能。

非法微信证据排除规则构建

在互联网应用常态化下,微信早已成为人们生活工作不可或缺的工具,其易存储、易提取等优点使得微信证据成为诉讼双方当事人使用最为频繁的电子数据证据之一。但由于其具有流动性与虚拟性,存储方式与取证方式呈现多样化,导致恶意截取、私自伪造证据等问题层出不穷。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在民事诉讼领域已初步确立,但在具体适用方面尚缺乏可供其良性开展的逻辑体系和规则明细,亟需确立微信证据“三性”审查规则,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从而发挥其实效性。

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重塑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供述在刑事案件证明体系中的核心地位毋庸置疑,随着刑讯逼供等暴力手段逐步减少,引诱取供成为现有制度下最便捷的取证手段之一,呈现出结合性、黑数大等特征。实务中由于混淆言词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无法准确适用,证人出庭作证机制的虚置、以案卷笔录为中心的庭审方式等配套引诱取供审查措施的不完善均导致认定供述证据能力的判断流于形式。为规制侦查机关的非法引诱取证行为,应当从引诱取证的概念解构出发进行重塑,明晰证据取得禁止与使用禁止的界限,从痛苦原则、自愿性原则、真实性规则重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引诱取证中的适用,还应当建立健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机制、案卷移送过滤机制,以完善供述的合法性审查,从而实现对引诱取供的证据审查规则规范化、法治化。

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与出路

电子数据作为一种新兴的证据种类,已经成为当今网络数字时代的“证据之王”,但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情况并不乐观,原因在于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法律身份”尚不明确、权利基础较为薄弱、规则内容尚有缺失。对此,应当补充完善《宪法》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明确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立法地位及其救济的基本权利,并以权利保障为基点完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的源头规则,探索兼顾权利救济与真实性保障,有层次、有重点的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路径,为非法电子数据排除规则的适用打通出路。

监察案件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实证研究--以贪污贿赂和渎职犯罪为视角

通过对136份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监察案件刑事裁判文书分析后发现,申请人申请排除的主要是被调查人供述,申请排除被调查人供述的主要原因是被刑讯逼供或采用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方式取证,审判机关在监察案件中对“相关线索或者材料”的认定总体上比较严苛,决定排除非法证据的比例较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适用,存在着非法证据认定标准被不当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调查程序启动困难、非法证据排除的庭审程序流于形式等问题。为确保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案件中的有效适用,应当继续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监察非法证据的认定标准,并合理设定辩方提供相关线索或者材料要求的内涵。

论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路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刑事诉讼中至关重要的证据规则之一,在司法中的适用直接关系到诉讼程序及诉讼结果的公正性。电子证据作为法定证据类型,应当属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范围。然而,目前我国非法电子证据排除存在缺少明确法律规定、缺少非法电子证据认定及排除标准、电子证据合法性审查效果欠佳等问题。为解决以上问题,进一步完善非法电子证据排除规则,需要以立法形式将电子证据纳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适用范围,针对不同类型的电子证据设置不同的排除标准,并发布指导性案例以引导刑事司法实践。

论非法电子数据之排除--以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为视角

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中,合法性欠缺的电子数据难以被排除,其根源在于我国法律及司法解释对于非法电子数据的排除采取一种非常保守的态度,电子数据很难构成“非法证据”,一般只构成“瑕疵证据”并适用裁量排除。对电子数据的获取,司法解释未区分任意侦查与强制侦查,且有以技术手段模糊强制措施的不良倾向,这导致了排除的困难。电子数据不应成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例外,应参照实物证据设置两个层次的证据排除。对于严重违反程序以及侵犯基本权利所获取的电子数据,不允许补正和合理解释,应予以绝对排除;对于违反一般程序和技术规范所获取的瑕疵电子数据,应当适用裁量排除,并分别建立文书审查和技术审查这两种不同的裁量方式。

瑕疵证据与非法证据认定的误区与厘清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瑕疵证据补正规则是司法机关维护司法公正、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着力点。当前,我国非法证据与瑕疵证据的认定存在非法证据排除申请高度依赖律师参与、非法证据认定比例低且以言词证据为主、瑕疵证据认定比例较高且以实物证据为主等特点,面临混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补正规则、因“可能影响公正审判”标准难以把握导致非法证据降格处理、瑕疵证据补正方式不规范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刑事诉讼证据制度,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应当明确界定瑕疵证据的具体形态、补正方式和范围,明晰部分证据种类的排除规则,同时发挥检察机关的审前过滤功能,落实庭审实质化。

诉讼文化视角下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虚置化的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中面临着程序启动困难、公诉机关选择性宣读证据、排除标准界定模糊、法院不愿否认通过非法手段收集的证据效力等阻碍。立足本土诉讼文化视角可发现,职权主义诉讼以发现真相、惩罚犯罪为最高价值目标,难以唤起司法工作人员和普罗大众对程序正义的关注。传统的司法理念与流水线的诉讼构造,导致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本土化落实举步维艰。因而,有必要从界限明确、实践完善、文化适应等三个面向,纾解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虚置化隐忧。

偷录所得之证据许容性研究——基于213份裁判文书的样本分析

偷录作为最常见的违法取证方式,其所得能否在诉讼中用于证明案件事实,关涉的是偷录所得之证据许容性的问题。我国虽然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其判定提供了规范指引,但现有规范仍显笼统、缺乏可操作性,无法满足实践需求。因而有必要从实践案例出发,对偷录所得之证据许容性进行研究,一方面从整体上把握实践中的许容样态与认定倾向,总结不足之处,并针对规范效力冲突、说理不足等缺陷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方式;另一方面以司法实践为根基,提炼影响偷录所得之证据许容性的因素。最终借助领域理论,结合实践总结而来的证据体量、取证行为的违法性、取证目的的合法性及法益对比等影响因素,对现有规范作出细化与补充,为偷录所得之证据许容性判定提供进路。

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重构——以《刑事诉讼法》第56条为视角

《刑事诉讼法》第56条无差别地赋予公检法三机关在各自诉讼阶段排除非法证据的义务,但从实践面向出发,审前阶段的非法证据排除缺乏规范性与实效性,在操作层面也异变为检警重塑证据的把关程序。因此,有必要以检察机关为切入视角,探索审前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差别化程序。立足于我国检察制度的内部职能划分,派驻检察与巡回检察是符合政策导向的特色检察制度,建立“以派驻检察为重点,以巡回检察为抓手”的审前非法证据排除制度有诸多益处,尤其能够在发现非法证据线索、完善诉侦衔接、实现检察机关内部制约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以此为出发点重构检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的模式,可以打破适用于审判阶段证据排除的传统模式,重释其功能定位与规制重点,创新性地激活审前非法证据排除程序,扩张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场域。

审判阶段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实证考察

从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多的情况来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有成功之处,如排除了一定数量的非法证据、庭前会议中检察机关主动撤回争议证据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也存在一定的不足,如一定数量的法官对规则认知不足、部分法官对排除非法证据的申请有畏难和抵触情绪以及部分案件的审理存在不规范的情况等。通过调研,还发现了两大深层次问题,即法院公正司法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有待进一步完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中国的落实有诸多障碍,因而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民事非法证据排除问题初探——兼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68条

对民事非法证据的排除 ,反映了民事诉讼对程序权利和宪法权利问题的关注正日益上升。而民事非法证据排除的具体内容 ,则与一国的诉讼体制和诉讼传统密切相关。作者认为 ,首先 ,为了实现程序公正 ,就要对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同时 ,为了保证民事诉讼目的的全面实现 ,就应在刚性规定之外 ,给法官提供一定的自由裁量的空间 ;此外 ,为了避免审理法官受非法证据的不当影响 ,应将非法证据排除在庭审之外 。

刑事证据法的制度转型与研究转向——以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为线索的分析

20世纪初美国法学界曾针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发生过激烈论争,证据学家威格莫尔与法律改革家豪尔乃是论争中对立的双方,其论争的历史贡献在于引出了近现代西方证据法(学)发展的两大论题:"证据法应以证明性为中心还是以可采性为中心"与"如何处理证据规则的实现和诉讼程序的构建之间的关系"。确立与构筑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重要环节,当前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的诸多争论与威格莫尔和豪尔当年的论战存在诸多"历史相似性",故有必要进行关联审视。由于我国证据立法以证明性而非可采性为中心,证据规则的实践运行环境不容乐观,理论研究也因为一直受到证据学进路的统摄而不能获得独立。为摆脱困境,我国刑事证据法学界应当以学科建制的探讨为契机,实现中国证据法的制度转型,即构建以可采性规则为中心的证据规则体系,旨在防止误判与价值权衡。同时实现证据法学的研究转向,即实现中国的证据学之法学转型、人权法转型及相对于实体法的独立性转型。

论中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未来--以内部结构和运行环境为切入点

中国学者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系统研究和本土化改造,推动了该规则在中国的初步确立。然而当前司法实践中的诸多案例表明,这种本土化努力的结晶不仅受到了该规则内部结构问题的困扰,更为严重的是诸多外部运行环境因素的限制致使规则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新《刑事诉讼法》和新《刑事诉讼法解释》虽然修正了该规则的部分内部结构问题,但未来如果不对司法证明模式、司法体制和社会民众理念等外部运行环境因素进行相应地改革,那么舶来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将很难在中国生根发芽。

论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

《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针对各类证据设置了若干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也即排除不具备证据客观性保障条件的证据的规则。我国的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与美国的鉴真制度在规则特征、制度特征、规范目的等方面均有区别。这些规则的出现,为重新审视我国证据法学界关于证据的"三性"理论提供了一种新契机,同时扩展了证据排除规则的范围。我国的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具有以法官审查判断证据为中心、规则的形式化特征较强、对言词证据的取证设置了较严的客观性保障条件等特点。为使证据客观性保障规则在实践中充分发挥作用,应对规则的实施进行诉讼化改革,完善证明机制,同时加强规则自身的科学性及灵活性。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制度的缺位已成为阻碍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实施的关键性障碍之一。本文在考察不同国家和地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举证责任的立法及其原因的基础上 ,主张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主要证明责任应由控方承担 ,并提出了若干完善我国侦查取证程序的建议 ,这对于我国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将具有重要的意义。

非法证据排除的规则与实效——兼论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完善进路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正式确立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是,从司法解释上升为立法规范并不能自动解决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实效性问题。而且,通过分析2013年做出的有关非法证据排除请求的判决书,我们发现,在司法实践中,法院往往将非法证据排除与供述的真实性问题捆绑在一起,不愿意仅仅因为取证手段违法而排除证据。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至少有两点:在司法体制方面,法院因缺乏独立性而无力承担督导侦查违法的重任;在立法方面,立法用语的弹性以及回溯性证明的难度,致使排除规则过分依赖法院的自由裁量。因此,为了保证排除规则的实效性,我们建议通过以下技术化改造,增强排除规则适用的确定性:将直接面向事实的事后制裁规则转变为一种面向程序的事前预防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