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构建文化主体性的三维审视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对构建文化主体性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复杂环境中孕育和提出文化主体性。从政治主体性视角看,这是为了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领导权;从文化主体性视角看,这是为了争取新民主主义话语主导权;从教育主体性视角看,这是为了争取新民主主义阶级自主权。就方法动力而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生发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根基,马克思主义为构建文化主体性指明了方向,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增强文化主体性提供了养料,革命的文艺工作实践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唯一不竭动力。就根本立场而言,在解决“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中践行文化主体性,在解决“如何去服务”的“接着问题”中发展文化主体性,在解决文艺界统一战线问题中拓展文化主体性。

试论文革时期中国武术发展的特征

文革时期的中国武术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体现出以下特征 :前期废止后期复兴 ,青少年武术格外兴盛 ,对外交往明显盛于此前 ,专业武术与基层武术联系紧密 ,群众性武术活动异常繁荣。这是当时社会环境发生变化、武术政策和发展策略比较科学、政治思想统一推动的结果。历史证明 :政治可以毁灭体育 ,但仅有政治是不能繁荣体育的。

修复集体记忆——对近年来革命文化再度勃兴的思考

近年来,中国出现了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这种革命文化的再度勃兴实质上是主导意识形态在力挽被不断变异的革命之像以及芜杂的革命记忆,积极修复关于革命的集体记忆,重新确认革命正当性并强化政治合法性,力图使社会公众的文化认同与主导意识形态相吻合,从而增强主导意识形态及其价值体系的凝聚力。当前,对革命集体记忆的运作既有必要性,也困难重重。革命集体记忆的"语义环境"越来越显示出不利于革命集体记忆的因素,对革命集体记忆的修复活动,即对革命资源与时俱进的凡俗化处理,因为"错位"而难免尴尬。

新时期“文革”大学叙事中的“校园生态”

新时期的"文革"大学叙事真实地反映了特殊政治文化语境中的大学"校园生态":高考招生制度被废除,正常的教学、管理和学术活动悉被破坏。缺乏制度保障和人身自由的大学校园已不再是学术活动的场域,更遑论知识分子生活的社区,它成为了"文化革命"的"前沿阵地"。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大学所累积形成的大学校园生态至此遭受了毁灭性的破坏。然而,在对"文革"大学往事的否定性叙述和批判式反思的过程中,既有令人惊颤的校园场景,也不乏令人感动的人生片段。

“想象的共同体”的解体——论新时期文学的“文革叙事”及“革命群众”的形象塑造

考察新时期文学对文革期间群众参加革命的动因叙述,大致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从政治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因政治信仰和实用利益考虑所作的选择;二是从民间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理解为群众在政治威压下为维持生存所作的无奈却智慧的选择,尽管这种民间智慧中不乏野蛮与残忍;三是从个体生命感觉视角出发,将群众革命行为理解为群众在身体遭受压制和奴役年代寻求张扬的方式,尽管抵抗中不乏变态成分。由此,将革命群众这一“想象的共同体”加以解体,历史的整体性、逻辑性也由此被解构,进而通过对人与自身、人与人以及人与历史的关系的复杂性的充分展示,呈现出正义与荒诞共生、崇高与无耻合一的美学景观。

“文革”语言中的詈词及其使用

詈词的大量使用是文革语言非常突出的一个特点,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传统詈词在文革期间都得到"重用"。本文对此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在此基础上,对詈词在文革中的一般使用情况进行了描述。

“救国”与“救人”——辛亥革命时期与新文化运动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比较

辛亥革命时期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有相因相似之处 ,都以“救亡”和“启蒙”为主题 ,但是两者在侧重点、具体内容、思想资料等方面又有很大的不同 ,梁启超等突出救亡 ,力图中西结合培养出具有现代政治、社会意识的国民 ,以挽救民族危机 ;陈独秀等鼓吹个人主义 ,个性解放 ,希望造就一代和传统完全决裂的新青年使社会走向现代。两个时期改造国民性思想之相异 。

“文革”新词语考察

“文革”时期产生的新词语为数众多,本文对这些新词语进行了概要性的介绍,在此基础上,重点从音节形式和构成情况这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此期新词语的音节形式比其他阶段的新词语长,而在构词上,则有高频使用的构词成分多、“数字构词”多、“军事构词”多等特点。

关于“票证时代”的集体记忆

报刊、网络、电视等众多的媒体话题,指认上海"文革"时期的猪肉供应需凭票购买。其实,1964年6月1日至1976年7月15日,共十二年两个半月,上海猪肉实行"敞开供应"。"全国保上海"的计划持续而有力属基本保证;郊区生猪交售政策持续而平稳属重要保证;城市支持养猪业的措施持续而发展属辅助保证。计划经济的强力运作,为上海支撑起了一个稳固的供需平台。至于"集体记忆"的失真和舛误,作为从"民间故事"走向"公共论坛"的"存在",源于记忆建构时史实的假托和价值判断的取舍。

“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社会心理探析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形成的席卷全国的热潮。本文从社会心理学层面对这场运动加以审视,探究"文革"时期知青投身上山下乡运动所蕴含的社会心理,并揭示上山下乡运动走向终结的历史必然性。

土地革命时期中共文化建设的理论和实践——以中央苏区为例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创立了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府。为了解除反动统治阶级所加在工农群众精神上的桎梏,为了更好地进行苏维埃的政权建设,中国共产党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积极地探索文化建设的理论,并努力实践,创造了新的革命文化。

革命压倒改良——湖湘文化精神与五四时期湖南报刊互动关系解读之一

湖湘文化一个鲜明的特质是以政治作为基本的人生价值取向,作为人生第一要义,作为基本的立足点,即以政治为本位,这也成为五四时期湖南报人基本的办报导向和立足点。以政治为本位的五四时期湖南报刊的政治倾向有改良与革命两条基本线索。从大势说来,是改良为主调走向革命为主调,革命压倒改良。但分而论之,则以湖南《大公报》为主帜的报刊是改良趋向革命,然后又回归改良,而以新民学会为核心的激进的青年知识群体所办的报刊则是由改良走向革命,最终走上"俄国人的路"。

论“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以1976-1978年为考察中心

"文革文学"向"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转换包括文学理论话语的转换与文学文本话语的转换两个方面。本文以"文革文学"话语为参照背景,通过对1976-1978年"文革文学"话语规范体系的瓦解过程、"文革文学"话语模态的颠覆状况的综合考察,对"文革文学"与"新时期文学"的时间分界线以及"新时期文学"的话语起点,提出了新的看法。

陈独秀“伦理革命”思想的再认识——兼论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内容

伦理革命是陈独秀领导的新文化运动的首要目标和中心内容;陈独秀伦理思想的来源主要是西方近代的民主主义、功利主义和进化伦理观;陈独秀的伦理思想在继承近代资产阶级维新派和革命派伦理思想的基础上,又对此作了发展。他的伦理革命观具有时代意义和贡献,然而,其思想体系又存在着许多逻辑上的悖论和混乱。

“文革”时期的“极端词语”及其使用

"文革"时期,各类"极端词语"的使用几乎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尤其是"最"和"大"的使用。

关于拨乱反正时期高校学生党建的思考

拨乱反正时期高校学生党建,特指从文革结束到1987年整党完成这一历史阶段高校学生党建的恢复、调整与重建,其基本定位是着力解决领导体制不顺、内容方式单一、党建环境不优的问题。主要任务是恢复确立高校学生党建的地位和方向,加强改进工作的内容和方法,调整重建党建工作组织体系。在这一过程中,彰显出了突破中创新、曲折中发展、被动中主动的鲜明时代特点。社会转型期高校学生党建的基本经验和深刻启示在于:一是始终坚持党要管党,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不断改进领导机制,增强办学治校能力;二是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深入研究高校学生的思想特点,把握学生工作的基本规律,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导作用;三是始终坚持改革创新,随势而变,体现创造性、拓宽视野,体现开放性、辐射带动,体现先进性。

《书衣文录》:无边焦虑的自我缓释

书衣文是孙犁"文革"期间在包装书籍之余题写在书衣上的文字,可以说是他独创的一种文体。包书皮、写书衣文是孙犁"文革"期间"消磨时日、排遣积郁"的方式,亦是其操守自保、自我修炼的方式。这些文字是"文革"现场的直接记述,有一种鲜活的现场感,是了解孙犁当时的生活情状和精神状貌的第一手资料,亦为我们剖析"文革"时期知识分子心态提供了难得的文献。

“十七年”时期与“文革”中的浙江小说

本文论述了“十七年”时期与“文革”时期浙江小说创作的基本轨迹。“十七年”时期 ,浙江小说的作家队伍结构、题材类型、作品质量都有可取之处 ,并有一些不俗的成绩。“文革”期间 ,某种集体意志取代了作家的主体个性 ,创作趋于平庸。

文革时期修正主义科研路线批判的法学反思

文革时期,在科技领域内由"反修防修"口号生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是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错误判断联系在一起的,其严重破坏了社会主义科技和法制建设,使得中国社会现代性因素呈现出日益缩小的趋势,科技法制建设完全中断并进入了悲剧时代。历史告诉我们,文革对修正主义科研路线的批判,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

对“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与社会动员的反思——以福建群众组织为例

"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并且长达十年之久,群众组织起着非常重要推波助澜的作用。本文探究"文革"时期群众组织产生、发展及其活动,以及对"文革"进程中的作用与影响;剖析"文革"时期群众组织所建构的社会动员的网络机制。反思"文革"时期群众组织可以为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社会动员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