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会议中共代表问题新探

1945年董必武出席在旧金山举办的联合国制宪大会是抗日战争史和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重要事件,而中共代表取得参会权的过程却历经波折。在抗战后期的国共谈判中,新任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了善后“史迪威事件”,偏袒国民党政府、反对中共代表参加旧金山会议。随着美苏双方在雅尔塔会议上就远东问题达成秘密协定,以及毛泽东、周恩来坚决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美国高层最终改变态度,敦促蒋介石同意在中国代表团内列入一名中共成员。国民党政府妥协退让的背后蕴藏着遏制中共的复杂谋略,延安方面的因应策略则体现出抗战后期中共对国家发展前景的深层思考。

近代广东进步报刊与佛山早期革命运动

十九世纪初至五四运动爆发前夕,近代广东报刊将科学、民主、革命、解放的思想文化吹向佛山大地,为民众接受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奠定了基础。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广东进步报刊开始系统大量地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在佛山广泛传播,并培养出谭平山等一批进步青年,积极投身爱国革命运动。五四以后,《广东群报》《劳动与妇女》《青年周刊》等早期广东共产党报刊,在培养人才队伍、建党舆论宣传、指导工人运动、传播马克思主义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促成了中共佛山组的创建。

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宣传网络建设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面临严峻的国际舆论形势。南京国民政府被动迟缓的反应使中国抗战陷入了十分不利的局面。中国共产党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媒介,率先为中国发声,不仅在国际上冲破了日本的舆论围困,而且还在日后的斗争中逐渐建立起一个多种形式并存且行之有效的宣传网络体系。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驱动力是维持该宣传网络体系的核心力量。这一网络体系的建立有力地配合了中国共产党抗日的各项行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延安时期读报组的群众性实践考察

延安时期的读报组作为特殊历史时期型构的特定信息文化传播组织,在中国共产党宣传史和群众工作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这一时期的读报组传承创新了中国共产党此前读报组群众性的实践范式,从观照群众的政策制定出发,推动读报主体让渡客体,并从读报内容、形式、技巧、模式等方面力求满足群众诉求,使读报效果由被动接触跃升到主动信任的群众性旨归,在深化党性与群众性中实践了联系群众、服务群众、反映群众的新闻宣传内在逻辑,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

“精干化”:中共“党团”领导机制演变研究(1921—1945)

“党团”是中共领导非党组织的重要制度设计,在革命实践中党团逐渐由临时机构变为常设组织,由党支部和上级党团共同领导变为不受二者直接领导的独立机构。党团成立范围由非党组织的机关调整为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党团成员由非党组织中的全体中共党员调整为担负领导责任的部分中共党员。党团领导机制演变中的这一“精干化”过程,展现了中共制度调适和规范党政关系的努力。

“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视域下的中国共产党形象认知

“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不应忽视“他者”镜像。“美军驻延安观察组”访问延安是中国共产党与美国外交关系的起点,也是美国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契机。在“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到访延安前,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早期形象的认知存在“污名化”。1944年7月到1947年3月,“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通过近距离观察中国共产党后,形成了一系列报告文件,对美国政府重新认识中国共产党产生了重要影响。尽管“美军驻延安观察组”并未改变美国对华外交政策,但客观上促进了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百年道路与新发展阶段研究

建党百年来,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遵循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逻辑,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中国化进程。并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百年道路中,根据当时的国情及民族的发展现状等,及时创新实践方案、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经历了探索推进阶段、深入推进阶段和巨大成就实现阶段。在这一历程中积累了宝贵经验,即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领导、坚持在各民族融合发展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坚持在以人民为中心中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些宝贵经验为新发展阶段提出实践方案提供了重要启示:一是提高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能力;二是构建各民族融合发展的中华民族共同体;三是构建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新时代加强高知识群体政治引领的原则、问题与现实路径

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针对新时代高知识群体政治引领存在的思想共识、体制机制、手段载体、方式方法、引领类群等方面的不足,必须在坚持一致性与多样性相统一的同时把握工作主线,在坚持重点突破与全面推进相统一的同时加强政策协调,在坚持理论灌输与思想沟通相统一的同时提高工作效能等重要原则。新时代,加强高知识群体政治引领要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同时凝聚共识,要在进一步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同时创新发展,要在各方协同中提升高知识群体政治引领的整体性和实效性。

中国共产党小组百年建设历史演进、存续价值与经验启示

党小组是中国共产党的微小组织形式,经历百年建设历史演进,在党的组织体系中承担特定作用体现其存续的价值。党小组在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历程中,对党的正式成立具有孵化作用,在特定条件下担当基础组织的作用,成为党的庞大组织体系的辅助组织和党的组织生活的重要执行机构。党小组的百年建设有许多经验和启示,从组织设置上看应当实事求是、因地制宜,重点在于处理好支部和小组之间的关系,需要遵循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原则、充分发挥其创新活力。

中共曹州支部创建及党团员群体政治社会化的地域因素探析

中共曹州支部是鲁西南第一个党支部,地域因素对支部创建和党团员群体政治社会化具有重要影响。支部成员多在曹州三处中学接受政治价值理念的培养,具有共同的学缘;在支部创建及活动中,地缘因素发挥了群体联结的纽带作用;家庭教育对于支部成员的政治立场和参与能力起到潜移默化的影响;报纸和杂志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传播提供了同质化的思想教育,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业缘贯穿于由以上因素建构而成的以中共曹州支部为核心的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美国馆藏中共抗战解密史料汇编——西方见证人眼中的敌后根据地

在八年抗战中,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人士曾经冲破日军与国民党政府的封锁,到延安以及华北敌后根据地考察中共抗日的状况。这些人有记者、民间人士、特别是战争后期美军观察组的情报人员。他们在美国档案馆留下了大批有关史中共游击战的历史文献。出于对于美英系统的同盟国反轴心国的共同目标,这些意识形态、政治背景、职业各异的西方人士,对中共抗日尽可能地作了客观描述。站在第三者的立场,这些超脱国共两党之争的即时报道为我们的敌后抗战留下了珍贵记载。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作风建设的实践及启示

党的作风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具有独创性的理论和实践创造，既有深厚的中国文化土壤，又体现了中国具体实践的需要，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不断得到丰富及发展，是中共优良传统的重要体现。中共从井冈山斗争时期开始的“工农武装割据”，就有了人民政权与人民军队，在局部执政条件下．如何处理好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就成为当时中共需要直面的重大问题。丁晓强、杨正军认为，井冈山斗争时期，针对党内作风面临的诸多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党的作风建设作了艰辛的探索，开展了一系列党风建设实践活动，纯洁了党的组织，提升了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井冈山斗争的胜利和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唐金培认为，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加强党和军队思想政治教育、提倡艰苦奋斗和官兵平等、宣传和组织发动群众、清洗党和军队中的污泥浊水、消除党和军队内部争端、加强党和军队纪律约束和民主监督等途径，不仅提高了广大红军指战员特别是党团员的思想认识水平、密切了党和红军与根据地群众的关系，而且巩固了党和军队的各级组织、纠正了党和军队中存在的错误思想、增强了党和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张宏卿认为．井冈山斗争时期，是中共党内巡视制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探索阶段，其重要体现就是中共为了应对困局、加强党组织建设，在党内开展了巡视员派遣工作。对巡视员群体进行探讨，对新形势下以巡视为核心的党内监督工作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党组:坚持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有机统一的关节点--兼论对《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修改的建议

党组是国家各机关中的领导核心,因其所在国家机关在组织属性、工作目标和具体职责上的不同,而在角色与功能上表现出各自的个性或差异性。《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主要在共性方面进行了规定。党组需结合实际情况增加自身适应性,在《条例》修订时注意到原则性和灵活性的客观要求。一是明确不同国家机关中党组应遵循的工作原则,明确对人才政治性要求和专业性要求并重原则。二是明确授权党组制定党内法规权限及其效力位阶,为其进行自我管理的下位法规制定提供依据。三是明确党组职责及党组会议的议事内容与范围、议事程序规则与方法。

利益群体兴起背景下执政党的社会联结机制分析

在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变动过程中,利益群体逐渐成为影响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的新变量。基于此,中国共产党在坚持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同时,利用自身的组织资源,不断优化和创新执政党与各利益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结。其中对新兴利益群体成员的"政治吸纳"和对新兴社会组织的"组织覆盖"是最重要的两项策略。这种适应性变革是中国特色政治发展模式的有机组成部分。

论党在早期工人运动中解决帮会问题的策略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就着手开展工人运动 ,首先遇到的障碍是帮会。由于在工厂、码头、矿山、货栈等有劳苦工人的地方 ,几乎都有帮会的活动 ,又由于帮会在思想上禁锢着工人群众的觉悟 ,在组织上限制着工人群众的自由 ,阻碍工人运动的发展。为此 ,我党制定了一系列妥善处理帮会的策略 ,排除了帮会对工人运动的干扰 ,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革命。

中共长沙早期组织创建的几个问题

长沙中共早期组织的存在应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从历史文献和当事人回忆材料中均能得到印证。长沙是上海发起组成立后确定的重点发展的区域之一,毛泽东则是陈独秀发展长沙组织的主要联络对象。上海发起组创建之际,毛泽东正身处上海,且与陈独秀有过多次晤谈,这应是上海发起组创建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毛泽东参与上海发起组的创建活动,并负有回长沙发展党组织的任务,毛泽东的入党时间当在1920年6月间。毛泽东返湘后即从创办文化书社、成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等方面入手,积极投身到创建长沙早期组织的工作中,长沙早期组织成立的时间当在1920年8月前后。

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

井冈山斗争时期，是中国工农红军的初创时期．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优良作风形成的开创期。面对敌军封锁进攻和给养的严重匮乏，党和军队作风建设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些年来。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军队的作风建设Et益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并取得了一些重要研究成果，但仍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在回顾梳理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军队作风建设面临困难及问题的基础上，对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加强党和军队作风建设的主要措施及其成效作系统分析和评价。

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巡视员群体

井冈山斗争时期．是中共巡视制度形成与实践的一个关键时段。一是它上承中共早期特派员、交通员等机制，下启中央苏区时期较为完整的党内监督体系；二是井冈山斗争时期正处于第一次土地革命时期颁布的两大巡视条例（1928年10月8日颁布的《中央通告第五号——巡视条例》与1931年5月1日通过的《中央巡视条例》）的间隔期，期间不言而喻显示出巡视制度的实践、修正与完善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执政体系中的党组制度分析

现代政治的重要特点是"政党政府"政治运作模式的出现。具体到当代中国而言,中国共产党实现对国家政权统一领导、保证党执政地位的重要组织载体是设立在中央和地方各级国家机关、人民团体、经济组织、文化组织和其他非党组织的领导机关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的党组。这有效地保证了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与控制。

红色安源:中国共产党群团工作的重要历史起点

安源是中国近代工人运动的摇篮与策源地,也是中国共产党群团工作的重要历史起点。在持续近十年的安源工运期间,中共以工人俱乐部、青年团、少先队、妇女职业部、园艺工会、农会等群团组织为纽带,引领团结广大安源群众,不但取得了"绝无而仅有"的政治罢工胜利,而且还成功地实施了文化宣传、工人教育、工资改良、劳资协调、移风易俗等社会建设事业,从而使安源地区社会面貌焕然一新,安源也一度被誉为"中共的小莫斯科"。红色安源是中共早期群团组织的重要起源地与群团工作的重要开创地,其间形成的许多群团工作经验与传统对后来的中共群团工作具有深远历史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