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单位犯罪治理体系的完善——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

以涉案企业合规改革为视角来审视我国单位犯罪刑事司法治理体系是否健全,应在法教义学下确保自身价值、逻辑、体系的一体,并与我国刑事司法核心理念和价值追求保持一致。单位应具有相对独立的行为、行为背后的意志及相对独立的主观罪过,具有清晰的归责逻辑,并能够实质分离单位责任与单位直接责任人责任,由此实现单位犯罪归责机制重塑。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的建构以此为基础,但并不止步于有效合规的诉讼评价,其“条件”应表达为刑事惩罚性与企业合规自治的结合,遵循宽严相济、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有机统一。《刑事诉讼法》在进行第四次修改时应当对此予以必要关注和回应。具体到涉企附条件不起诉制度构建中,建议完善涉案企业合规保证金制度、合规整改期间涉案企业特定经营禁止制度、涉案企业有效合规承诺制度等,推动涉企刑事诉讼程序专门化,逐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涉案企业合规执法司法制度体系。

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本与企业创新

创新是引领我国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近年来,我国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带来了创新活力全面提升。本文选取2005-2012年沪深两市所有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包含专利基本信息和专利间引用关系的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数据库,利用2009年《专利法》第三次修订这一外生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知识产权保护的加强对企业创新水平的影响。结果显示,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对于高人力资本企业的创新水平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具体体现在专利申请数量的增加和质量的提高。此次修订对于规模较大的企业、非国有企业以及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的创新具有更显著的提升作用。此外,此次修订提高了企业在创新过程中的技术吸收和知识学习能力,特别是引导企业主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这对增强我国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专利有效性纠纷的可仲裁性——兼议《仲裁法》相关条款的修改

专利有效性纠纷不属于现行《仲裁法》第3条第(二)项所规定的“行政争议”范畴。因此,将专利有效性纠纷纳入可仲裁范围并不会受到现行法律制度的制约。同时,基于仲裁结果的秘密性,专利有效性仲裁仅在当事人双方之间发生效力,并不会产生公示效力,因而不会减损公共利益。在《仲裁法》修改过程中,应当将专利有效性纠纷纳入可以提交仲裁的事项范畴之内,并继续严守我国在《纽约公约》中作出的条约保留,从而弱化外国专利有效性仲裁在中国的可执行性。

我国《专利法》修改草案中开放许可制度设计之完善

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草案稿引入了专利开放许可制度。专利开放许可制度可以促进专利技术的实施,有助于减少专利诉讼。该草案稿中的专利开放许可制度设计尊重了市场机制,对专利权人的吸引不足,缺乏对专利权人欺诈行为的制约,对许可交易效率的保障也不充分。应借鉴域外相关有益经验,扩大开放许可声明人范围,除了专利权人之外,还应允许专利申请人提出专利开放许可声明;明确开放许可人享受专利年费减半的优惠;惩罚开放许可专利人的欺诈行为;赋予专利行政机构对许可费进行裁决的职权。

论“通知与移除”规则对专利领域的适用性——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2款

著作权法中的"通知与移除"规则只针对信息存储空间与搜索和链接服务被他人用于以信息形式提供作品的情形,该规则因网络服务提供者具有对通知所指称侵权行为的初步核实能力而具有合理性。网络环境中的专利侵权只涉及许诺销售或销售专利产品,而非单纯提供信息,因此无法直接移植著作权法中的"通知与移除"规则。由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缺乏对产品技术特征的判断能力,无法对通知所指称的销售侵权产品的行为进行初步核实,在不规定"反通知与恢复"规则的情况下,专利法规定"通知与移除"规则可能造成对合法产品销售者不公平的结果,并使"诉前禁令"制度在网络环境中失去意义。《侵权责任法》第36条第2款在专利侵权领域也应作限制性解释。建议对《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第63条第2款进行修改,将"通知与移除"规则改为"通知、转通知与移除"规则,或增加"反通知与恢复"规则。

市场化模式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构建

政府主导模式的当然许可制度虽然对于专利实施转化的双方都有一定的正向激励作用,然而,政府介入所产生的实际效率可能会随其介入程度的加深而递减。提供当然许可的制度供给中,我国可以探索建立市场主导模式的当然许可制度,从而规避政府主导模式的当然许可制度中存在的弊端。在理清当然许可制度中各相关主体间法律关系的基础上,由法律授权行政机关在实践中探索建立市场化模式的当然许可制度较为稳妥。

专利当然许可的制度定位与规则重构——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相关条款

专利当然许可作为一种特殊的专利许可类型,肇始于英国,后为德、法等多国移植,我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也将这一制度引入。提升专利信息质量和降低专利交易成本是专利当然许可的重要制度效用,但其在适用范围上的局限性则制约着制度效用的发挥。为保证当然许可制度在不同领域的有效运行,有必要根据私益主体和公益主体所资助专利技术的不同属性,构建差异化的当然许可规则。

海峡两岸新近修正之专利法比较研究

通过比较海峡两岸新近修正的专利法 ,分析其优劣及发展趋势 ,认为两岸在积极进行各自立法完善时应努力寻求两岸专利立法的共同点 ,相互借鉴 ,解决以至消除法律冲突 ,以加强两岸科技交流与经贸合作。

我国专利权行政保护机制探讨

在竞争不断加剧的国际背景下,专利权的保护水平已经成为了衡量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专利权的司法和行政双轨制保护是我国知识产权制度的一大特色。文章通过国内外专利权行政保护的比较研究指出,在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保持较强的专利权行政保护符合我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的需要。借鉴美国、德国及其他发达国家和地区有关专利权行政保护成功经验,改善我国专利权行政保护机制以维护国家利益和本土专利权主体的合法权益。

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条款关系辨析 《商标法》与《专利法》修改草案惩罚性赔偿条款之对比分析

惩罚性赔偿条款引入知识产权立法中的呼声颇高,《商标法》的修正案首先得以确立,《专利法》的修改草案中亦有体现。但二者在法定赔偿与惩罚性赔偿的关系上存在着分歧,前者采用单一性模式,后者采用兼容性模式。从惩罚性赔偿的功能、适用条件以及法定赔偿替代惩罚功能的角度考虑,单一性模式更符合惩罚性赔偿条款的设立本意,更契合惩罚性赔偿基本理论。因此,《专利法》乃至《著作权法》的修改应当参考新《商标法》的规定采取单一性模式并提高法定赔偿数额之上限。

外观设计单独立法论

将外观设计与发明、实用新型合并于一部法律,滥觞于作为现代专利法雏形的《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形成于1944年《中华民国专利法》。1984年立法者选择将外观设计制度纳入专利法源自立法便利选择。从国际角度而言,存在以日欧为代表的单独立法模式、以英法为代表的专利版权双重保护模式和以美国为代表的纳入专利制度保护模式。美国模式具有历史偶然性,并且在船舶外观设计、时尚外观设计等方面存在单独立法的积极探索,单独立法代表了主流趋势。基于产品的功能性和设计的非功能性,外观设计制度与专利制度不会内生出共性的法律规则。我国外观设计法律实践在授权确权、侵权判定中出现的诸多问题,根源在于非内生共性规则的简单参照。可以考虑在此次修订专利法时将共性条款规定于总则后,将外观设计相关规定独立成编,未来尽快研究形成独立的外观设计法,立足外观设计根本属性建构客体主体、授权确权、侵权救济等规则,实现外观设计单独立法、内在协调、立体保护、创新发展。

中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焦点及其争议

正在进行的中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的焦点与争议内容主要涉及:强化专利行政保护、扩大专利行政机关的职权;引入惩罚性赔偿;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的即时生效。尽管中国当前专利保护不力,但强化专利行政保护并非解决问题的正途,扩大专利行政机关的保护职权将弊大于利。为解决"赔偿低"问题,有必要引入惩罚性赔偿,但同时也需防范其可能催生"专利流氓"等负面影响。修订草案明确规定专利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做出后即时生效,但这一修改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均值得怀疑,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或许是更为可行的解决之道。

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立法: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及其启示

在我国台湾地区,是否引入源于英美法系的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一直是个颇具争议的话题。"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的演变路径既是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在台湾地区的发展历程,也折射出立法部门对于保护专利权的态度变化。造成台湾地区立法反复的主要原因在于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与大陆法系传统相异、在司法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难以负载遏制专利侵权行为发生的立法目的。我国大陆地区本次修改《专利法》不应以儆效尤,应暂缓引入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

优化管理模式 强化保护力度 简化审理程序——我国专利法的第二次修改及其意义

围绕专利权这一核心问题 ,从优化管理模式、强化保护力度、简化审理程序三个方面论述我国专利法第二次修正案修改的主要内容及其意义。强调修正案使我国的专利制度更为完善 ,更为现代化 ,特别与当今最有影响的知识产权国际条约—WTO的 Trips协议更为协调一致 ,将成为我国专利制度发展史上一个重要里程碑。

专利当然许可的理论分析与制度构建——兼评《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的相关条款

为提高专利转化实施率,我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首次引入专利当然许可制度,但在具体条文设计上仍然存在制度不完善、缺乏可操作性等问题。考察专利当然许可的立法动因与制度功能,比较国外专利当然许可的有关规定,建议我国应在当然许可的生效要件、年费优惠政策、当然许可期间的侵权救济以及当然许可的撤回等方面予以完善。

专利侵权赔偿数额裁决权的性质及其与民事诉讼制度的衔接——《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65条评析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征求意见稿第65条赋予专利管理部门对专利侵权纠纷赔偿数额的行政裁决权,而行政裁决制度目前还存在着不易与诉讼衔接的固有难题,第65条的规定可能难以达致预期效果。在《行政诉讼法》还没有修改的前提下,本次修正可以暂时通过司法确认程序将行政权与司法权对接,同时专利管理部门应当及时联合司法机关制定统一的赔偿数额判断标准。

我国专利当然许可制度的反思与重构研究

基于提升专利转化率和加快专利的实施应用这一目的,当然许可制度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的特色亮点之一。当然许可制度本质上属于专利权人向不特定的社会主体发出的要约,由任意第三人以书面方式通知专利权人即可构成承诺,符合要约、承诺条件的该合同即宣告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确定的当然许可制度在具体条文上缺乏可操作性,因而从明确许可费的计算标准、构建变价机制以及确立年费优惠政策等方面完善当然许可制度是促使专利顺利实施的保障。

专利法再次修改应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

我国专利法再次修改时应当进一步加强对专利权的保护。我国对专利权的保护主要有行政保护与司法保护两种形式。关于行政保护 ,应确立专利管理机关行政执法地位 ,赋予其行政处罚权。关于司法保护 ,应确认间接侵权制度、取消专利复审终局裁定之规定 ,完善侵权损害赔偿制度 。

我国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机制的产生与变革

我国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机制以1984年《专利法》的颁布为起点,由于历史因素的制约,采用了"雇主优先"的立法模式;基于创新发展的需要,引入了"约定优先"的运行原则。以2000年《专利法》修订为界,我国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机制经历了两个立法阶段,并呈现出雇主"强权主义"和雇员"自益倾向"等诸多运行风险。正在进行的《专利法》第四次修订和正在向社会征求意见的《职务发明条例》对我国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机制做出较大完善,明确了我国职务发明权利归属机制的未来发展方向。

我国《专利法》在不断修改中完善——对专利法修订草案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本文根据专利法第四次修订草案(送审稿)中的规定,就公众关心的几处修改阐述了自己的意见,说明了理由。关于第6条对职务发明界定标准的修改,建议尽快出台《职务发明条例》或相关规章,促进相关修改有效实施;对引入当然许可制度的第82条(新增)规定,建议对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暂缓实施当然许可;对第85条(新增)关于解决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费纠纷的规定,建议在当事人相互磋商阶段即引入"公平,合理,无歧视"原则;对第63条(新增)关于网络服务平台提供者连带责任的规定,建议进一步完善与有关规定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