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先唐时间观念的形成及特色研究

先唐时期的时间观念,是在多种思想文化交融交织的丰富而复杂的背景下形成的,因而必然呈现出多元化的色彩。历史学家对时间观念的感知是与其人文关怀紧密联系的,具有一定的道德教化意义。文学家对时间的认知则与时间流逝、感时不遇、穷通幽显等个人身世遭遇密切相关。思想家对时空观念的重视,背后隐藏着国家建构、权力话语等深层次思考。

基于《全唐诗》中银河语义分析的暗夜景观规划思考

银河是诗词文学书写的重要自然天象景观之一,也是现代暗夜景观中珍贵的自然资源,其受时空变化影响的景观意象对现代暗夜景观的规划布局与意境营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文章以唐代诗词中的银河为研究对象,借助Rostcm6和Gephi对诗词中的景观信息进行社会网络与语义网络分析,探索唐代银河景观的时空分布特征及情感意象。研究结果表明:在空间分布上,唐代银河景观吟咏分布不均衡,但聚集度高,主要集中在唐代长安和长江流域;在天时分布上,银河景观的季节性主要集中在春秋两个季节。同时,不同类群的景观空间有明显的差异性特征,在时空分布上流露出不同的人文景观情感。最后,对现代暗夜景观的规划设计思路提出建议,以期为我国暗夜景观的营建提供指导。

破与立:王若虚的唐宋诗观

金代为唐宋诗概念形成期,王若虚则是金代诗学由宗宋向宗唐转变的关键人物之一。“国朝文派”谋求金诗的自立,贞祐南渡后又进一步破除了诗坛的不良习气。王若虚立足于金代诗坛百年“破”“立”场中,肯定宋人之立,激烈批评江西诗派,以求破除金南渡后浮靡尖新的诗风。同时他超越北宋诗学传统,宗尚唐代,剥离黄庭坚与杜甫的师承关系,对宋人多有贬抑的白诗表露出强烈偏爱。无论是对宋诗贬中有褒的态度,还是开始有意识地宗唐抑宋,都表现出王若虚对金代诗风急需破弊除陋的超越意识。

论唐末易代文人的焦虑心态及文学书写——以杨凝式、冯道、和凝为考察中心

唐末五代易代之时,许多文人历仕多朝,几易其主,虽在各朝贵为权臣,但实为贰臣,他们对此心存焦虑。易主而从,实在是政权鼎革高压下畏祸顺受、艰难委身的无奈之举。因德行有亏,故其文多自我辩白之意。为缓解德行与声名焦虑,他们一方面通过游心释老获得心灵的慰藉,另一方面也试图通过立言以求不朽。在现实中,他们力图救世济民,获得心灵的慰藉;同时,采取随运任化的处世方式和人生取向,因而也表现出超然放旷的态度。他们熟知前朝旧制,吏能突出,安抚百姓,赢得当政者的信任和倚重,其中以杨凝式、冯道、和凝等人为代表。观照他们在易代之际心态的多面性、复杂性,可以从另一个侧面了解唐末易代之际贰臣的生存状态,加深对唐末易代文学的研究。

海西州民族博物馆馆藏唐代立领半袖夹袍形制研究

为了进一步挖掘唐代服饰形制特点以及文化交融对其形制的影响,以海西州民族博物馆馆藏唐代立领半袖夹袍为研究对象,采用实验考古学方法,并结合文献资料、实物和图像,分析唐代立领半袖夹袍的材料、组织、纹样、工艺以及尺寸,探究唐代服饰的结构特点及其文化影响。结果显示,该件袍服领部结构为较为罕见的三片式;其结构受到中原服饰风格和唐代律令的影响;袍服纹样为长方形内依次排列对兽、对鸟和菱形;其材质应为蚕丝纤维。从袍服的服饰图案、形制和材质的分析可推断,其主人可能是当地的贵族或商人。该件袍服不仅进一步证明了唐代的织造工艺,而且反映了当时的中西方文化交融带给服饰形制的影响。

新见唐《鹿裕墓志》考释

唐《鹿裕墓志》记述了志主自曾祖鹿悆以下各代人物的官爵信息,与传世文献和隋《鹿善墓志》相互印证,且多有补充。墓志较多记载鹿裕祖父鹿[僧]晓在北周的官爵,及本人从北周入仕经隋至唐初五十余年间的仕履经历,不仅补充了《元和姓纂》的缺漏,也反映了中古时期济阴鹿氏家族爵位由“定陶侯”向“河内公”转变,再回归到“定陶公”的历程。墓志所见鹿裕家族与李唐皇室联姻及其卒葬地信息,反映了北朝后期至隋唐之际济阴鹿氏成员实际籍贯变动与其家族记忆中郡望的书写差异。传世文献记载济阴鹿氏家族谱系在唐初鹿裕之后突然中断,令人费解。《鹿裕墓志》的发现则提供了一种解释的可能,即墓志通篇都没有提到鹿裕子嗣的任何信息,或许反映了济阴鹿氏家族后嗣稀少甚至断绝的情况,这可能是该家族在入唐后走向衰落的直接原因。

论唐代意象创构中“象”的时空合一主题

在中国传统意象论中,讲究“心物一体”,主客交融。意象是主体在审美活动中对客体进行审美观照而产生的,随之还有对于审美中时间和空间观念的理解和认知。在古代审美意象理论中,时空既是思维方式,也是其成“象”的一种譬喻方式。因思而成象,时空不仅存在于所思之“意”中,还存在于所观之“象”里。唐代是一个重视“兴象”的朝代,且“象”中蕴含着时空观,主要体现为时空合一的审美意象时空主题的建构。“象”中时空的分析成为唐代意象创构中时空观审美建构的重要主题,对意象创构中的时空关系探究具有深刻启示意义。

唐朝至近代长江三角洲港口体系的变迁轨迹

长江三角洲最重要的贸易港从唐代的扬州转移到宋元明时期的宁波及外港双屿港,近代开埠之前又转移到上海,大致呈现出自西北向东南,再自南向北转移的发展趋势。不同时期的主要贸易港和区域性港口形成分工协作、层次分明的港口体系。文章最后从港口区位条件、自然环境、腹地经济开发程度、对外联系等方面分析了推动长江三角洲主要港口转移和港口体系变迁的重要因素。

西安市南郊马腾空唐墓发掘简报

2001年4月至10月间,我们在西安市南郊马腾空清理了15座唐代墓葬。所有墓葬皆为南北向,单室墓室,墓道在南,墓室居北。墓葬形制可分为A、B、C三型。可以看清的几例葬具、葬式皆为单棺单人,仰身直肢。随葬品以陶俑最为丰富,计有镇墓俑、男俑、女俑、动物俑等,其中男俑、女俑的中的半身俑时代特征明显,女俑的发式新颖奇特,造型生动,在隋唐考古中较为少见。加之又出土了四盒墓志,具有明确的纪年,可以作为判断其年代的标形器。这批墓葬的发掘为关中地区唐墓谱系的建立增加了新资料,同时对其它地区唐墓的研究也有借鉴作用。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上)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这一页——从多视角看“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

本文从范式来源、政治背景、中西历史走向比较、被支离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国际宋史学界对唐宋史分期认识的变化以及国内唐宋史研究的实践等6个方面,对21世纪以来才成为热点问题的"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在国内唐宋史研究特别是宋史研究中的利弊得失做了较为全面的探讨。基本结论是,唐宋史研究应当翻过纠缠于宋代近世说(唐宋变革论)这一页。

唐宋时期牢城使考述

牢城使最早出现于唐末,在五代时期发展成为重要的军事职官,并为宋代所沿袭。牢城使的职能随着牢城的含义演变,在各个时期也是不同的。在唐及五代前期作为州镇重要的统兵军官,负有防御及野战之责;五代后晋时牢城已经成为兼具管理配隶罪囚的场所。宋代为加强中央集权把牢城使的任命权收归中央,同时,将牢城军改编为厢军之一,致使战斗力不断削弱,牢城使地位也随之下降,最后成为督管罪犯配隶的地方司法性职官。

唐五代贬官之时空分布的定量分析

唐五代三百四十余年间,有姓名可考并有贬地记载的贬官共2828人次。从其分布时期看,中晚唐人次最多;而列前九位者依次为宪宗、文宗、玄宗、宣宗、懿宗、德宗、武后、代宗、高宗诸朝。从其分布地域看,南方是唐王朝流贬官员的主要地区,岭南道、江南西、东道和山南东道因荒远偏僻,更成了处置贬官的首选之地,就中岭南道、江南西道所辖39州共有贬官721人次,占唐五代贬官总数的25.5%,故最值得重视。

“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下)

对于唐宋之际中国历史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历史学者和域外中国史学者的认识有两条不尽相同的主线索。一是自南宋以来迄20世纪中国本土学者对唐宋之际或之间社会变动的认识;一是20世纪初叶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宋代是中国近世的开始而后衍化成为"唐宋变革"论。这两条线索在21世纪之前呈现各自发展的态势。从范式的角度而言,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经过几代人的建构,有较为严格的分期标准、变革范围和时期,变革走向和影响,从而形成对唐宋以后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基本估价的理论体系,亦即一种特定的史观。美国学术界对日本"唐宋变革"论的修正大致也可作如是观。日本学术界的"唐宋变革"论对认识中国唐宋以后历史发展脉络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与中国历史的实际发展道路存在着相当大的偏差。中国学术界对唐宋变革尽管没有提出系统的理论范式,但中国学者从自身所处时代反省唐宋变革而塑造的"近世"形象的思考方式,更值得重视。

隋唐时期陕西航运之地理研究

隋唐两朝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汉之后的又一个强盛时期,两朝都以今关中腹心地带的长安为都城,在此两朝强盛帝国的影响下,今陕西境内的航运事业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各项航运管理制度已相当完备,克服了渭河航运上的重重困难,维持了最大可能的航运量,尤其是在特别时期能够迅速组织汉江上的大规模航运,基本保证了都城长安的粮用所需,这对长安作为国都从经济供给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试论唐中后期法制的废弛——以“宫市”为视角

唐中后期,法制逐渐废弛,"宫市"的产生、发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个问题。其表现有三:首先,大量使职(包括宫市使)的设立使相关国家机构虚置,使职又难于监督,因此,破坏了原有官制。其次,宦官在宫市活动中,假借君主制敕、违反市场管理制度及交易规范、挟势乞索,公然违反法律,却没有受到应有制裁,使相关法律成为空文。最后,君主制敕地位不断提高,干扰了法律的施行;且常常代替律文,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流动的文化和文化的流动——唐代以来傈僳族的迁徙及其文化变迁研究

历史上,长期的迁徙生活使傈僳族的生存环境一直处于变动之中,从甘青高原沿"藏彝走廊"到川、藏、滇交界地带,又从金沙江河谷迁移到澜沧江,进而到怒江流域,直至东南亚一带。人是文化的载体,人的流动即是文化的流动。由于频繁的战争和游耕经济生活所导致的迁徙使傈僳族的生产、生活方式不断发生变化,其民族文化就一直在流动中断层、积累、沉淀和延续,又在流动中包容、吸纳了其他民族的文化,由此使自身文化发生嬗变。本文主要以历史人类学的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傈僳族的迁徙历史对其民族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即这种高山深谷间的长期迁徙,使傈僳族的传统文化成为不断流动着的文化,由此所引起的文化的封闭而又多元又成为傈僳族传统文化的基本特质。

唐五代佛寺考补

以《唐五代佛寺辑考》一书所考索辑录的佛寺为基础,从佛教典籍、唐人小说、诗文、方志、画史等文献之中又新见该书未收入的大觉寺、国恩寺、招庆寺、福业寺、禅定寺、金华寺、龙丘寺、开元寺等佛寺8处,以期对该书加以完善。另外,对该书中已收录的天居寺的地理位置、创建时间,广果寺与南华寺的名异实同等未能详尽之重要信息亦予以补充。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研究

唐前期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以五品以上散官与都督、刺史、州司马的结合为主。这种组合并非任意,表现为高品散官往往与高品职事官结合,低品散官则与低品职事官结合。同时,赠散官与职事官的结合中,职事官的等级的确立会因时代不同而发生变化。官员自身赠官的得赠者是卒前散官与职事官均在三品以上具有崇高地位的人。父、祖赠官则与其子孙的功劳或地位有关。卒前官与赠官之间的阶次变化主要表现在散官与散官之间,进阶幅度一般是一阶。赠散官与职事官组合表现出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均与散官在唐前、后期的地位变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