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熊猫国家公园科普教育基地游憩适宜性评价

国家公园游憩适宜性评价体系的构建,是科学评价科普教育基地的重要基础和手段。以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三个科普教育基地为研究对象,基于定量分析的游憩网络形象感知数据,运用灰色统计法结合层次分析法,构建游憩适宜性评价体系,通过案例评价得到最终评分:雅安碧峰峡基地>都江堰青城山基地>卧龙神树坪基地,并证明科普教育基地的物理环境对其游憩适宜性非常重要。从而提出改善优化策略,为科普教育基地建设提供技术参考。

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种大熊猫主食竹种群及营养特征差异分析

以四川唐家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种大熊猫Ailuropoda melanoleuca主食竹(巴山木竹Bashania fargesii、缺苞箭竹Fargesia denudata和糙花箭竹F.scabrida)为研究对象,测定了其种群及营养特征。结果表明,(1)各龄级占比均为多年生>二年生>一年生>当年生>死亡竿,一年生的差异最大。(2)各龄级竿的基径和株高、叶和茎生物量表现出显著种间差异。(3)木质素种间含量差异最大,纤维素差异最小,巴山木竹木质素含量最高,缺苞箭竹纤维素含量最高。(4)脂肪含量种间无显著差异,巴山木竹脂肪和黄酮含量均为最低,巴山木竹和缺苞箭竹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大于糙花箭竹。(5)还原糖、粗脂肪和粗蛋白含量存在种间差异,巴山木竹竹叶中的还原糖含量最高,缺苞箭竹竹叶中的粗蛋白和粗脂肪含量最高。(6)糙花箭竹和缺苞箭竹的蛋白质含量显著大于巴山木竹,16种氨基酸中仅甲硫氨酸、脯氨酸和谷氨酸有显著种间差异。本研究结果丰富了大熊猫主食竹的基础资料,可为大熊猫栖息地质量评价、栖息地恢复竹种选择等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SWOT分析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生态旅游发展动态特征

为丰富自然保护地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优势、劣势、机遇和威胁动态趋势理论研究体系,运用SWOT法分析了大熊猫国家公园卧龙片区生态旅游不同阶段(1996—2001、2002—2007、2008—2015、2016至今)的优势、劣势、机遇及威胁状况,识别不同阶段卧龙片区生态旅游发展的关键因素,建立生态旅游发展战略矩阵。结果显示:(1)大熊猫特色、优美自然风光、凉爽气候一直是卧龙生态旅游的主要优势,而保护区与社区积极参与、道路交通便捷和旅游区位优势成为最近(2016年至今)发展生态旅游的优势;(2)一直以来,旅游技术人才、服务和基础设施都是卧龙生态旅游发展的主要劣势因素,随着道路恢复,旅游再度兴盛,盲目不科学的投资、旅游管理混乱、社区和市场关系混乱成为制约卧龙旅游发展新的因素;(3)国家及地方政策的支持和旅游消费需求增加是卧龙生态旅游过去几十年的主要发展机遇,近年来大熊猫国家公园的建设、山地轨道交通计划、青少年研学的兴起等成为新的发展机遇;(4)流行传染病(如“非典”“新冠”)在不同时期会对生态旅游造成威胁,自然灾害频发、同行竞争激烈和环境压力增大也是近年来卧龙生态旅游发展面临的威胁;(5)在不同阶段,卧龙生态旅游发展的优势、劣势、机遇及威胁存在变化。本文基于卧龙现阶段生态旅游发展状况,提出4种发展战略。

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昆虫资源调查初报

2022年6—11月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昆虫资源开展了初步调查,共采集昆虫标本1214号,经鉴定隶属于13目95科424种。在昆虫类群组成上,鳞翅目Lepidoptera占优势,其次为鞘翅目Coleoptera、半翅目Hemip-tera,物种数占比分别为58.96%、17.45%、6.37%。区内分布有国家二级保护昆虫2种(三尾凤蝶Bhutanitis thaidina和喙凤蝶Teinopalpus imperialis),全国危险性林业有害生物2种(星天牛Anoplophora chinensis和云斑白条天牛Batoc-era horsfieldi)。3种生境类型的昆虫多样性分析结果表明: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和丰富度指数为次生林(6.63,29.62)>人工林(6.53,22.48)>居民农耕地(6.12,19.84);优势度指数为居民农耕地(0.07)>次生林(0.06)>人工林(0.04);均匀度指数为人工林(0.94)>居民农耕地(0.91)>次生林(0.88)。本调查结果丰富了大熊猫国家公园成都片区的昆虫资源基础数据,为生物多样性保护、评价和有害生物防控提供了依据。

大熊猫国家公园废弃石材矿山植被自然恢复及影响因素研究

植被恢复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废弃矿山发挥“国家公园”生态功能的重要环节,但当前对废弃石材矿山植被自然恢复的可能性及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缺乏。研究选取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典型石材废弃矿山为对象,调查自然植被恢复下植物群落和环境因子,分析植被自然恢复下的植物组成及其差异,并根据环境因子分析植被自然恢复的主要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石材废弃矿山迹地自然恢复的植物类型主要为多年生草本和灌木,共计121种,分属66科105属,主要为蔷薇科(Rosaceae)、菊科(Asteraceae)、禾本科(Poaceae)和杨柳科(Salicaceae)的乡土先锋植物;自然条件下大熊猫国家公园雅安片区石材废弃矿山植被恢复困难,废弃石材的粒径以及恢复时间是影响植被恢复的主要影响因素。在大熊猫国家公园生态功能提升的需求下,该区域废弃石材矿山植被恢复需科学构建参照生态系统,综合考虑影响植物群落恢复的环境因素,系统性构建恢复技术体系,以促进国家公园生态恢复与生态功能的发挥。

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影响因素

【目的】国家公园是开展生态旅游的重要场所,如何平衡国家公园碳补偿与旅游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双碳目标的实现,是国家公园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旅游经营者是国家公园旅游活动重要的参与者,了解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的影响因素,有效引导其中和或减少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对促进我国国家公园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大意义。【方法】引入计划行为理论和规范激活理论,采用结构方程模型,使用SPSS 26.0和AMOS 24.0软件,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①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的碳补偿行为受理性和道德双重因素的驱动,即主观规范、责任归属及知觉行为控制正向影响其碳补偿行为,其中主观规范对碳补偿行为的影响最大,责任归属和知觉行为控制次之;②态度、个人规范、结果意识负向影响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③在主观规范对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影响中态度起中介作用,个人规范在责任归属、结果意识及主观规范对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论】基于大熊猫国家公园旅游经营者碳补偿行为影响关系的角度,从理念培养、社会规范、行为内化、结果激励4个方面提出相应的管理政策,以促进我国国家公园生态旅游可持续发展和实现区域碳中和。

大熊猫国家公园周边地区的聚落景观多样性及其演变趋势——以四川岷山片区为例

【目的】分析大熊猫国家公园及其周边聚落景观的多样性与演变趋势,为保护国家公园文化景观多样性、推动区域健康协调发展奠定基础。【方法】通过实地调研、GIS空间分析与数据统计,探究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及周边地区乡土聚落的分布特征、聚居结构、建筑类型、文化符号与景观风貌的多样性。【结果】在空间分布上,国家公园内聚落密度明显低于周边地区;聚落的聚居结构主要为中心聚集、无中心聚集、散列、散点四大类型;民居建筑涵盖穿斗木框架民居、石砌民居、下石上木型民居、夯土民居等类型;拥有丰富多样的文化符号与绚丽多彩的景观风貌。进一步探讨其演变趋势发现:①1980—2020年间,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内乡土聚落数量与面积相比周边地区减少趋势更快,聚落数量减少282个,占研究区域减少总量的17.37%,聚落面积减少10.26 km^(2),呈规模集中化趋势;②易地搬迁、集中安置过程中,聚居结构趋向单一,新建聚落多为带状、网格状等规整结构;③民居建筑与景观风貌趋于现代化、同质化,建筑与景观风貌多样性降低;④保护地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不同地区的人员交往与文化交流,导致景观基因隔离发展。【结论】国家公园在注重物种保护的同时应兼顾聚落景观多样性、人文多样性保护,可从开展聚落景观多样性普查入手,优化移民安置与风貌建设管理措施,科学引导传统民居有机更新,适当保留必要的人文交流廊道,合理划定人文缓冲区等方面进行深入探索。

大熊猫国家公园外来植物入侵现状——以陕西长青、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

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设立对濒危物种保育和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保护提出了新的要求,但随着人为活动的增多,外来物种获得了更多进入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的机会,可能会威胁到濒危物种保育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以大熊猫国家公园秦岭片区的陕西长青和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例,分析了自然保护区及其周边地区外来植物的入侵现状,以及人为活动对外来植物扩散的潜在影响等。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内共有外来植物156种,分属于42科、122属,其中外来入侵种共48种,隶属于17科、37属,占外来种总数的30.77%。恶性入侵类和严重入侵类分别有9种和14种;外来植物的种类数和个体数均与本地植物物种的丰富度、均匀度、辛普森多样性指数和香农-威纳多样性指数呈显著负相关关系;外来种的种类数与海拔、离人类活动中心点的距离之间也呈显著负相关关系。研究结果暗示随着人为活动等干扰的加剧,研究区域已经遭受到较高程度的外来植物入侵,且这些外来植物已对本地群落的物种多样性产生了显著负效应。综上所述,应及时采取措施防控外来入侵生物,以减少其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濒危物种保育产生的负面影响。

物联网与三维GIS在大熊猫智慧国家公园建设中的研究应用

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是中国开展生态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创新性和探索性举措。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天全片区)数字化建设试点为例,分析探讨基于物联网和三维地理信息技术进行大熊猫国家公园智慧平台建设,充分发挥IoT+GIS的动态监测和数据可视化技术优势,提出基于IoT+GIS构建大熊猫国家公园智慧监测体系建设方案。大熊猫国家公园智慧平台建设以地理空间数据库、专题数据库为数据支撑,同时融合三维GIS引擎、BIM信息模型和物联网传感器数据,实现三维场景下对国家公园的人类活动、森林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森林防火、非法盗猎进行全过程、全方位、一体化实时动态监管。

大熊猫国家公园邛崃山-大相岭片区景观格局动态变化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邛崃山-大相岭片区1995—2018年5期的遥感影像及土地利用数据为基础,运用形态学空间格局分析、转移矩阵及动态度模型、景观格局指数等方法对比分析研究区各时期的景观格局状况和破碎化程度。结果表明:(1)研究区GI网络结构要素以核心区为主,其他要素分布较为零散;(2)林地与草地面积占比超过96%,是研究区两大优势景观类型,除草地与未利用地面积总体缩减外,其余景观类型面积总体增加;(3)各时间段景观类型转移主要发生在林地与草地、耕地之间,2007—2013年建设用地动态度最大;(4)由景观格局指数结果可知,斑块类型水平上,6大景观类型破碎化程度加剧,且林地和草地的优势度有所削弱;景观水平上,研究区内部景观破碎度、多样性、形状复杂程度总体升高,蔓延度与聚集度总体降低,整体连通性较差。最后,针对以上问题提出景观格局相关优化建议,研究结果可为大熊猫国家公园邛崃山-大相岭片区的土地利用管理及生态环境保护提供数据支持与理论参考。

疏伐抚育对大熊猫栖息地八月竹纯林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的影响

疏伐抚育可改善大熊猫栖息地土壤质量和森林生态系统功能、提升生物多样性。然而,现有研究主要以提升人工用材林木材产量为主,对以提升自然保护地栖息地功能属性为目的的森林疏伐抚育如何影响地下生态过程,特别是土壤微生物群落变化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大相岭片区八月竹(Chimonobambusa szechuanensis)纯林为研究对象开展疏伐抚育,分析两种处理对纯林土壤理化性质和细菌微生物组的影响,重点研究疏伐抚育一年后土壤细菌群落多样性变化。结果表明:(1)不同疏伐抚育模式对土壤细菌群落影响差异较大。以促进主食竹更新复壮为目的的疏伐抚育模式(处理A)显著提高了土壤细菌群落Sobs指数(P=0.024)和Chao指数(P=0.027),表现出更高的群落丰富度。而以促进纯竹林向大熊猫更为喜爱的竹阔混交林转变的疏伐抚育模式(处理B)对纯林保留带中地下生态系统的影响并不显著。(2)LEfSe分析(LDA score>3,P<0.05)发现,八月竹林土壤细菌群落核心菌门为酸杆菌门(Acidobacteria)、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和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与八月竹纯林相比,处理A显著提高了土壤pH值(pH=5.05,P<0.001),但有机碳(50.2 g/kg,P<0.001)、全氮(5.04 g/kg,P<0.05)和微生物生物量碳(700.54 mg/kg,P<0.01)含量均显著降低。(3)RDA分析表明土壤细菌群落门丰度变化主要与pH值(r^(2)=0.45,P<0.05)和全氮含量(r^(2)=0.39,P<0.05)变化有关。上述研究结果可以为进一步研究与纯竹林疏伐抚育相关的土壤微生物功能菌群提供参考。

大熊猫国家公园宁太管理分局辖区无尾两栖类物种多样性及壶菌病调查分析

大熊猫国家公园宁太分局辖区近年来无尾两栖类种群数量有所衰退。引起无尾两栖动物种群数量锐减的主要元凶-壶菌病,由蛙壶菌(Batrachochytrium dendrobatidis)引起。本研究在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宁太管理分局辖区无尾两栖类进行物种多样性调查的基础上,对该辖区无尾两栖类蛙壶菌感染情况进行检测分析。调查显示,该辖区共无尾两栖类11种,分隶5科10属;PCR检测结果显示,本次采集到的52个样品均未出现蛙壶菌感染。由于此次样品数量有限,后期仍需长期、定期监测。

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鸟类资源现状及区系组成

鸟类资源现状调查是开展鸟类研究的基础.2019年8月至2021年12月,以固定样线法为主,随机样点布设红外相机为辅,对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鸟类进行调查.结合历史文献及公众科学观鸟记录,统计出该区域有鸟类18目56科281种,其中雀形目(Passeriformes)鸟类占优势.有国家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斑尾榛鸡(Tetrastes sewerzowi)、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等55种;被IUCN物种红色名录评定为易危(VU)或近危(NT)的鸟类4种;中国特有种24种.鸟类居留类型以留鸟为主(175种,62.28%);区系组成兼具东洋界与古北界成分,但以东洋界鸟类占优势;分布型呈南北混杂的过渡特征,但以东洋型鸟类占优势.研究结果可为大熊猫国家公园绵阳安州片区鸟类物种监测及保护与管理提供重要参考.为更好地保护该区域内鸟类的多样性,建议减少人为干扰,加强公众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工作.

大熊猫国家公园游客参与自然教育的价值共创机理

为了解公众需求、推动构建可持续的自然教育体系,以大熊猫国家公园作为研究对象,以网络文本为信息源,运用ROST CM6和NVIVO软件,探究游客参与自然教育价值共创机制。结果表明:大熊猫国家公园的自然及人文资源供给“拉力”,游客自身的好奇心、情感需求、身体需求、儿童教育等动机“推力”,以及国家公园原真性、独特性、互动性、挑战性、趣味性、文化性的自然教育情境营造,共同推动了游客的自然教育价值共创实践;游客通过参与生态观察、野外探险、研学教育、解说服务等共创活动提升了自然认知水平和情感价值,塑造了自然价值观,也达到了儿童自然教育的目标。基于此,建议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应相互促进;国家公园自然教育设施配备和活动设计应注重互动性、趣味性、挑战性和文化性;国家公园应注重向周边地区推广,扩大全国范围的影响力,以进一步促进游客参与自然教育共创,充分发挥国家公园的自然育人功能。

大熊猫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及其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以大熊猫国家公园农户为研究对象,基于问卷调查获得研究数据,通过构建农户生计资本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其生计资本状况,并运用多元有序Logistic模型探究农户生计资本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有助于提高农户的生计水平和生活满意度。结果表明:大熊猫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平均水平为0.454,其中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最为丰富,其次为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而自然资本较为短缺,农户平均生计资本耦合协调度为0.175,大多数农户处于低度耦合协调状态,农户生计资本结构不合理。农户社会、人力、金融、物质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均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自然资本对生活满意度影响不显著。对此,提出扩大农户社会关系网络、加强产业扶持和提高引进外商投资力度,普及农村义务教育和发展成人教育等政策建议,为增加国家公园农户生计资本,提高农户生活满意度,促进生态保护与农户生计协调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大熊猫国家公园德阳片区的雉类多样性与分布

2021年10月—2022年5月,利用样线法、痕迹法、访问法与红外相机技术相结合对大熊猫国家公园德阳片区的雉类物种开展调查,同时收集整理该区域2017年以来的红外相机监测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共记录到11种雉类,包括绿尾虹雉(Lophophorus lhuysii)和红喉雉鹑(Tetraophasis obscurus)2种国家I级以及血雉(Ithaginis cruentus)、红腹角雉(Tragopan temminckii)、红腹锦鸡(Chrysolophus pictus)、勺鸡(Pucrasia macrolopha)、藏雪鸡(Tetraogallus tibetanus)5种国家II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绿尾虹雉、红喉雉鹑、红腹锦鸡、灰胸竹鸡(Bambusicola thoracicus)为我国特有种。绿尾虹雉被IUCN评为“易危(VU)”等级。藏雪鸡、高原山鹑(Perdix hodgsoniae)和雪鹑(Lerwa lerwa)3种雉类为该区域的新分布记录。不同调查方法下均发现绿尾虹雉、红腹角雉、血雉的遇见率较高且分布植被类型多样。不同区域雉类多样性上,绵竹区域(8种)>狮子王峰区域(6种)=什邡区域(6种)=小木岭区域(6种)。绿尾虹雉和血雉在4个不同调查区域均有分布,但绿尾虹雉主要在狮子王峰区域分布;红喉雉鹑、藏雪鸡和高原山鹑目前仅在狮子王峰区域发现有分布;红腹锦鸡、红腹角雉、灰胸竹鸡和勺鸡主要在什邡、绵竹和小木岭区域分布;雪鹑仅在绵竹和狮子王峰区域发现有分布;环颈雉(Phasianus colchicus)仅在绵竹区域发现有分布。本研究表明不同调查方法均适用于该区域的雉类物种资源调查,研究结果为后续雉类物种的精准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关键的科学数据。

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现状及发展路径探讨

通过对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开展情况进行调查,针对目前大熊猫国家公园自然教育开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有效解决方案,提出了激活自然教育产业、完善课程设计、提高公众参与度、创新开展模式、拓宽宣传渠道等建议,旨在为生态文明体系建设发展提供新思路。

高山生态系统哺乳动物多样性时空分布格局——以大熊猫国家公园雪宝顶片区为例

高山生态系统因其特有的地理条件,孕育了独特的生物多样性,是大熊猫国家公园内重要的生态系统类型之一。为提高对大熊猫国家公园高山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的掌握水平,支撑保护管理和科学研究,本文归纳了2019年4―10月及2021年4―10月布设在大熊猫国家公园雪宝顶片区(3300~4500 m)的83台红外相机数据,分析了高山哺乳动物多样性及时空特征。结果显示:(1)基于拍摄到的2365张哺乳动物独立有效照片,共记录到哺乳动物16种,分属5目9科,包括国家一级和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2种和7种。其中被IUCN红色名录评估为濒危(EN)、易危(VU)和近危(NT)的哺乳动物分别有1种、4种、2种。(2)高山生态系统哺乳动物多样性存在明显的时空动态:Wilcoxon秩和检验显示单台红外相机记录到的物种数在植物生长期显著高于返青期(P<0.01)及枯黄期(P<0.01),哺乳动物相对多度指数在植物生长期同样显著高于返青期(P<0.01)和枯黄期(P<0.01);物种累积数在海拔4100 m达16种且不再增加;整个监测区域的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为2.13,多样性指数和相对多度指数(RAI)均随海拔梯度上升逐渐降低。(3)与海拔1800~3200 m的数据相比,在研究周期内以岩羊(Pseudois nayaur)为代表的6种哺乳动物均仅见于林线以上区域,意味着这6种哺乳动物对高山环境的依赖性较强;川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等5种哺乳动物对高山环境的季节性利用,是资源丰富度和空间异质性对物种多样性影响的综合体现。林栖动物和家养动物在植物生长期对高山生境的利用将降低岩羊等高山动物类群的栖息地适宜性,并危及特有生物多样性的维持,故大熊猫国家公园应加强对生态系统的完整保护和高山生态系统的管理。

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片区野生动物及其环境源大肠杆菌流行病学及耐药性调查

为了解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片区野生动物及其生活环境中大肠杆菌流行病学特点,防止大肠杆菌在该区域造成流行性疫病,探明该区域野生动物对抗生素的耐药情况,本研究2022年8—9月采集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片区内野生动物粪便、水及土壤样品共计243份,采用16S rRNA、K-B法、高通量荧光定量PCR法和PCR技术对该区域的大肠杆菌进行分离鉴定、药敏实验、耐药基因和毒力基因检测。结果显示:243份样品中共分离鉴定出86株大肠杆菌,分离率为35.39%;该区域内分离到的大肠杆菌对阿莫西林有较高的耐药率(52.33%),对链霉素、庆大霉素等抗生素的耐药率较低(1.16%~9.30%),对头孢他啶、氯霉素、氟苯尼考、甲氧苄氨嘧啶均敏感;携带大量的耐药基因,其中多重耐药类(83.14%)、磺胺类(55.52%)、四环素类(48.52%)抗生素耐药基因携带率较高,其余耐药基因携带率为26.16%~35.72%;分离株携带1~6个毒力基因,irp2检出率(91.86%)最高,其次为ompA、ibeB和tsh(检出率分别为55.81%、69.77%和52.33%),FyuA、fimH和PapA检出率较低(分别为17.44%、19.77%和1.16%);86株大肠杆菌中均未检出5种致泻性大肠杆菌。本研究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广元片区野生动物及环境源大肠杆菌的流行情况提供了科学数据参考,为人兽共患病的防控提供生态学依据。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生态网络构建与优化

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是局域种群数、大熊猫数最多的片区,构建生态网络是保护片区生态环境、助力片区建设的重要技术手段。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连通性计算,选定生态源地,通过最小阻力模型构建阻力面,构建生态廊道和节点,对由源地、廊道、节点构成的生态网络进行评价,并提出合理的优化建议。结果表明:研究区构建的网络中,生态源地空间分布不均,呈现中部、东部多,北部少,南部无的格局;生态廊道和节点主要分布在北部及中部,平武县境内最为密集;生态网络连通性低,构建成本耗费高,但生态廊道的连通性和生态节点的连接率高;优化后的生态网络各项指标除成本耗费居高不下外,其余指标均有提高。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生态网络的构建与优化,可为大熊猫国家公园岷山片区生态网络建设和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