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淀与记忆:古代西方旅行家书写大运河

唐、北宋、元、明、清各时期,在中国活动的外国人对大运河均有详细的记载,这为研究大运河提供了鲜活的史料资料,弥补了中国文献的不足。以元代为界限,可分两个时期,唐宋时期,西方(主要是阿拉伯)关于大运河的记载十分模糊,不如东方(主要是日本)文献详实。元代日本记载付阙,西方(意大利、阿拉伯)旅行家记载占主导地位,以马可波罗、伊本白图泰为代表。明清以后,东方记载重新出现(日朝鲜半岛),欧洲人(荷英)记录增多。重点论述古代西方(包括阿拉伯)旅行家记载大运河的文献。

地名研究与大运河文化带建设--“里下河”地名的个案考察

运河地名是运河文化的组成部分,记录着运河发展的历程,承载着厚重的运河文化。"里下河"因里河、下河而得名,既是河流名称,也是区域概念。清代"里下河"空间范围不断变大,由六县增加到十县,原因在于受灾面积不断扩大;1950年后"里下河"南北界限內缩,原因在于苏北灌溉总渠和新通扬运河的开挖。"里下河"地名与历史上的黄河、运河、淮河密切相关,包含着丰富的环境、社会及文化信息。今后要进一步挖掘丰富的地名文化资源,创建运河地名数据库,讲好运河地名故事,推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

京杭大运河遗产与地名文化研究

作为贯通南北的水路大动脉,京杭大运河不仅对中国历代漕运、军事、经济、防洪、灌溉等发挥重要作用,而且形成了极具特色的运河遗产。以京杭大运河为依托形成的地名,已然积淀成颇具典型性的地名文化。这种地名文化是大运河发展变迁的刻痕印记,与运河的技术文化、漕运文化、制度文化等相互交融、协同演变,为研究人们的生活、生产活动提供了非常宝贵的资料,应加大对运河遗产、地名文化的开发与保护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