泾渭秦墓出土战国时期彩绘陶器绘彩工艺分析

泾渭秦墓战国中期至晚期早段墓葬中出土了一批彩绘陶器,是研究秦人绘彩工艺的重要实物资料。本文采用光学显微镜、扫描电镜能谱仪、X射线衍射仪及激光拉曼光谱仪对其微观形貌和颜料组成等方面进行分析。结果表明红、白、黑色颜料分别为赤铁矿、高岭土及炭黑,绘彩工具为毛刷等软质工具,这批彩绘陶器绘彩工艺较为粗糙,推测为民间作坊所制。但较纯高岭土作为白色颜料的发现,反映了秦人对颜料的认知和使用有一定发展。

从《睡虎地秦墓竹简》看秦国地方官吏的犯罪与惩罚

《睡虎地秦墓竹简》记载了战国时期秦国地方官吏犯罪及其惩罚的有关律令,主要有任用官吏不当罪、失职渎职罪、经济与管理方面的犯罪、欺骗上司弄虚作假罪等方面的律令。秦国地方官吏犯罪多涉及到失职渎职罪,说明当时对地方官吏在职责范围上有明确的规定与要求,在管理上较为严格。下属犯罪,上司要承担连带责任,同样给予处罚。秦律反映出优遇统治阶级的特点,对犯罪官吏,可找人替罪或以物赎罪,其物品多为甲盾等兵器,体现出战国以战为主的时代特点。秦国在地方上设置了廷尉、御史等主管司法的官吏,加强了监督、处理官吏犯罪的力度,在职官管理和以法治官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楚秦洞庭苍梧及源流演变

从里耶简文出发,结合相关材料分析秦简牍所见洞庭、苍梧两郡,将传世文献所见楚洞庭、苍梧,汉苍梧郡与两秦郡相比较,另将楚秦黔中郡、秦汉长沙郡、汉武陵郡等一并考虑,以考察楚秦洞庭、苍梧之源流演变。认为最早楚洞庭应指山名或一较小水泽名,后泛指沅湘下游洞庭湖平原,亦指楚邑名,战国晚期因楚秦战争,楚国才在此设郡,其范围当与"洞庭五渚江南"(楚邑)及包山楚简所见楚县邑有关,含湘资沅澧下游通道;而秦洞庭郡含沅澧中下游(包括酉水流域),郡治应在临沅或索。楚苍梧腹地在九疑山区,而秦苍梧郡更重视五岭关口,二者范围、南界应有不同;汉苍梧郡仅设于五岭以南,与秦越(西瓯骆越)战争、秦朝平定南越后分设桂林等郡、楚秦移民及其后裔对岭南"封中"等地的开发、秦苍梧郡分划以及汉初南越国设苍梧王属地(或以桂林监守之)等过程、因素有关。

战国秦汉农业功能的国家定位与制度强化

至战国时期思想家已经形成对农业功能的全面发掘,充分论证了其在经济、维护社会稳定、教化、文化孕育及技术传承等方面的功能。以此为基础,各国变法在治国方略、制度规定和民风淳化等方面变革农政,明确了农业的国家战略地位,并尝试将农业多功能制度化。秦汉时期举国重农体制和农业管理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则标志着农业多功能凝入国家制度体系。

战国及秦汉之际陶窑初步研究

陶器制作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出现，经过漫长的发展，到春秋、战国时期技术已十分成熟，秦汉时期达到鼎盛。对于汉代的陶器和陶窑，已有研究者进行了专门研究，发表过卓有见地的文章及专著，但鲜有对战国、秦汉之际陶窑进行专门的讨论。

战国秦汉农官制度研究

伴随着经济与社会的巨变 ,战国秦汉时期的农官制度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 ,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征 :在官吏择任上 ,传统的世卿世禄制渐次被官僚制度取代 ;在体制方面 ,国家重农体制确立并逐步完善 ;在体系构建上 ,则形成了卓有成效的农业管理体系。农官制度的发展与完善 ,既是秦汉时期农业经济发展的产物 ,同时又与秦汉农业经济的繁荣密切相关。

长城非“中国古代中原政权边界”论——以战国秦汉时期为视角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象征,而不是古代中国中原政权的边界线。从"夏""夷"观念上看,中国北方少数民族从来没有被认定为"外国";从长城形成的历史看,长城从来没有被当做古代中原王朝的边界线;古代中原政权也从来没有以长城划定自己的活动区限。

战国秦汉时期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

战国秦汉时期 ,商业的发展与繁荣 ,使人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商业的客观作用 ,有利于重商观念的形成。与此同时 ,“重农抑末”政策的推行 ,工商业者的兼并行为 ,以及由“重义轻利”观念所引发的鄙视工商业等因素 ,则促进了轻商观念的发展。这样 ,在重商与轻商观念的嬗变发展过程中 ,除个别时期 ,如西汉中期 ,重商观念稍占优势以外 ,其它时期则一直处于劣势。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小农经济是战国秦汉商品经济繁盛的主要基础

战国秦汉,农业是居于压倒优势地位的产业类型,它以自己的产品和需求,决定了工商业的总体规模和发展水平。战国秦汉时期,在各种农业经济类型中,小农自给程度最低、市场依赖性最强,小农占据主导地位,导致市场发展水平比较高。农业为交换得到盐铁等必需品所进行的生产具有商品生产的性质。国家财政需求对农民直接进入市场的规模有较大影响,但对整个市场的规模和发展并无多大作用。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适应当时的经济结构又为之服务,是其必然组成部分,并非腐蚀剂,它与所谓"先进的生产力"、"资本主义萌芽"乃至资本主义没有什么关系。

中国古代漆器研究述评

随着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的发展,中国漆器艺术资料的整理与研究工作也开始起步。本文从中国古代早期文献记载、战国之前漆器、战国秦汉漆器、秦汉以后漆器四个方面对中国古代漆器的研究,尤其是对漆器发展的盛期——秦汉漆器的研究,进行了综述和简评。

论秦汉辽西并海交通

在战国环渤海地区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因大一统政治格局的形成,秦汉辽西交通设施的完善获得了更好的条件。秦二世巡行辽东与秦二世时代"治直道、驰道"的关系,不宜忽视。辽西并海交通道路建设,利用了辽西走廊"地势平衍"的自然地理条件。而生态环境的变化对辽西交通的显著影响,表现于"大水,傍海道不通"。分析这一情形,也会联系到对海侵的历史记忆。

战国秦汉城市人口结构初探——以农民问题为中心

伴随着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城内居民的构成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城最初是军事防御的城堡,居民以农人为主。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兴盛,春秋战国时的城市居民主要被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类,但农民一直都是主体。两汉时仍然延续着战国的传统,但在交换经济和土地兼并的破坏下,大量农民丧失了土地,沦为流民或大土地所有者的依附民,城内农业人口的数量不断趋于下降,但短期内还不会完全被排挤在城墙之外。

论战国秦汉长城与边塞城镇建设及其功能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向北方地区拓展,是通过军事出击、设置郡县、修筑长城、建设边镇、移民垦殖等一系列步骤进行的。长城修筑与边塞城镇建设相互依托,互为援助。依靠城镇,长城地带的社会生活才有保障、有活力,才能吸引民众长期安居,发展生产。城镇建设在边疆建设开发中处于优先地位。与内地城镇突出的经济功能与管理功能不同,边塞城镇的建设,首先突出的是它的军事功能,然后是农垦功能,同时也兼具政治功能、经济功能、交通功能和商业功能。边塞城镇建设与长城修筑、屯田开发互为条件,相互依托,达到了在边疆地区将战、守、耕相互结合、三位一体的目的,确保了战国秦汉时期中原王朝边防体系的完备与有效。

论中国城墙的起源

中国的城墙起源于原始社会后期,即龙山文化时代。它是由壕沟演变而来的防御工程,并逐渐代替壕沟而成为城市防御的主要手段。经过夏、商两代的发展,西周时代已普遍筑城,城和国已成为同义词。而且筑城技术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与今天的筑城方法十分相似。城和市都兴起很早,二者之间也没有关系。由于西周时代城内设市,就出现了中国早期的城市。“城市”一词起源于战国,即设市之城邑谓之城市。

战国秦汉文化消费结构的基本特征探析

战国秦汉时期是文化消费发展的一个重要演变阶段,从其消费结构上看,呈现出三个基本特征:文化娱乐消费内容丰富多样,世俗化的乐舞百戏是消费主流;文化教育消费的层面逐渐扩大,出现商品化趋势;绘画艺术消费是汉代社会的一种时尚文化消费,备受世人推崇。每个特点背后都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因素。

简帛日书所见早期数术考述

简帛日书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禹步"之法主要用以出行厌禳、禁避盗贼、驱鬼去病、养生导引、祭祀先农等方面,还没有发展成为一种独立的巫术形式;"反支日"禁忌以"相反"为主要特征,一月之内当有五个反支日;择吉"太岁"逆时针运行于四仲之间,每年轮回三圈,主要用以选择移徙和修造方位,与纪年"太岁"名同而实异。

从战国长城的修建论及华夏族共同地域的形成

长城是战国时期列国间为防御邻国入侵的一种特殊的建筑形式。它最早出现在战国前期,具体地点则是在内地,如齐国为防御三晋而修建的齐长城,魏国、赵国、中山国所筑的长城及燕南长城等。到战国后期,始有北边长城的修筑,乃是位于西、北方向的赵、秦、燕修筑的北边长城,其目的是防御北方游牧族胡人的侵袭。这三个国家的长城连成一线,正适应了我国华夏民族构筑共同地域的需要。由于我国华夏民族最终形成的时间是在春秋战国之际,这几个国家北边长城的修建亦正构成了我国华夏民族的北部边界。

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对阴山地区的争夺

阴山地区作为农牧交错带和民族聚集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成为战国秦汉时期中原政权与匈奴争夺的焦点地区。中原政权依靠较为先进的生产力和整体的力量,在争夺中占据了优势,并通过军事推进、郡县设置、城镇建设、交通建设、农业开发等综合方式,将农耕生产方式稳步推进到阴山地区。在双方反复争夺、激烈较量的过程中,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在阴山地区碰撞交融,相互学习,为以后中原政权与北方民族关系的处理奠定了多样化、可借鉴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