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满汉关系研究综述

清朝统治268年,满汉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一条重要线索。这一线索的演变,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清朝的兴衰,而且对近代中国的走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本着详近略远的原则,本文将海内外研究分为四个部分加以综述。第一部分是基础研究,梳理研究史发展的基本脉络;第二部分至第四部分包括三个主题:清入关前的满汉关系研究、以八旗制度为中心的满汉关系研究、鸦片战争至辛亥时期的满汉关系研究,附带介绍民国时期满汉关系研究。为推进这项研究,结语从研究时段、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视野、史料挖掘、概念澄清等六个方面略陈己见。

论清初八旗汉军词人

自清初开始八旗词坛崛起,并逐渐形成声势,成为清代词坛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八旗词坛兴起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汉军词人,他们是八旗词坛之开先河者,在八旗词坛上具有重要地位。这些顺康时期重要的汉军词人的词作内容和词风特点颇具特色,尤其是他们在词作中所表现出的旗人所具有的个性特征。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三段地汉代墓地发掘简报

三段地墓地位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境内,1988年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时发现。2020-2021年,为配合鄂托克前旗至城川红色旅游公路建设,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会同鄂尔多斯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鄂托克前旗文博研究院组成联合考古发掘队,对三段地墓地进行了第二次考古发掘,共发掘墓葬22座,全部为带有墓道的土洞墓。墓葬均遭早期盗扰,随葬品有陶罐、陶壶、陶灶、铜带钩、钱币等。

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兼论清代满汉融合过程的复杂性

清朝满汉文化的矛盾与融合过程,其最典型时期约有150年,即从天命到乾隆中期。八旗汉军不仅是这种矛盾斗争的产物,也是汉人满族化的例证,但仍是"在旗的汉人"。这种特殊身份,反映出汉军社会地位的双重性。汉军本身的改造和复杂的变化,使其成为瓦解八旗制度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汉军人已经成为满族走向汉化的媒介与桥梁,而淹没在广大汉人之中的驻防汉军八旗的重新汉化,不仅是乾隆帝实行汉军出旗政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对旗人汉化的无可奈何的一种承认。清朝对汉军人的区别对待,并不具有民族差异的认识,完全是一种政治控制手段。乾隆以后允许部分汉军仍留在旗内,其实只是对汉人仍然采取分化政策的表现。

试论八旗汉军与满洲的差异性

在八旗组织中,汉军与满洲在政治权利、经济待遇、社会生活与舆论宣传等领域的差异是非常突出的。乾隆时期令汉军出旗为民是旗内满、汉差异发展之极致,也是“首崇满洲”这一根本政策支配与驱动的必然结果。

乾隆朝八旗汉军身份变化述论

八旗汉军是清朝社会中游移于旗与民之间的一个特殊群体。本文主要探讨八旗汉军建制完成至乾隆皇帝令汉军出旗为民这一历史时期汉军的遭遇命运。汉军建制完成使得辽东汉人由明王朝统治下的边民变成为八旗体系中的旗人,乾隆时期允许汉军出旗为民又使得汉军获得了选择身份的自由。在清朝统治与八旗汉军身份变化的调控与制衡中,汉军来源于汉人以及清朝统治者始终与汉军保持着的疏离感使他们最终被政府所抛弃。汉军的出旗不仅有利于八旗制度和清代社会继续有序地发展,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清朝统治者对汉军旗人身份认同中既依靠、利用,但又疑虑、排斥的趋向也得到了真实体现。

包衣汉姓与汉军简论——八旗制度兴衰的一个历史见证

在清朝的八旗制度下,原本同是汉人出身的包衣汉姓与汉军,本来各成体系,迥然有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种种原因的作用下,它们又非常接近,甚至难分彼此,以致人们产生许多误识,直至今日。它们之间复杂的矛盾关系及其各自的发展变化,反映了八旗制度的兴衰。

汉代“蚩尤”崇拜

“蚩尤”神话在汉代得以演绎充实,形成内容丰满的故事。不仅官方祭祀体系中重视“蚩尤”祭祠,民间也有广泛的“蚩尤”信仰。特别是齐鲁地方“蚩尤”崇拜尤为浓重,反映了汉文化内涵丰富的特色。如果期求全面地说明汉代意识史,似乎不宜用“独尊儒术”做简单化的概括。

清代东北的驻防八旗与汉人——以黑龙江地区为中心

17世纪至19世纪前半期的东北地区是以驻防八旗为核心的非汉人社会,同时也有较少数的汉人以各种形式流向那里。所以,在当时的东北地区,各民族集团间出现了比较相互的影响关系。本文通过几个方面,就19世纪前半期以前的黑龙江地区的汉人是以怎样的形式被融入到当地社会的,他们和其他各民族集团构筑了怎样的关系等问题进行探讨。

清代北京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兼论北京满汉文化的交融

满族统治者定鼎中原后,为保持本民族的优势地位,将其在关外创立的八旗制度与中原儒家伦理观照下的传统制度体系相铆合,采取了“旗、民分治”的统治策略,在旗、民的居住、交产、婚姻、司法、职业、教育及社会控制等各个方面构筑了严密的藩篱和经界。然而,这些措施的推行从一开始就与统治者的初衷相悖,且面临着难以克服的困难。各地的旗、民一体化进程却在分治中日渐加速,这一状况在聚居八旗人口近全国半数的八旗“大本营”—北京体现得尤为明显。

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高昌墓砖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从铭文格式、书法风格等角度对近年吐鲁番交河沟西墓地新出土的5方墓志进行了分析研究,并通过铭文内容,对隋唐时期生存在交河地区的粟特人的状态进行了探讨,指出了交河地区粟特人与高昌地区粟特人的不同等。

韩非思想与秦兵马俑艺术刍议

秦政治受韩非思想影响很大,韩非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韩非'势'的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宏伟气势的影响;韩非'质'的思想对秦兵马俑艺术写实风格的影响;韩非'严刑重罚'思想对秦兵马俑宁静、冷漠气质的影响。秦兵马俑艺术的创造完全是出于政治目的,是为了展示一代君王中央集权、至高无上的权威。

辽代汉军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作用

辽代汉军是以俘降过来的汉族士兵和辽境内的汉人编制而成的军队,作为辽王朝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辽政权疆域的开拓和社会的稳定做出重要的贡献。由于"汉军"特殊的身份,契丹贵族一方面对其不信任而加以防备,另一方面又笼络以发挥汉军的军事作用,成为此期辽朝军事体制中的特殊现象。

窝阔台汗己丑年汉军万户萧札刺考辨──兼论金元之际的汉地七万户

窝阔台汗己丑年始置的汉军三万户中之萧札刺，不是萧也先之子萧查刺，而是于甲戌年投降蒙古的金中都 军首领札刺儿，增立四万户的时间不在壬辰年而在甲午年。汉军三万户与七万户的设立都与蒙古忽里台大会的召开有关，甲午年增立的七万户，汉人有四：刘黑马、史天泽、严实、张柔；契丹人有三：萧札刺之子重喜、塔不已儿、石抹李迭儿。蒙古统治者设置汉军三万户或七万户的目的，是按照蒙古军制，重新编制汉军，以便于军事指挥。

试论汉唐宦官典掌军职的演进特点

汉唐时期宦官专权的基础之一,是宦官典掌军职。汉唐宦官典掌军职分有监军、典掌禁军和衔领军职三种方式。宦官典掌军职,在东汉时期属于临时差遣的性质,唐代中后期以后,宦官典掌军职则逐步制度化,成为唐代宦官专权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唐代后期宦官危害甚烈,废立帝位如同儿戏的主要原因。

晚清的旗人书院

晚清的旗人书院与清前中期相比有诸多差异,主要表现在书院的数量增长快,教学内容更重视汉文化,并出现西学;书院的建设者不仅有满族官员,还有汉人官员。出现这些变化的原因主要有:晚清恢复了驻防文试,清语骑射加剧衰落,汉人官员地位上升等。研究晚清的旗人书院可以管窥旗人文化的流变和晚清社会的变迁。

汉唐时期的“军吏”

先秦时期“军吏”指士卒之上的各级军官。秦汉时期“军吏”的层级有所下移,逐渐指“军将”以下士卒之上的中下级军官了。隋唐五代,“军吏”仍为介于“军将”和“士卒”之间的一个群体,但较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范畴、作用、地位上发生了某些变化。

清代异姓世爵世职封赠的阶段性变化及其特征

清代对军功人员的世职封赠始于开基立业的天命年间,至顺治定鼎燕京,实现天下一统,开国封赠达到空前规模;康熙以后,伴随清廷的平定藩乱,拓土开疆,复有为数众多的旗人得到封赠;咸、同之际,在安内御外等系列重大军事行动中,汉人的特殊功勋使得清廷对他们的封赠呈急剧递增趋势。

秦汉军队粮食、盐、副食及草料供给问题研究

将相关文献和简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进一步证实秦汉时期军队的粮食、盐和副食以及草料不仅由国家供给,而且还有一定的月供给标准。保障供给的方式和措施也多种多样,且有相关的法律和规定。说明当时国家政权对军队后勤保障是非常重视的。

两汉边防兵制若干问题之比较──以西、北地区为中心

两汉边防兵制，尤以西、北地区最为典型。我们在边防武装力量构成、边防集兵方式、边防养兵费用及其筹措等方面，探讨两汉边防力量的差异、兵役制度的变化以及养兵与社会经济的关系等诸方面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