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资山汉代崖墓出土陶楼粘接材料的科学分析

陶器上的古代粘接材料与陶器的修复工艺关系密切,是当时社会制陶水平的反映之一。本研究对成都新津宝资山汉代崖墓出土陶楼上的粘接材料进行了科技分析,使用了扫描电子显微镜-能谱仪(SEM-EDS)、X射线衍射仪(XRD)、激光粒度分析仪、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仪(FTIR)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GC-MS),分别探究了该粘接材料中的无机和有机成分。结果表明:粘接材料的颗粒状态、大小和成分与黏土颗粒相似,推断其主要无机成分为黏土;红外吸收光谱在波数3431 cm^(-1)、1670 cm^(-1)和1419 cm^(-1)的特征峰与酰胺基相吻合,氨基酸分析表明其有机成分含有由动物胶和蛋类混合而成的蛋白质类胶料。有机混合胶料黏性较高,弥补了单一胶料使用的不足,同时黏土可增加系统中的氢键密度,并起填充作用,这样的协同作用是该粘接材料在使用时具有强粘接力和一定稳定性的原因。但由于其耐久性差且与陶器整体风格不协调,推测该材料是在器物下葬前使用的一种临时粘接剂。同时,它的成分和用途与秦始皇陵兵马俑上的古粘接材料非常相似,这体现了汉代对秦代帝陵陪葬制度和制陶工艺的继承与沿革。研究结果为我国陶器修复历史的研究提供了资料,同时也为现代陶器的保护修复提供了科学依据。

秦汉时期工艺美术元素在室内装饰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秦汉时期工艺美术元素作为我国传统艺术的瑰宝,其古朴雅致的设计风格与精湛的技艺在当代室内装饰设计中展现出新的生命力。文章深入剖析了秦汉工艺美术元素的特点,如寓意深远的文化符号、技艺精湛的制造工艺、造型多样的艺术形态及深刻的文化传承与时代烙印。通过实证研究,探讨了这些元素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策略。研究发现,秦汉工艺美术元素不仅丰富了现代室内设计的文化内涵,还提升了设计的艺术审美与实用功能。将传统元素与现代设计理念相结合,是实现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途径,对于推动我国室内装饰设计的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出土《算数书》初探

通过分析《算数书》的体例和结构，对照《算数书》 与《九章算术》，并结合其他文献和社会背景进行考察，得出以下结论：《算数书》是至少 有两个来源的撮编之书，它与《九章算术》没有直接的文本影响关系，它们在先秦可以追溯 到共同的来源，《九章算术》的主要方法产生于先秦，《算数书》是利用某种后来演变为《 九 章算术》主要来源的先秦数学著作或其衍生本的数学方法并结合下层官吏管理的实际而编成 的作品。《算数书》有助于确立先秦至秦汉实用算法式数学发展演变的历史。

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传承研究

中国医学的成长有赖于医学知识的不断传承。晚周秦汉初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医家群体、医学文本为主要载体,医学器具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医学知识的传承以师资为主导,经历着由秘密授业到名师择众徒的转变。这种知识传承围绕着医学典籍循序展开,形成一套择徒、(授)受书、研读、理解、验证、再丰富的综合模式。这套传承模式为中国医学大厦奠定着基础,提供着范式。医学知识的传承助力着中国医学的前进步伐,而以文本为中心的中国医学又时刻呼唤着对经典医籍的研习与实践。

论秦汉相权之变迁

秦汉相权之变迁,从形式上看,是一个由丞相独相制到内朝尚书和外朝三公分权再到丞相独相制的循环,但实质上,却有一个由集中到分散,由外朝到内朝,向皇权靠拢的过程。这种变化,除了封建主义中央集权制和皇权专制制度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皇权和相权冲突的原因以外,还与当时的政治局势和统治指导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

承袭与变异:秦汉封爵的原则和作用

秦汉封爵是最富时代特色的制度 ,其封赐原则既承袭先秦旧爵 ,如因功封爵和因亲封爵等 ,同时又有明显变异 ,总体看更加复杂多样 ,等级更加繁细 ,也更加轻滥 ,特别是普遍赐爵和买卖占爵 ,可谓最具时代特色。对君主和国家而言 ,封爵的作用和影响与先秦旧爵也有明显差异 ,如果说周的封爵主要体现的是国家统治形式 ,那么战国后发展起来的秦汉新爵制 ,则主要体现为统治的具体方法和策略 ,是在全社会广泛推行的利益交换手段和激励措施 ,特别是爵位通过买卖获得 ,更使得其利益交换性 ,甚至可以说是商品性暴露无遗。而封爵对于占有爵位的个人的好处 。

汉长安城对秦都咸阳的继承与创新

"汉承秦制"反映出汉王朝对秦的继承关系,这种继承关系反映在秦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都城建设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汉长安城本来就是在秦都咸阳渭河以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毫无疑义地要受到秦都咸阳的影响。但汉长安城并不是全盘接受,而是有选择地继承,在继承中求改革,求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并对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

秦汉时期匈奴的管理体制特点及启示

秦汉时期,匈奴政权完成了从弱到强再到弱的演变,以军事实力为单于继承的隐性标准,中央政权"同姓主兵,异姓主政"以及松散的地方行政组织结构这三大管理特点造就了匈奴前期的强大,也导致了匈奴后期的衰落。

《管子》与汉初法制重构

《管子》渊源于齐文化,法制思想以礼、法并重为特色,齐用之而为东方大国;秦用商、韩之法迅速强大并统一六国,但秦法严苛激进,任法而废礼,致秦二世而亡。汉承秦之弊,在历史与现实中寻求适合自己发展的道路,于偶然,也是必然中选择了礼法并重的《管子》法制思想作为治国方略,史称黄老政治,使国家逐步实现了稳定与繁荣,并开创了二千多年的秦汉制度。

实事求是 走向通融——从《秦汉文学论丛》说到刘跃进先生的学术贡献

从《秦汉文学论丛》的阅读感受谈起,系统地分析了刘跃进先生在中国中古文学研究领域的学术贡献。刘先生的研究富于学术个性和创新精神,他以文献学方法为基础,注重对具体问题的整体观照,视野开阔,历史意识强烈,分析问题往往切中肯綮,从关键处深入开掘。在文学研究理念方面,他提出了"三重境界"、"两个跳出"理论,并以"实证立学,走向通融"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他的中古文学研究,始终基于一个宏大的研究构想,有着独具匠心的研究体系。

先秦两汉色彩审美理论的文化传承研究

先秦两汉时期是中国颜料的使用源头,这一时期的色彩审美理论在中国后世传统审美文化中是有迹可寻的。但先秦两汉时期颜料使用理论的文章较少受到重视,研究审美文化传承关系的文章更少被关注。因此,通过对先秦两汉时期经常使用的赤色、黑色、白色和青色以及黄色5大系列颜料的探究,归纳出这一时期色彩审美理论的基本特点,包括观物取象、美善合一、合乎礼制、重视色泽和五色令人目盲5个方面,进而阐述了中国传统审美文化与这一时期审美理论的传承关系。

秦汉以来“齐地”区域地理范围考论

明确界定"齐地"区域的地理范围,是开展相关历史与文化研究的必要前提。"齐地"作为一个地理概念,秦汉以来内涵多有变化,历代文献中对"齐地"范围的描述大多语焉不详,必须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齐地"是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疆域曾经涵盖的地理范围,其基本部分就是齐国以临淄为中心扩展时遇到山川阻隔而形成的相对独立的地理区域。西汉时,"齐地"区域的地理范围为,东到即墨、琅琊一带的黄海沿岸,西到黄河河道,南到泰沂山系,北到千乘郡的渤海沿岸;东汉以后,黄河改道使"齐地"区域的地理范围更加完整,西、北到黄河,东到大海,南到泰沂山系,四周自然地理坐标的长期稳定使人们对"齐地"这一地理概念形成了持久不变的认识,"齐地"从自然地理、经济地理、文化地理等多个层面皆表现出明显的区域特性。

社会转型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周革殷命,开创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封建社会,实现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第一次转型。而秦汉之际的历史巨变,以中央集权制度取代旧的封建制度,从而完成了中国历史的第二次转型。在转型过程中,汉王朝使中央集权制度完善并确立,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封建贵族土地所有制到"使黔首自实田"的土地私有化的完成;二是权力体制上的封建贵族政治到中央集权制的新型官僚体制的建立;三是在思想传统上,汉代在先秦以来"礼乐"思想的孕育中,实行"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奠定了以儒学及儒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思想。从而确立了汉代国家的历史地位。

“约法三章”之法释义学分析

世人对“约法三章”典故的知悉始源于《史记》,已有诸多学者从不同学科角度对其本意谘经诹史,但尚未形成通说观点。对约法三章词语不当使用,徒增人们对其含义和内容的误解,约法三章内容的准确解读应回归特定历史语境与法文化传统。通过法释义学方法论分析可知,约法三章体现了“德治与法治”的法文化理念;其中之“约”一词并非契约,在私法上没有创设任何权利,而是约束、管制的意思。“法三章”从性质上而言,是刑法规范;从法益属性与法律体系科学性视角而言,专指杀人、伤人、盗各为一章。故约法三章之本意,即立法三章以约束父老。它虽是一个战前临时性举措,但事实上却成为汉王朝立法活动“汉承秦制”的开端。

简析张良的智慧人生

张良是秦末汉初的政治家、军事家、谋略家。他以自己的智慧和胆略,为刘邦战胜项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为西汉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西汉初年大封功臣,张良因功官拜太子少傅,之后辞官归隐,成为汉初三杰中唯一一位得以善终的人。研究张良的智慧人生,特别是他的两次人生转折,对于今人以史为鉴,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汉初的尊儒——从陆贾到董仲舒

秦汉间在政治制度上有沿袭,但在国家的意识形态上有一个重大的文化转型,即由秦朝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转变为汉朝的"行仁义,法先圣",乃至汉武帝"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汉初的陆贾实有首创之功,继之者是贾谊,到董仲舒则可谓实现了这一转变之大成。陆贾提出"尊儒术而不黜百家"的思想,反映了汉初儒家在与秦汉制度相整合时思想的包容性,陆贾对此有理论的自觉,而以后的贾谊和董仲舒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这种思想倾向。

西汉国家建构视域下的“承秦”“过秦”探析

“承秦”与“过秦”二者看似矛盾,却内存于西汉国家建构过程中。刘邦集团在秦末与群雄逐鹿以及随后的“汉制”构筑过程中,一方面据秦之地,用秦之人,承秦之制;另一方面,又对秦政的暴行酷施以及其官僚制度中所存在的组织结构缺陷予以指斥批判。探究其由,一方面,秦帝国所开创的大一统中央集权的皇权政体乃其时最适宜的制度,“承秦”可谓是刘邦集因应现实格局的最优选择。此外,秦制的核心在于确立了皇权的至高无上,“承秦”可以实现并满足人性中对于权力尤其是皇权的觊觎,故其亦成为刘邦政权的必然选择;另一方面,“过秦”不仅旨在以秦为鉴,纠秦之偏,避秦之祸,而且还可以使得原本凭“力”而胜的刘氏政权由此具有道义上的合法性。

论三曹乐府诗对两汉民间乐府的继承

建安时代,曹操及其二子曹丕、曹植承两汉文人诗歌创作的低谷而异峰突起,创作了大量文质兼美的乐府诗,为我国文人诗歌的觉醒和繁荣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乐府诗创作颇多学习和继承两汉民间乐府之处。本文拟从创作手法、诗乐结合、思想内容(忧生、游仙)、语言特点等四个方面探讨三曹乐府诗对两汉民间乐府的继承情况。

秦汉时期医德文化内涵

秦汉时期的医德文化是传统医德的重要组成部分。从道家修身和儒家德治思想的影响入手,分析了秦汉时期仁爱为怀、以术进德、把关传承的医德文化内涵。医者只有以“仁”为动机,才能在行医过程中换位思考、关爱病人、修身自省,实现医术与医德的同步发展。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医学却陷入“技术至上”与“人文精神迷失”的困境。旨在准确把握秦汉时期医德文化的精神内核,实现传统医德文化的现代性转化,为现代医学的医德教育和医风医德建设提供借鉴和启示。

秦汉时期家产继承方式探析

秦汉时期的家产继承制度主要实行"诸子中分析产"原则,大体上分为家产的多次性继承、一次性继承和整体性继承三种方式;此外还有特殊条件下的女子继承和奴婢继承等辅助方式。这些继承方式对了解这一时期的家庭生活,进而理解古代社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