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琴入诗与汉代诗、赋创作

乐器作为一种题材,自汉代开始进入文学视野。古琴在汉代成为楚声楚歌的主导乐器,“援琴而歌”成为汉代诗赋中的固定意象。古琴在文人心中的地位及其所承载的文化意义,使其在汉代文学中成为某种符号化的象征,对汉代诗体、诗歌抒情方式及乐器赋与“七体”赋叙写模式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试论《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中“诗”之内涵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第一部史志目录,在分类中首先确定了诗赋略一类,是对以诗赋为代表的文学的肯定。作为文学传统的诗歌,是指六艺略中的《诗经》,诗赋略中的部分屈原赋和歌诗。这三部分共同构成了《汉书·艺文志》中的“诗”,这种分类兼顾了《诗经》作为六艺的主要身份,同时通过隐形的“互著”在诗赋略标题先后的顺序之中得到体现。在赋类中以屈原赋作为诗赋源流的分界,以此来彰显诗赋文体之变迁。最后列出歌诗一类,通过赋成为文人创作的主流文学体裁,反映了文人与歌诗的疏离。《汉书·艺文志》分类思想的背后是汉代文士对于诗歌这一文体的认识和探讨。

论韩愈对传统赋体诗的超越

韩愈作赋体诗的诗坛定论是片面的。韩愈的以赋为诗并非照搬赋法,而是师古创新,从赋中汲取适于诗歌的营养后熔铸改造以自树诗风。他以赋语入诗,却翻新用法,追求“奇”的风格与诗境。他借鉴赋体宏观性的描写角度和铺陈逻辑,具体内容刻画时又简去其繁冗的物象陈列,炼笔于有生动形象和丰富细节的画面呈现。他藉赋体的自信气度以重振中唐诗风,又舍弃其浮华幻想的内核,使社会现实成为诗歌关注的重心。

明代杜诗学中的学杜与变杜--以杨慎评点张含诗歌为中心

明代复古思潮兴盛,其中杜诗学是明代诗学理论的重要内容和诗歌发展的重要推力。前后七子派专宗杜诗,颇有模拟之习。反思宗杜之思潮渐起,杨慎、张含即为代表。张含前期受前七子派影响,专力学杜,至有杜甫后身之誉。后期同杨慎密切交往,两人互相影响,发生由学杜至变杜之演进。杨慎的张含诗歌批评核心是探讨学杜问题,由此而主张不仅应以杜学杜,更应以古变杜,提出“翻用杜语,新若己出”等说,强调充分吸收古代诗歌资源,特别是吸收历来被忽视的六朝诗歌艺术,以此为阶梯,上溯至《诗经》,领会精神,表现真情,批判现实,成就当代真我之风诗。杨慎围绕张含诗歌批评提出的一系列文学观点是对《升庵诗话》的发展。

唐宋时期汉赋的经典化过程

唐宋文学家在创作实践中对汉赋的认可与接受,促进了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主要表现在传统题材的拓展、艺术形式的发展、表现手法的学习等方面。文学家、评论家在理论上的批评总结,也是汉赋经典化的重要途径。唐宋时期理论上出现了一种"去经典化"的文学思潮,但主流还是肯定汉赋的功绩,对汉赋的发展、价值、作家作品、创作手法等方面予以评价。这种肯定对于汉赋经典化起了积极的作用。唐宋时期对于汉赋的注释、选辑、摘引等,也是经典化的途径之一,为明清时期大规模的汉赋文献整理奠定了基础。

韩愈诗歌对赋体成分的吸收——兼论跨文体鉴赏

诗史上被称作"以文为诗"的韩愈,他的"大变盛唐",既表现在将散文的某些因素融入诗歌,亦表现在融赋入诗方面。韩诗的铺排夸张、谐隐滑稽、联句赋物,皆与融赋入诗相关。对于参用其他文体的韩愈诗歌,在鉴赏和批评方面也应有跨文体意识。

汉赋女性角色的文化意蕴

涉及女性角色的汉代赋作,约占汉赋作品总数的1/5,数量远远超过我们以往的印象。在众多的汉赋作品中,作家们将笔墨主要集中在神女、美女和舞女们的身上,此类女性角色所占比例远远高出普通劳动女性。对这些女性角色的研究分析,不但让我们了解到女性角色在汉赋作品中展现出来的审美价值和文化意义,还让我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汉赋作家创作视野的焦点与盲区形成具有内在原因,对于我们全面认识和了解作家的创作与汉代社会政治、文化生活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

汉乐、汉赋与汉诗——汉代诗赋的音乐性考察

传世文献与大量出土文物证明,汉代音乐文化有着辉煌的成就。汉代音乐无疑对汉代文学产生巨大影响。汉代音乐不仅影响到作为音乐文学的汉代乐府诗,也影响到一代文学之盛的汉赋和文人徒诗(无乐之诗)。汉代文学样式空前丰富,是音乐与文学日趋分离的时代。文学与音乐的分离,促使汉赋和文人徒诗的兴起与成熟。汉赋和文人徒诗对音乐,一方面渐渐远离,另一方面又频频回望,不能忘怀,表现出在这个音乐与文学日趋分离时代文学的独特个性。

朱熹论两汉诗赋——兼与晁补之比较

朱熹在《楚辞集注》与《楚辞后语》中,因研究《楚辞》的需要而选录、注释、评论了一些汉代诗歌和辞赋。其编选旨趣颇受晁补之的影响,青睐抒情写怀及思想雅正之篇什,所作注释简明扼要,瑕瑜并见,而影响甚大。朱熹在品评两汉诗赋时,崇尚古朴自然,反对靡丽夸张,表现出很高的艺术鉴赏力;而其对司马相如、扬雄、蔡琰等人的人格评判,显然有以道德批评代替文学研究的倾向,表现出理学家的保守性和局限性。

论宋玉赋的创作特点与其对汉散体赋的影响

宋玉赋的"问对"结构、"韵散相间"的语言、"铺陈""卒章见义"的表现手法、多元的题材,标志着散体赋表现方法的成熟与定型,它对汉散体赋以及赋体文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可以肯定地说,宋玉是赋体文学特别是汉散体赋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汉代史传文学在汉赋经典化过程中的作用——以《史记》《汉书》为中心

在汉赋的经典化过程中,史传文学起到重要作用。与汉赋产生于同一时期的汉代史传文学《史记》和《汉书》的作用显得更为特殊,它们最早对西汉辞赋做了保存与筛选,这是汉赋经典化的第一步,而"以文传人"的史书撰写方法也对汉赋进行了很好的推广,并且汉代史传文学作为最早的汉赋注解与评论资料,还系统展示了西汉代辞赋创作风貌,在汉赋研究史上具有很高价值。

汉代歌诗艺术生产的基本特征

本人认为 ,在中国古代歌诗艺术生产中 ,大致存在着三种主要方式 ,即自娱式、寄食制和卖艺制。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繁荣强盛的封建地主制社会 ,在以汉乐府为代表的两汉歌诗艺术生产中 ,不同程度上发展或完善了这三种古老的艺术生产方式 ,并形成了自己的时代特征 ,这在中国古代文学艺术生产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汉赋中的天文元素论析

中国古代天文学至汉代渐至成熟,天文元素开始大量进入文学作品当中。通过汉代赋家借用天文星象对天命的宣扬、对帝王宫室和圣德的盛赞及对游猎场面的烘托等方面的论析,重点阐述其对汉赋创作的渗透和影响,并从中窥视出天文星占学与汉代社会政治之间的神秘联系。

汉乐府与杜甫的平民化书写

儒学是一种入世哲学。孔子论《诗》,重视其政治教化作用。西汉武帝在独尊儒术的同时,也继承了周代的民间采诗传统,借以察民情、观风俗。汉乐府这种"平民体"诗歌范式给唐代诗人杜甫以莫大启迪,他创作了大量"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表现普通百姓的生活、苦痛和向往,开文人平民化书写之先河。杜甫的创作,从思想内容到艺术技巧,皆受汉乐府影响至深。"圣人筐篚恩,实愿邦国活","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被后世尊为"诗圣",是与他心系民瘼、致力于平民化书写密切相关的。

北大汉简《妄稽》以夫妇喻君臣寓意新探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有一篇《妄稽》被学界认为是汉代俗赋,研究者一般肯定其具有劝诫作用,主要劝诫妇人勿妒。《妄稽》属西汉文人所作赋,作者身份应为能言善辩的滑稽之流。西汉初中期的赋为文目的必与政治相关,联系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事实来看,本赋当不止于闲话家常之作,其用意具有以夫妇喻君臣的政教作用,主要用来讽谕帝王慎于爱憎,警惕新兴的文学侍从。品德及外貌皆完美无瑕的周春实喻帝王,妄稽则喻帝王身边敢于直谏的社稷之臣,而虞士则喻帝王身边的新兴势力,特别是刀笔吏出身的侍从之臣。赋中妄稽与虞士的对立代表着帝王身边两种势力的斗争。正是因为现实中传统保守势力的失败,《妄稽》文本不能流传进而成为随葬品。因为现存简文缺失了结尾部分,致使我们无法窥见其真相。

《岁寒堂诗话》中的唐诗观

本文阐述《岁寒堂诗话》中所表现的唐诗观。认为:张戒《岁寒堂诗话》中所表现的唐诗观是在反江西诗派的过程中形成的,有明显的针对性,理论性也较强,且具有较鲜明的儒家特色。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宗尚杜甫、尊李重韩、抑元白张王、品评小杜温李。

诗圣、曲圣,异曲同工——杜诗、关剧之思想艺术比较

"诗圣"杜甫与"曲圣"关汉卿,同列世界和平理事会所选出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作为中国古代文学史发展上诗坛与曲坛最高成就的代表作家,通过对其创作实际的考察和比较,杜诗与关剧的思想、艺术,在以下诸方面有相似之处:一、立足现实,关注民生,二、同情弱者,怜悯女性,三、雅不离俗,曲尽人情。

读诗札记

本文是作者研读古诗的一些心得.内容涉及王维诗与汉赋的关联,杜甫对李白诗的评价,以及汉诗《冉冉孤生竹》的某些问题.

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及其它

源于道家之哲学思维,兴于《楚辞》之文学创始,汉魏六朝诗赋文本的"人神同游",一方面在文学形态上涵括散体大赋、骚体赋、乐府古辞、文人乐府、游仙诗等,另一方面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呈展出程度不等、方式不同的传承和创变。不仅如此,"人神同游"隐含着某种固定的表达模式,其"游"中寓"忧",它往往通过文学幻想和时代演绎,表达出主体对客观世界和有限自我的超越。

论汉代赋论“美颂”精神之缺失

汉大赋的创作,表现为以颂扬为主旨而不忘讽谕的内容特点,服膺于"美刺"两端的诗教精神。然而,汉代赋论却无视其颂美的内容及意义,直以"虚辞滥说"加"讽谕"的批评模式,对其多有微词,多加贬斥,表现出"美颂"精神的缺失。赋论的此种现象缘于赋作家、读者及批评家三者活动目的、意义的错位。这种错位造成了汉代赋学批评始终争论不休,而汉赋否定论长期占有相当市场,并使大赋创作始终顶着巨大压力负重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