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卞”字构形补议

“卞”“弁”均是晚出的字形。有学者将“卞”字的形体与战国楚文字中出现的“鞭”之古文“■”一类形体相联系,认为“卞”由这类字形的分化省简而来,也有学者认为“卞”为“弁”之俗体或省文。文章通过梳理相关字形,认为“卞”形出现于东汉前后,楚简中的“■”类字形与后世“卞”的字形并无关联,只是偶然造成的局部同形而已。而“弁”形的出现则要晚至约后赵时期,是隶书楷化的结果。隶、楷书中的“卞”与“弁”字,应均由早期隶书中的“■”形分化演变而来。

秦汉简牍算书“径田术”新探

“径田术”是秦汉简牍算书中的一种简便算法,用于计算广、纵均大于或者广、纵之一大于240步的矩形田面积.此术目前见于四种秦汉简牍算书文献,学界对“径田术”有过讨论,所得出的结论中有合理成分,但由于部分术文晦涩难懂等客观原因,这些结论还有可商榷之处.分析学界对“径田术”几种代表性观点,指出其中的合理成分和可商榷之处,在分析术文文意的基础上提出理解“径田术”的新思路.

简牍所见战国秦至汉初“内史”及其沿革

“内史”一职西周已有,春秋战国以降秦因之,一度作为位次丞相的中央职官参与国家立法,掌治国家财政、上计等事务。秦统一前后,“内史”作为京畿地区治民长官的职能不断加强,“内史”职能或经拆分,将仓廪谷货部分析出,别置“治粟内史”。汉兴,“治粟内史”职权重归“内史”,直至高后执政后期,因现实需要,才又重新析为两职。

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试析

[目的]探析出土医学文献中酒的应用,为现代中医临床运用酒提供借鉴。[方法]以《五十二病方》《武威汉代医简》《周家台秦简医方》以及《天回医简》等出土文献为基础,结合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出土文献中酒的应用进行对比总结研究。[结果]出土医学文献中对酒的应用虽没有具体说明用酒的原因,但从同时期传世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可以进行综合分析。酒在先秦秦汉时期多为黄酒,使用方法多是以酒调服,酒煎剂和浸渍法,并广泛应用于各类疾病的治疗。酒有“改变药性,直达病所”“温经通络,祛瘀止痛”“矫除臭味,增强药效”等功效。后世文献中对于酒的运用,在各个时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但皆是在秦汉时期酒应用的基础上进行发展。[结论]酒在现代中医临床治疗的运用中存在巨大的潜力,但酒浸泡药物的时间、煎煮法等对药效的影响等方面均值得深入研究。

虎溪山汉简“梯”“柂”释义及其相关问题

在湖南沅陵虎溪山汉简1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涉及到《食方》内容,其中,亦不乏各种量词的使用。简11“黍一梯”“枣膏一柂”中的“梯”“柂”,均用为器物量词,它们的释义以及文字隶定,对于理解句意至关重要。“梯”可能与出土的节状木器有关,为分层的、卷筒状的、类似于竹桶形的盛装粮食的器具。“柂”即为“匜”,应隶定作“柁”,亦是用于盛装食物的器具,在同墓中曾出土了一些品相精良的漆匜。药食同源,黍米与枣膏配伍,既反映出墓主人生前的饮食喜好,亦体现了时人的养生观念。

走马楼西汉简中的经济作物管理

走马楼西汉简中“非纵火时擅纵火”的辞例为汉武帝时期的案例,该案所焚烧的“梅材”“茭草”属于经济价值较高的野生经济作物,而汉代律令对仓■、私人田园以及野生山林区域的同一类经济作物有不同的保护规定。“纵火”应当指代火田开荒,而“时”则代表时禁,但“纵火时”可能因地貌不同,要求各异。生长于河谷地区的灌木、禾草等“草田”可能于七月焚烧,但乔木植被茂密的山林地区自七月砍伐后,很可能十月才允许烧山。走马楼西汉简另一辞例“长沙临湘少内禁钱计误脱案”中所输药材应为地方上贡之“献”,而中央政府通过文书与校券等方式对“四时献”的物品进行严格监管。

印文誊录与汉代地方行政:基于简牍公文书的讨论

汉代简牍文书誊录了一些印文内容,在文书作业的不同环节,各有特色。文书传行环节多数照实抄录,但有时简写印文或简述印文,比如机构和官称的省写,也有对印章责任人所做的描述性誊录,这些都以能准确辨识发文者为原则。西北地区简牍的收文记录则几乎完全照录印文,而长沙东汉简牍中的收文记录则由发文者事先写就,比印文内容更翔实。传的印文也会被关吏忠实记录下来。汉代公文书印文誊录,反映了地方行政事务责任落实到人,秉承灵活务实原则,其流程不断优化,更加简洁、高效等特征。

西北汉简所见内科疾病问题探究

西北汉简中有大量记载内科疾病的史料,对其梳理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文章通过梳理西北地区出土的简牍文献资料,将汉代戍边民众所患内科疾病分为伤寒、伤汗、疾温、头痛、四节不举等几个类别;并结合历史条件及中医病因说分析戍边民众患病原因;同时结合简文对汉代内科疾病治疗方法进行分析。旨在通过对西北汉简所载相关内科疾病的相关探讨,为医史研究及当今某些疾病治疗提供参考与借鉴。

“凫”与“鸿”:悬泉置汉简猎杀候鸟记录

丝绸之路交通以必要的生态环境背景为基本条件。这样的条件,包括自然地貌、气候、水资源、野生动物分布以及植被状况等。丝绸之路河西路段的生态环境条件对于汉王朝的西北边地建设,对于汉与西域的联系,形成重要的历史文化因素。新近面世的悬泉置出土汉简资料中提示的重要信息,为增进相关认识显现出积极的意义。例如,简文可见有关“盆”“鸿”价格的记录,应当理解为所猎杀候鸟“凫”“鸿”的市场交易资料。说明在河西水泽环境下候鸟迁徙途中的停留,被当地军民看作可以作为饮食消费对象的野生动物资源。汉武帝“巡于北边,见群鹤留止”故事,可以作为认识相关历史现象的参考。悬泉置汉简反映的当时被猎杀“凫”“鸿”进入市场的相关信息,具有珍贵的生态环境史料的价值。丝绸之路生态史与丝绸之路交通史等学术主题的研究者,应当予以重视。涉及“凫”“鸿”的悬泉置简文,也为认识当时“天鹅属”“雁属”“黑雁属”禽鸟的地理分布,提供了新的动物学信息。

悬泉汉简新见钱券考释一则

《悬泉汉简(贰)》中编号为I90DXT0210①:3的文书简是一枚出钱券,简文中漏释之字应为“文”字,指用现钱支付。简文内容为少内啬夫辅向代替厩御孟子执行送客任务的平民孟延年支付975钱的记录。其中“客五人”应是敦煌郡广至县到悬泉置劳作的庶人,975钱应为由县财政支付的本次送客任务的专项经费。此外,结合秦汉券书的使用情况及简文内容等方面信息综合判断,此枚钱券的形制应为三辨券。

张家界古人堤汉简释文校补

古人堤东汉简牍残泐严重,虽历经多次整理,但部分释文仍有较大改释、补释的空间。本文在最新整理成果的基础之上,对释文中误释和阙释的七、孙、猛、侍、县、长、属、君等字提出个人见解,力求提供更加准确的释文参考。

秦汉简牍所见“长沙”县考

里耶秦简、华远秦牍、益阳兔子山汉简均见地名“长沙”,表明秦代延续楚国的建置设有长沙县,该县作为苍梧郡的郡治,一直延续至汉初。秦长沙县故城在今长沙市五一广场及周边地区,汉初临湘县的城址可能在北津城,疑吴氏长沙国的国都可能曾由北津城迁至“临湘故城”,迁置后原长沙县改名为临湘县。

河西屯戍汉简诗歌文献探析

出土于疏勒河和额济纳河流域的河西屯戍汉简,部分简文与文学关系密切,部分简文本身就是文学作品。经梳理目前公布的河西屯戍汉简资料,发现其中有12首诗歌。这些诗歌虽然多为残篇,但保留了汉代西北边塞诗歌的原初形态,真实反映了汉代的边塞风光、边境的社会生活和边关军民丰富的情感世界,丰富了汉代底层文人的诗歌文献,拓宽了汉代诗歌的题材范围,为探索汉代诗体的发生发展提供了可信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额济纳汉简书法鉴赏与创作的审美理路

额济纳出土的简牍是两汉时期书法墨迹,是汉代书法“隶书草化”的缩影。额济纳汉简书法鉴赏与创作过程中可见“象、法”的书法形式要素以及以“媚美”为形式规定的法度特征与以“自由”为内容追求的书意特征,由此升华出从“书法意象”到“书法意境”的额济纳汉简审美理路。

《悬泉汉简(贰)》所载“东乌泽亭”地望蠡测

《悬泉汉简(贰)》由三枚简组成的册书完整地记录了敦煌郡广至县“东乌泽亭”相关情况,至于“东乌泽亭”地望,则因史料有限而尚无结论。从传世文献及考古调查发现来看,汉唐时期在今瓜州县以西疏勒河下游、截山子以北的区域存在广阔的湖泊水系,乌泽就是其中的一片湖泊。这里也曾是敦煌主要的农垦区。因此,悬泉汉简所载“东乌泽亭”即在此附近,也就是今瓜州县南岔镇六工村西南12公里芦草沟城一带。到了魏晋十六国时期,北凉段业在此开置乌泽县,隋代乌泽县并入常乐县后,乌泽这一历史地名随之湮没消失。

西汉人体陶俑的医学研究

辽中医俑1号和2号的形态特征分别符合西汉文帝与景帝陵寝出土的“裸体着衣式木臂彩绘陶俑”的侍女俑和武士俑。此类陶俑制作的风格写实、体型标准、头面部雕塑呈个体化,对古代人体测量学和体表医学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实测数据表明,西汉人体俑为真人1/3缩型,代表了西汉时期标准男女成年人体。辽中医俑1、2号的还原女子身高为159 cm,男子为172.5 cm,与《内经》所述人长七尺五及近现代中国人平均身高基本一致。另外,汉俑的头身比、足身比、上下身比等数据与中国现代人也高度符合。汉俑的“同身寸”与秦汉度量寸制及《内经》的人体骨度测量数据完全一致,代表了中医针灸的“标身寸”。66个西汉“脉书”中常用的体表解剖名词大部分在汉俑体表都有雕塑表达,说明古人对人体的精准认知,以及文字和雕塑表达的一致性。体表结构专有名词在“脉书”中最常见的使用是表达疼痛的部位,这可视为中医穴位及“以痛为腧”取穴法的早期雏形。研究表明,西汉人体俑不但代表了当时的标准男女人体,也能代表现代的人体标准,同时具有广泛国际代表性,堪称中国古代人体测量的“原始标准”。因此,重建汉代经脉人体模型对传统针灸的继承、医学教育、标准化及临床应用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石刻画像墨书“襄人”新说

四川中江塔梁子东汉崖墓M3石刻画像上出现的“襄人”,学界或以为是胡人,或以为是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族称,尚无定论。长沙走马楼西汉简中出现的“襄人”为人名而非族称,且秦汉简牍与玺印中多有以“胡人”“越人”“赵人”“市人”“央人”“里人”“外人”“圣人”“异人”等以“某人”为名的取名现象。通过考察M3石刻画像主题与墨书“襄人”的位置,结合目前出土的汉代画像石榜题、工作性铭文的特点,可以确定M3石刻画像上墨书的“襄人”应为工匠题名,与“胡人舞蹈图”的主题内容应无关。“襄人人名说”可解决长久以来对M3“胡人舞蹈图”上端墨书“襄人”内涵的争论,消除此前各说对M3石刻画像石主题与“襄人”解释之间的抵牾。

《孙子兵法·形篇》札记——简本与十一家注本异文分析

《孙子兵法》是一部针对统帅和将军的军事著作,与统帅相关的属于军事战略思想,对将军而言的则是一系列具体的战术原则。《形篇》的旨意是对统帅讲“先为不可胜”的国防战略问题,汉简本“守则有余,攻则不足”正是这方面的认识,十一家注本改为“守则不足,攻则有余”不妥。另在“动于九天之上”前加“善攻者”有误,其主语当为“善守者”。简本“无奇胜”,指统帅要从国家整体实力出发考虑问题,不能把胜利寄托在将军个人的谋略才能上,这与《势篇》指示将军在指挥作战时要“以奇胜”没有矛盾。在“胜”前有“称”,是对“胜”的限定,强调基于客观比较分析的实践理性精神。由此可见,十一家注本对于《孙子兵法》本旨有误读。当然,这也可谓阐释过程中的军事思想发展。

论尉缭子的“文武之道”

“文武之道”原是指尧、舜、禹、汤、周文、周武等古代圣王治国平天下之道。20世纪70年代初,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发现了大批兵书残简,其中有与今本《尉缭子》[1]大致相同的残简六篇。残简中多有尉缭对“文、武”的论述,他以治兵实际为出发点,紧密联系战国大变革的时代特点,适应战国大变革时代变化,结合兵家治军的实际经验,形成了带有兵家思想特色的“文武之道”,即以德为先、刑为后的教戒之道,赏于前、罚为后的兴功止奸之道,文攻武守的固国之道。

《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校读札记

《刑德》甲篇“德徙土”“(刑)居木”应改释为“德居土”“(刑)【从水】徙木”,离【=(离,离)廿(二十)岁而复并居】水”应改释为“离行【十六岁而复并居木,廿岁复并居】水”,“有胜日”应改释为“十胜曰”,“【(刑)、德】以子徙”应改释为“【六康曰:】以子徙”,“倍(背)(刑)德,益”应改释为“逆(刑)德,胜”,“日之奇□□□□伐国□□□□□胜之”可补为“日之奇□以为□伐国,地之,逆刑德,胜之”。此外,本文缀合了《阴阳五行》乙篇《刑日图》的两块帛片,发现了《五行禁日》中被误剪的“斩”字,找到属于该篇的六块残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