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唐传乐谱看节奏节拍符号的演变

日本唐传乐谱虽经历“平安朝乐制改革”的整合、改编和再创造,但其节奏、节拍符号仍具有承前启后的历时性特点。其中:节奏符号承自唐代谱式,后趋于简化,最终与演奏法融为一体;节拍符号上承《敦煌乐谱》并被赋予鼓谱的含义,在当今活态音乐中演变为“板眼”。日本唐乐古谱上承唐代谱式,下衔西安鼓乐、福建南音等活态乐谱,其蕴含的内在逻辑与中国传统乐谱体系脉脉相通,对其符号的解读破译,能补充中国乐谱体系从燕乐半字谱到工尺谱演变进程中所缺失的环节。

音画流转烟雨繁花——民族管弦音画《听见江南》的视像表达

近些年来,中国民族音乐的演出样式已经从音乐厅演奏的单一模式转变为更多样的舞台表达方式。“视觉包装”已经成为国乐专场演出策划者和导演们关注的重要元素,无论是演奏员的服饰造型还是舞台美术都有了丰富多彩的样式,甚至有的民乐演出有了“戏剧”情节的导入,让国乐专场表演既是一场音乐会,又是一场具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的综合性表演。多种艺术样式的融入,让国乐表演更丰富、更具有跨界融合的意味。这是时代发展对传统演出需求转变的结果,也是中国音乐发展变化的新阶段。民族管弦音画《听见江南》的“视像”表达研究,既是从“视觉包装”来解析舞台视像的构成要素和组合方式,更是从中华文脉中提炼美学特征,继承和发扬优秀的传统民族文化。

口传艺术“楚调唐音”歌吟词的音声意韵研究

江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楚调唐音”歌吟是我国传统吟诵流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诗歌同体”“诗以歌传”是中国文学一个独特而又漫长的文化景观。歌吟的古雅音韵在世代传薪中建构了其特有的声音景观和审美意趣,通过以词为载体的歌吟音乐形态的分析,探寻歌吟中词的吟唱规律及其音声意韵的艺术观念,以丰富传统吟诵音乐形态的地域研究。

论张九龄的文化史意义

张九龄是唐代开元中期的政坛兼文坛领袖,在政治、文学和岭南经济文化的发展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政治史上看,他出身庶族,以科举入仕,官至宰相,其经历和用人观打破了魏晋以来贵族政治的传统,刚正儒雅的“九龄风度”成为后世文官的典范,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官政治的初步形成。从唐诗史上看,他的诗歌改变了初唐寒士诗歌悲凉的格调,形成了自信、昂扬明朗的格调,体现了鲜明的盛唐时代精神,是盛唐气象形成最为显著的标志。从岭南地域文化史上看,张九龄开辟大庾岭路,极大推动了岭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与内地一体化发展;同时,以其才学、德望与风度成为岭南地域崇高的乡贤典范,为岭南社会文化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精神驱动力,从深层次加速了岭南进一步融入中华民族的步伐。

《唐前孟学史》“史笔”探析

孟子学说及相关历史传承历来为中国古典学术研究者所重视,多元化的研究视角使其存在细节深入而系统性不足的弊端,而《唐前孟学史》运用恢弘“史笔”,全面梳理孟学九百余年发展脉络,以宽广时间跨度及相关认知来促成宏大学术史观,同时继承史家实录与批判精神,改进以往学术研究思路以实现创新。作者以“史笔”为基础深入考据文献典籍及其内涵,逐步确立孟学之根本并将其与后世著述及学者勾连,两相配合理清孟学历史发展轨迹。同时,此书在主干之外又横向延展,广泛关涉历代不同门类和流派之学说,并始终联系孟子之学的地位变化与社会影响。作为具有高度创新性的立体化“新子学”研究成果,此书将为未来孟学研究的深化发展提供值得借鉴的全新研究视角。

论唐代的家乐

唐代家乐兴盛于盛唐中后期,受安史之乱影响很快沉寂下去,直到德宗贞元年间才再次活跃,此后便一直兴盛不衰。它的兴盛是朝廷积极倡导宴乐之风的直接结果。中晚唐家乐具有成员构成丰富及家伎流动性强等特点。家乐的音乐水平在中晚唐得到迅速提升,故其地位不容忽视。

《霓裳羽衣曲》考

《霓裳羽衣曲》是唐代法曲中的重要作品,但它在音乐舞蹈方面只留下了很少的史料。本文以文献训诂为主,结合音乐分析对该曲进行了较全面的研究,在音乐舞蹈方面对该曲有了一个较深入的认识,力图再现该曲的原貌,也对后世再创编该作品提供有益的参考。

朝鲜历史上乐器的形成、变迁及与中国的音乐关系

朝鲜,相邻于我国东北地区的邻邦,与中国的历史交往十分深远。在隋唐音乐志的七部伎、九部伎与十部伎中的高丽乐以及未被列入十部乐的百济、新罗乐的乐器中它们大部分与中国乐器名相同。它们在呈示出地方乐特色的同时,受到中国音乐怎样的影响?继而又怎样走向本土化的等问题在中国音乐学界没有得到深入的研究。本文将以朝鲜历史上所出现的乐器为切入点展开历史调查,探索,企图探明历史上朝鲜音乐与中国的关系及其变迁的脉络。

日本雅乐考论

我国学术界对于日本雅乐的了解多限于"出自唐代宫廷音乐,主要是宫廷宴飨时演奏的燕乐,遣唐使将其传往日本并在东瀛生根开花"的认知程度,对日本雅乐尚缺乏全面深入的认识与理解。本文以东瀛实地调查为据,结合文献梳理,全方位描摹了日本雅乐的整体风貌,并对日本雅乐的多元文化构成、中国文化元素和宗教文化色彩等方面的问题进行了重点分析。

唐代伎乐的守成与新变

唐代宫廷音乐中,多部伎的形成与运用,有其深刻的政治社会背景。从唐初对九部乐的改订到十部乐之用,再到二部伎的增造,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唐代将散乐列于乐部,隐藏于多部伎创制中的因素被激发出来,从而形成了唐代多样化、娱乐化的伎乐体系,促进了诸多新的、普世性、社会性音乐品类流行,中古音乐雅俗之分明确,中古伎乐演化初步实现。

唐代矿业政策初论

唐王朝建立后，对矿业实行了以官营优先为前提的公私兼营政策，一方面由政府经营管理着部分矿业，另一方面也允许私人经营。对私营矿业的管理前后有所变化：唐前期，政府设冶监官营处，私人可以采矿，但要向冶监交纳矿税，而不设冶监官营处，私人亦可采矿，也可以矿产向当地政府折充课役。大约到开元九、十年稍前时，政府制定了专门的令、式条文向私营矿业征税，此后在管理上逐步予以加强。

唐代大曲结构名辞考

唐代大曲集中展示了中古伎乐的艺术成就,本文对记载这一音乐体裁的唐宋大曲结构文献进行了考索。认为在唐宋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文献中,对结构有不同的意义所指。此研究力图厘清学界对唐大曲结构名辞含义模糊的认识,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照。

莺啭乐响春意来 软舞美韵古今载——《春莺啭》的历史与形态考论

唐代俗乐大曲《春莺啭》是在唐宫廷中由唐高宗等统治者共同创作而成,这其中,乐工白明达起了很大作用。本文通过其创作、历史沿革、音乐特点、传承发展及当时文人们对它的评价的考索,为深入认识这一唐代注重声音本体美感及情趣发展而成的俗乐舞进行了全面研究。

梁方仲与明清档案的整理

20世纪30年代中国史学转向浪潮中,老一辈学人陶孟和,春风化雨,兼容并蓄,为同仁们苦心擘画良好的学术环境。梁方仲、汤象龙、吴晗等史学新辈,参与明清档案的整理,自1930年至1937年倾力抄录明清财政经济史料,冀于二百年之中国经济发展作有系统的研究。他们创办史学研究会,阐释"新史学",开创出独具特色的学术风格和学术实践道路。

解析大曲音乐本体 同构唐乐文化大观——王安潮《唐大曲的历史与形态》序

大曲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一种非常重要的大型的音乐曲式或综合的乐舞形式。王安潮博士从大曲发生发展的历史纵向和唐代大曲音乐本体形态两个层面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所倡导的中国古代音乐分析方法、古代音乐和现存音乐体裁间的关系、古代人文因素对音乐体裁发展的影响等,不仅是唐代大曲研究的重要切入点,还可能对其他中国古代音乐体裁的研究具有价值。

论隋唐燕乐——潮州调式音阶的历史影响

根据霍恩博斯特尔提出的中国、希腊、波斯-阿拉伯音乐三大体系，隋唐“燕乐”的产生乃是波斯-阿拉伯体系与中国音乐体系碰撞的结果。之后，中国对东亚与东南亚各国音乐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小泉文夫对日本阴音阶产生于中国雅乐（中国称俗乐）进行了推论。现再将日本阴音阶与琉球音阶的产生，推论至当今由隋唐燕乐留存的活化石——潮州音乐的调式音阶运用发展而来，从而更明确了历史上中国音乐体系影响的实质内容。

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

主要通过文献法、逻辑分析法,对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百年回顾与思考。解放前的研究特点:积极探寻中国古代体育源流;具有民族本位主义的思想,以之抵制西方体育文化。新中国以来的研究特点:一是不断延续革命史话语外,重头是中国古代体育史方向的研究,即"寻根史学"的特点,二是90年代,开始从客观讨论古代体育的历史、地位、价值与意义。近十年的研究特点:中国古代体育史、参与史学研究范式和古代体育断代史是其主要特色,二是体育史学在理论方法的运用方面受到一些新史学方法的影响。纵观百年来中国古代体育史研究的进展,始终是中国体育史研究的重要部分,是学术主流。在古代体育史这个主题上,不少研究虽然以此为枢纽,但实际上又超出了古代体育史的范畴,大大推进和深化了中国体育史的整体研究。

唐代大曲曲名考

唐代大曲遗存下来的多为曲名,这对了解大曲的使用情况,推想大曲的音乐特点很有帮助,由此引发了笔者对文献中记载的大曲曲名进行考证研究。文章从《教坊记》入手,并广泛收集了记载大曲的正史资料、民间资料,考证了大曲见存的历史线索。在此基础上,对其用途及音乐风格进行初步研究,并力图对见存的大曲进行分类,这为进一步认识唐大曲的其他属性提供了基础。

《秦王破阵乐》考

《秦王破阵乐》是唐初的一部重要乐舞大曲,它在当时和后世都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其史学发展脉络进行了全面考证,发掘它在发展历程中的线索和内在联系;在现存乐谱历史沿革的认识基础上,结合今人近期的解译与研究,本文在乐句、节奏、旋律、音韵、声调方面对其进行了音乐分析,由此认为它所具有的特点与史载的"发扬蹈厉,声韵慷慨"相合。

唐代笔记小说中的音乐史料

《新唐书.艺文志》记载有一百一十七位"小说家"。这些笔记小说中,保留了许多真实、鲜活的音乐史料。那些有血有肉的音乐记述与正史中正统正面的音乐史料相互印证,构成了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最为重要的文献来源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