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行政学说史写法刍议:元问题省思与新方法建构

文本中呈现的公共行政学说史存在着不同样貌,背后对应的是不同的公共行政学说史写法。公共行政学说史的常见写法包括学者法、学派法、范式法、阶段法。其中,阶段法已经逐渐成为最常见的学说史写法。然而,如果没有直面学说史贡献,各种写法都难逃只在“自洽”思维里打转的境地。基于对学说史贡献标准的探寻,实践的优先性要求公共行政学说史必须首先厘清公共行政学说产生和发展于何种特定的时空之中,公共行政面临的社会问题、政府的治理技术和公共行政学说的回应与贡献如何构成一个完整的实践认知链条。这个完整链条之上并不是严格前后相继的阶段,而是一个个具有相对集中关注度的焦点。焦点法在阶段法的基础上,将被割裂的公共行政实践与公共行政学说彼此关联的面貌还原出来,更好地解释公共行政学说的兴衰更替。公共行政学说史先后围绕领域开辟、体系建构、路径抉择、思潮竞逐和模式整合等核心焦点渐次展开。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公共管理学科理应更有机会做出学说史贡献。

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

《噪声污染防治法》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共同为社会生活噪声污染防治中治安管理处罚的适用提供了完整的法律依据。前者明确了应予处罚的社会生活噪声违法行为的种类,后者则明确了治安管理处罚的种类和幅度。2022年6月起,修订后的《噪声污染防治法》正式实施,《治安管理处罚法》也应当进行修订。这是因为: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对违法行为的描述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相呼应,另一方面《治安管理处罚法》中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与《噪声污染防治法》的规定构成由轻到重、递进式的处罚体系。

饲用抗生素与公共卫生风险——20世纪70年代美国抗生素饲用问题公众化的开端

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政府较为积极的环境保护政策、科学界对细菌耐药性问题的新发现、及英国"斯旺报告"的共同影响下,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对抗生素饲用问题展开调查,并决定限制饲用抗生素在畜牧业中的使用。美国主流报刊对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和相关行业的斗争过程作了较为深入详细的报道,有关抗生素饲用导致公共卫生风险的观念随之在美国得到传播。这一问题从此突破科学研究领域的界限,开始进入公众的视野。这一时期美国抗生素饲用问题开始公众化,并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这有助于对整个问题的解决。

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图绘公共行政学史——兼评何艳玲教授《公共行政学史》

公共行政所拥有的独特思路和具体性思维方式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然要溯及公共行政自身历史。新著《公共行政学史》在回答这一问题的过程中采用将理论与行政实践联系的理论导向的叙事方式,对西方的公共行政历史脉络提出了新的解释视角。从公共行政学历史脉络的缘起、历史梳理的基本方式和结构等方面展开讨论,并以公共行政学史的历史脉络研究及其叙事方式为契机,提出关于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如何书写的重要问题。在公共行政学成为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的情况下,如何形成自己独立和更为专业化的研究和叙述,成为中国公共行政学者们有待反思与推进的重要议题。而前现代的行政思想史是否应当由政治思想史方面的著作去代写,这是一个更需要思考和有待讨论的问题。

行政伦理决策的三重维度:内涵、取向与过程

行政伦理决策是行政决策主体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基于行政伦理价值自觉进行方案选择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行政决策主体意识到自己是在特定伦理框架内进行决策,当前的决策问题并非与伦理无涉。传统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行政伦理决策取向是功利主义,新公共行政的行政伦理决策取向是义务论,而新公共服务则着眼于美德伦理学。单独秉持结果论、义务论以及坚持美德伦理学并不能确保带来负责任的行政行为。学者们试图通过伦理决策模型实现价值取向的均衡。基于公共性承诺,公共行政学首先应该确立起行政伦理决策的规范性模型。通过借鉴登哈特夫妇的规范性模型,指出其不足并加以校正,一个更加完善的行政伦理决策模型得以初步建构。

重新发现明诺布鲁克会议

明诺布鲁克会议是公共行政学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共事件,它承载了这一领域中的许多人希望拥有不同理论观点和研究取向的学者们能够作为一个整体去追求某种共同社会价值的理想。但在不同学者围绕这一事件展开的历史叙述中,我们看到的则是这一领域内部日益走向分化和对立的现实。最初的明诺布鲁克会议被公认为对主流学术界的一次集体反抗,这次反抗造成了理论家团体与主流学术界的分裂。后两次会议则可以被视为主流学术界重新定义明诺布鲁克传统的努力,这种努力也不断遭遇理论家团体的反抗。明诺布鲁克会议究竟是主流学术界的传统还是理论家团体的传统,这是一个仍然不断引起争议的问题。

“管理主义”与公共权力的异化

新公共管理运动所提倡的“管理主义”使公共部门的运作效率有所改进,公共服务的生产和提供在某些方面也得以改善。但是运用于管制性的、执行性的政策环境中,就易产生所谓的“公共权力的异化”,深刻地伤害公共服务的本质。因此“管理主义”的立论基础薄弱。公共服务是现代政府的第一要务,实行适度的规制、限制公共权力市场化是必要的。

公共行政学说史课程教学方法改革的研究

根据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省属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目标逐渐转向应用型。为此,省属本科院校的文科课程面临着教学方法与教学手段改革的挑战。公共行政学课程组尝试以话剧为载体,授课班级全员参与,以行政学家的核心思想为元点,探讨宪政中的某一政府行为。通过时空穿梭与行政学家对话的方式,以"会聚行政理论,演绎政府行为"为主题,创新公共行政学说史实践教学方法的研究,收到了良好的教学效果。

试析治安管理处罚中的证据适用问题

公安机关在对违法人进行治安管理处罚时,必然涉及证据适用的问题,《治安管理处罚法》与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相比,在调查取证手段及程序方面有了较大的修改,体现了立法者在制定法律过程中比以往更注重对违法行为人权利的保护,使执法更具人性化,但一些地方还需完善。新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补强证据规则对规范执法人员的取证行为起到了关键作用。

议公安执法的公开原则——以治安管理处罚为研究视角

近年来,在推行依法治国、依法行政的背景下,公开执法开始和公正、公平联系在了一起,被视为现代的先进执法理念,树立公开的执法理念也提上了公安机关的议事日程。公安部"三项建设"和弱势群体权利救济的大时代背景给公开原则的实际应用提供了机遇和挑战,需要进一步在公安执法工作的过程和结果中依法落实公开原则。

美国公共行政的批判叙事:基于合法性的反思视角

自美国行政学创立以来,在"政治-行政"二分法的框架规定下,专业主义和技术理性的话语占据支配地位,少有批判性和反思性的理论叙事。近年来,伴随着合法性危机的不断加剧,后现代主义和批判理论逐渐兴起,成为公共行政学界的前沿学术命题,也为新的历史叙事的建构提供了可能。本文试图跳出传统行政叙事的思维定式,从合法性反思的维度重新阐释美国公共行政的演进历程,进而揭露出萦绕美国行政史的诸多人造神话和政治伪饰。对于处在本土行政学建构关键时期的中国学者而言,批判叙事也有助于我们拓展公共行政的研究方法与历史视野。

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制度:一个中国问题的思考

行政公益诉讼是国家积极作为论的产物,有利于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功能秩序,也并不违反无利益无诉权原则。作为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权力滥用的制度建构,对实现行政诉讼法的目的意义重大,我国应该确立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由于检察机关属于法定的法律监督机关,且与一般民众、法人与其他组织相比,在提起行政公益诉讼问题上具有比较优势,因此应成为行政公益诉讼的惟一适格主体。鉴于我国法律目前尚无行政公益诉讼的正式规定,这使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存在法律障碍。其中,通过修改行政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与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明确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的标准、范围、方式与程序等,则是中国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朝向他在性:公共行政的演进逻辑

公共行政的建构呈现出从自在性不断朝向他在性的演进逻辑,以自在性为原则,民主、责任等指向他者的价值受到了排斥,效率这一自在自为的价值则成为公共行政的核心。以他在性为原则,效率与民主、责任等的地位发生了颠倒。在20世纪,公共行政的建构经历了一个从拒绝他者到承认他者的存在,从面向他者进行建构到向他者开放的过程,这一过程也是公共行政不断走向民主化、走向与他者合作的过程。

公共行政学说史的认识论传统及其辩论

认识论探寻依据何种原因,研究者可以相信所获得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这是方法论的前提与基础。公共行政学的独特性要求行政学说史的梳理者必须挖掘单个理论之下更具哲学意味的发展脉络,从而理解理论与理论间的相互影响与发展,而认识论正是这样一个突破口。梳理实证主义、解释主义、批判理论和后现代四种不同的公共行政学认识论实质,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共行政学说理论发展的特有路径;同时,认识论作为对于公共行政学知识本源的探讨,通过分析每个公共行政学认识论植根于何种行政实践,以及探讨何种行政实践需求对应产生了怎样的公共行政学知识,也可以帮助公共行政研究者与实践者更全面地理解真实的行政世界与抽象的行政知识之间关系。

公共行政的历史视角:行政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本文回顾了20世纪20年代以来行政史研究的起落。不同时代的研究内容清单表明,行政史仍然还不是一门学科,仅仅是散落在一系列学科中的研究主题。本文认为,重建行政史研究的努力在公共行政学体系的建设中是不容忽视的。行政史可以在行政组织、行政过程以及行政官员这三个公共行政的基本概念上进行构建,并将理论实证、历史社会学以及分析性叙事的研究方法贯穿始终,从而在理论建构和社会演进中铺设一条与政治制度变迁的平行线。当前,行政史研究在欧洲公共行政学界已经呈现出再次复兴的态势,我们理应在公共行政的学术视角下,挖掘中国行政史所具有的文明价值和制度意义,使其在行政史研究复兴的过程中更具有世界意义。

与“危机”同行:公共行政学的四个学科困境——从詹姆斯·佩里的提问出发

自20世纪40年代行政学之科学化失败后,公共行政学的学科身份一直饱受质疑。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二等公民",公共行政学始终未能厘清学科身份定位、边界取舍、价值追求与范式选择四个重要问题,致使公共行政学陷入"危机"的泥沼之中。从沃尔多所言的"身份危机",到奥斯特罗姆提出的"思想危机",公共行政学的危机始终伴随着学科的历史发展。前不久,美国《公共行政评论》主编詹姆斯·佩里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提出了"公共行政学是否正在消逝"的疑问,引发了公共行政学界的广泛讨论。对于长期专注于具体技术问题,却缺乏充分的历史与理论反思的公共行政学而言,这种危机不断加剧。鉴于此,有必要从学科历史发展的角度重新梳理学科危机的嬗变过程,深入探究公共行政学科困境的四个基本问题。

寻找行政管理学中国话语建构的基石——读葛荃教授主编《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

葛荃教授主编的《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史》是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在关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专题史的研究方面,给了我们一个良好的开端。在我们致力于中国话语建构的时代,如果行政管理学这门学科希望有所作为的话,系统而深入地研究中国古代在这一领域中的经验和智慧是不可或缺的学术耕耘活动。所以,我们怀着无比欣喜的心情阅读了葛荃教授的这一著作。在经历了多年学习和引介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理论之后,回过头来看中国古代的行政管理思想,强烈地感受到它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其中,有着需要我们加以反思的教训。从中国古代行政管理思想发展的历程看,从统治行政模式向管理行政模式的转变也是完全可以在自然演进的过程中实现的。此外,在我们谋求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分析中国古代在德治与法治问题上产生争论的原因以及思想局限性,也是非常必要的。

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先驱兰安生与《公共卫生学》

兰安生(1890-1962)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的开创者,在任教期间创建了公共卫生系,编写了公共卫生教科书,推动了近代中国城乡公共卫生的实践两大范例——北平第一卫生事务所和河北定县农村卫生实验区的建立与发展。本文简要回顾了兰安生的生平事迹,介绍了1930年中文版兰安生《公共卫生学》的主要内容,论述了他对近代早期北京协和医学院公共卫生教育实践的历史性贡献。

从历史中理解公共行政学的总体性——评《公共行政学史》

理解公共行政学的总体性,是走出零散和矛盾的公共行政学理论丛林的基本途径。《公共行政学史》对学科历史的梳理表明,公共行政学的总体性是理解、反思与批判公共意志和公共利益,通过科学化、技术化和法律程序化的设计,实现现代政治意志。基于理性人动员的民主政治与广泛存在的价值权威性分配是其产生的背景和基本逻辑。公共行政学对其总体性的偏离是其面临"身份危机"的根本原因。重构政府理论是在当代找回公共行政学总体性的重要切入点,而这也意味着公共行政学更美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