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和元代龙泉窑粉青瓷釉色比较研究

为了研究南宋与元代龙泉粉青瓷釉呈色机理,采用colorimeter,XRF,XRD,Raman spectrometer,XPS等对南宋和元代龙泉粉青瓷釉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南宋粉青瓷L*值大于元代,而a*、b*值小于元代粉青瓷。南宋粉青瓷的烧成温度低于元代。龙泉粉青瓷乳浊如玉的质感主要是受釉层内小而密集气泡与大量石英晶体对光的影响所致。Fe2O3的化学色主导了龙泉青瓷的呈色,且南宋粉青瓷的Fe2+与Fe3+的比值高于元代粉青瓷,是南宋粉青瓷偏蓝而元代粉青瓷偏绿的主要原因。

文本固化与类别偏移:宋元白话小说的文本变迁及其影响

依托于标志性的宋元讲史家话本以及小说家话本的分回文本,我们可以看到说话伎艺现场分回的基本状貌,也能以此为基础对于现存文本中的“每一回”做出更为清晰的观照。我们现在看到的来自宋元的小说家话本都是短篇的作品,可这只是它们被文本固化后的形态,在说话伎艺的表演场上,由于要分回演述,这些作品都应有更长的篇幅。这些作品都分属小说家下的八个类别,但由于表演的故事与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文本在篇幅上存在极大的差异,因此,类别归属在文本中也会发生偏移。我们既不能以现存文本的状况质疑宋元时期这些小说所属的类别,同时也应正视文本固化后这种类别偏移的现实,而这其实也是世情小说得以最终出现的重要因缘和契机。

文人的陈谢: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赞赏与互动

文人与僧人之间的酬唱交流是佛教文学研究领域的重要题材之一。宋元时期由于有大量僧人参与了社会医疗活动,所以一些文人对此类医僧多有赞叹或感谢,同时也不乏真情流露的欣赏。宋元时期文人对医僧的诗文互动,展现了涉医僧众群体的社会生活图景和他们的交游特征。这是以诗文为视角发掘宋元僧众与文人之间关系的一个独特途径,也是从更多层面建构两者之间互动交流的特殊观察方式。

博观约取,比较鉴别——论赵景深的宋元话本小说研究

赵景深认为南宋“说话四家”为小说、说经(附说参请)、讲史、说诨话;他重视对作品本身的研究,主张结合文本中的文化、制度、风俗等来判断宋元话本小说的成书时间;他论述了元刊平话与明清章回小说的关系,注意到了作品的分回标志。赵景深善于运用比较的方法,在比较中发现问题,为后人提供了研究的思路和线索。赵景深的学术研究受到鲁迅、郑振铎等学者的影响,他自己也热情帮助朋友、精心培养学生。

宋元“漆盏瓷化”现象探究

宋元存在陶瓷、漆器、金银器等不同工艺门类相互融汇现象,“漆盏瓷化”便为该现象的典型。本文以盏类器具形式互鉴表征与动因为切入点,探索该现象所蕴含的时代特质,尤其将工艺同构的技术现象引向社会层面,再剖析“漆盏瓷化”的文化语境,阐释综合比较视野下传统造物文化基因由机体到生态的演化图式。

男权视域下市井女性形象演变——从宋元话本到《水浒传》

将宋元话本中描写婚姻爱情的女性主人公与《水浒传》中婚姻情感的市井女性相比,可以看到《水浒传》对宋元话本女性形象的传承与改变。二者都以聪明伶俐有才能的女性为描写对象,并给了她们同样的悲剧命运。但与宋元话本只是单纯描写女性自身情欲的放纵不同,《水浒传》已隐约表达出婚姻的不匹配和女性婚后情感不能满足是女性悲剧的重要原因,《水浒传》的作者与宋元时代男权社会对女性的情感认识相比已经有很大的进步。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证治特点探析

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证治理论得到极大的丰富和完善。北宋时期,心悸病的发展多承晋唐“类分”思想之遗风,医家们注重对前朝医药理论的整理和继承,但又有所发挥。北宋医者新提出时气热毒、热邪两种病因,补入心实热、心中风和肾虚3种脏腑证型,扩充了他病致悸的种类,心悸的通用药物被首次提出,历代效验方在方书中也得到全面的总结和整理。南宋时期,医家们受理学影响本经典、重求理,对心悸的病名和分类方式进行规范,发挥火热、脾胃气虚、血虚、气郁、痰浊等病机,并对心悸方剂进行精简,创立诸多名方,同时注重用药的次第问题,丰富了心悸的治法治则。纵观宋金元时期,心悸病的部分用药存在古今变迁,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对病机的理解及治法用药亦与当代不同,值得学习与借鉴。

古代战争知识图谱构建与应用——以宋元时期为例

文章旨在利用知识图谱的理念和技术对战争史文献资源进行语义化组织和描述,将非结构化战争文本转变为以事件、人物、时间和地点等多维信息数字化呈现的知识图谱,方便研究者进行更深层次的探索。文章采用Event Ontology构建战争本体语义模型,基于模式匹配和预训练模型抽取战争事件涉及的人物、时间、地点等命名实体,利用Neo4j和Gephi存储、呈现和挖掘战争知识图谱;以战争事件为核心将分散的战争史资源整合起来,形成一个互联、立体、多维的知识图谱,使这些资源更容易被访问和利用。该本体没有关联同时期的政治、经济等内容,语义模型有待进一步优化。

千年磁州窑的生产历史与地位

磁州窑是宋元明时期北方地区的一个生产水平较高,工艺先进、特征明显,具有广泛影响的窑场。磁州窑存在两个制瓷中心,其产品种类丰富,装饰技法多样。按照考古发掘结果可知,唐末五代到北宋前期是磁州窑的初创阶段,主要生产日常生活用品,带装饰的器物很少;北宋中期到金朝前期是磁州窑的发展时期,器形变得丰富,装饰技法有了重大发展;金代中后期是磁州窑的繁荣期,造型、釉色、装饰技法和纹样等方面都达到了全面繁荣;蒙元时期是磁州窑的衰落时期,器物种类单调,产品质量下降,但生产规模却达到了顶峰。明清时期的延烧阶段,磁州窑的生产开始融入全国的瓷器生产体系。磁州窑在生产技术、装饰工艺、生产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开创与应用,为中国古代瓷器制造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著对《诸病源候论》引用研究

本文以“中国基本古籍库”中收录的古代医籍为研究范围,探析宋金元时期“伤寒类”医籍对《诸病源候论》的引用情况,发现《诸病源候论》之成书对后世医学理论的发展与传承具有非常积极的推动作用,且“伤寒类”医籍发展的历程为《诸病源候论》在后世的流传保留了珍贵有效的史料与语料,给后人探寻古籍原貌提供重要依据。

宋元时期植物纹样的研究与运用

植物纹样本质上就是指用植物的形态作为基本表现对象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融入在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植物纹样也是承载老百姓表达吉祥情感的载体。在植物纹样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宋、元两代同是植物纹样发展的主要时期,植物纹样品类繁多,造型丰富多彩。虽然宋、元两代同为植物纹样发展的主要时期,但由于两代之间在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化,所以在植物纹样风格及其运用上也有所不同。结合当时历史、人文、经济等因素,从宋代和元代植物纹样的特点,分析了2个朝代植物纹样在当时风格以及应用上的异同,与当时社会存在的一定联系,及其对后世的影响与发展。

杭州飞来峰阿弥陀佛像龛艺术及其信仰辨析

杭州飞来峰的吴越、北宋、元朝的几幅阿弥陀佛石刻像代表了对佛教西方净土的信仰。通过做功德而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是很多佛教徒的修行目的。这种信仰使信徒们通过遵循佛教教义来潜心修行和做功德,包括制作佛教造像。在飞来峰,雕刻与西方净土相关图像的原始目的主要反映在相关造像铭文题记中。这些造像的历史与宗教背景是基于对阿弥陀佛及其净土的崇拜,是信徒为自己及他人造功德和实践修行之必须。佛教经典可以帮助信徒确定造像题材,并为当时的艺术家提供相关图像的一些基本信息。飞来峰吴越宋元阿弥陀佛像展示了10至14世纪艺术家的审美情趣,其中不乏对前朝艺术风格的继承。到了元朝,为了皇室和蒙古王国的利益,扩展了造像创作的目的,佛教造像更加紧密地服务于国家。

数字人文视角下基于CBDB的宋元时期研究题域与价值分析

近年来,数字人文的兴起为传统历史研究领域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战。以哈佛大学等主持开发的CBDB为研究对象,通过对CBDB的统计与内容分析,系统梳理了其收录宋元时期数据的来源、类型、数量等基本情况。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了CBDB对宋元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领域研究的潜在价值。通过厘清基于CBDB的宋元时期研究题域,旨在探讨其学术价值与应用前景,以期为推进中国古代史研究领域的数字人文实践提供参考和借鉴。

承古拓新:宋元士庶丧礼礼仪因革与复兴

先秦时期“礼不下庶人”的情况在秦汉以后逐渐发生改变,原本施行于贵族阶层的冠婚丧祭诸礼日渐下移,到唐后期尤其是宋元时期基本实现了“礼下庶人”阶层的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古礼中的丧礼也得到了复兴。礼制在宋元时期发生转折的重要原因是士族阶层的衰落,以及士大夫复兴宗法制度和匡正世风的需要。司马光、朱熹、吕祖谦均试图在不违背古礼精神的前提下,对先秦丧礼礼制进行简化,以适应社会士庶礼仪文化的需要。相较而言,《朱子家礼》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实用性,对后世影响最大。北宋吕大钧等撰修的《乡仪》和元代郑泳撰修的《郑氏家仪》,则是民间依据古礼撰修家礼文献的杰出代表,在社会上影响深远。

从朱熹《诗经》学到杨维桢乐府诗创作——一个走向民间的乐府诗创作趋向

长期以来,对朱熹《诗经》学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其废序解诗、还回了《诗经》尤其是《国风》之为文学的本来面目的一面。近年来,学界对朱熹《诗经》学所谓“发现了文学的最正确的真价”观点有所质疑,但对朱熹以何种方式摆脱了《诗》序,建构其《诗经》学的看法,仍存在不准确或不完整之处。而由于此种认识上的不准确、不完整,也就难于对朱熹《诗经》学的影响做出准确的认识和评价。总体来看,朱熹汲取了此前和同时代尤其是郑樵、吴棫的《诗经》研究,立足于其理学性情论的修养程式,以“思无邪”为理论基础和前提,统合并重新解释了《诗经》为乐歌、淫诗论及赋比兴等重要论述,建立其《诗经》学体系。朱熹《诗经》学打通了《诗经》与乐府就民歌和一般文人乐府创作的通路,这是朱熹《诗经》学与文学思想发生关联的基础。朱熹“思无邪”的诗教固然在观念上笼罩了民歌,但因“思无邪”对个人性情修养的特别强调,反而允许了民歌甚至所谓淫诗的存在。在这个几乎是悖论的逻辑之下,民歌赢得了发展的空间。而朱熹“叶韵”之学,因其证诸方言,故亦通于民歌。这种观念对元代乐府诗影响极大,其体现于杨维桢“铁崖体”乐府观念和创作尤为典型。

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进趋势研究

纸币面额由不同数额和货币单位组成,是纸币名义价值最重要的核心标识。两宋金元时期,纸币面额可分为“贯陌”两等制、“贯文”四等制、“两钱分厘”四等制三种类型,主要以既有的金属货币为依据,通过“以钱计值”“兑银计值”“以银计值”三种方式设定。纸币面额所代表的金属货币价值,逐步从铁钱的价值向铜钱和银两的价值转换,单张纸币面额所标识的名义价值量逐步降低。这不仅是纸币流通范围扩大、日益深入基层市场的直观反映,而且体现了白银货币化和货币白银化进程中,货币流通格局从“钱楮并用”到“银钞相权”的演进。纸币自身的作用,也随之完成了从浓缩大额铁钱(铜钱)的价值,到替代铜(铁)钱、拆零等分银两的转变。纸币面额的类型及其演变,是总结中国古代发明纸币的成就和经验,认识中国古代纸币性质和特点的重要切入点。

论宋元之际散文复古之风与表现形态

南宋散文重道轻文、尖新、冗弱。宋元之际的程钜夫、戴表元、赵孟頫、方回、吴澄等散文家振衰起弊,掀起了散文的复古之风。他们重建了唐宋以来的文统体系,倡导文统与道统的融合,回归文道并重的观念,使散文复古取向与散文文风趋于多元化。宋元之际散文的复古之风打破了南宋散文衰弊的局面,奠定了元代散文多元复古的价值取向。

宋元之际诗学阐释中的“经典诗史”构建与“典范”选择

宋元之际诗论家在诗学阐释中基于统绪论而重构诗史,也即在古代诗歌发展的自然史基础上,按一定标准拣择某些时段的诗作,加以勾连,从而建构起一个“经典诗歌史”。大体而言,是从《诗》到《骚》,到汉魏古诗,再到盛唐诗的这样一个经典诗歌史,其实质就是对后世诗歌有无承传《诗三百》创作精神的价值判断。与“经典诗歌史”相匹配的“诗歌典范”选择则落实到“经典诗歌史”中的杰出诗人身上,于《诗》称里闾之人,于汉魏称苏、李,于盛唐称李、杜等。要之,总出于指导创作,振起其时诗道之需。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概说——结构类型、特点价值、保护利用

南宋四川山城遗址是宋廷在宋元战争背景下营建的山城体系的遗存。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重庆城为中心、以抚司级山城为节点、以府州级山城为基础,构成一个严密的金字塔形结构。所有新建山城都选择险要山地营建,形成以山城为点、江河为线的集建置城市和军事堡垒为一体的军政系统。该山城体系以制司所在的夔州路为根本、以四川腹地的潼川府路为外围、以原制司所在的成都府路为经营重点、以原兴元府路为光复远景、以蒙元南下的主要路线“外水”为主要防御方向。依托这个山城体系,南宋四川当局与强大的蒙元军队进行了长达40余年的拉锯战。这些山城在宋元战争结束后废弃成为遗址,因在险峻山区,城址保存相对完整,成为具有历史价值、纪念价值和旅游价值的重要文化遗产。如何整体保护山城体系的系统性、山城格局的完整性和山城要素的真实性,是今后南宋四川山城遗址保护和利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南川龙崖城遗址的保护与利用

文章讨论了南川龙崖城名称的由来和发展演变过程,概述了龙崖城的筑城背景和经过,以及南宋龙崖城之战及其以后龙崖城的战事,介绍了龙崖城遗址的整体现状和其主要遗存,分析了龙崖城选址特征及其战略意义,提炼了龙崖城的特点和价值,最后阐述了龙崖城遗址的保护利用策略,并展望了龙崖城遗址公园的未来图景,以提升对龙崖城的全面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