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Han Dynasty

The Han Dynasty was the foundation period of Chinese feudal society and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imperial gardens.Therefore,the Han Dynasty 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 history.This study analyzed the background and mainstream thoughts of the Han Dynasty,compared creative ideas,construction techniques,and garden construction achievements of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Han Dynasty,and elaborated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creative ideas,gardening techniques,and social functions of imperial gardens in the Han Dynasty.It is hoped that through this study,the status of the gardening art of the Han Dynasty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al gardens can be evaluated more scientifically and objectively,and some reliable theoretical basis for modern garden design is provided.

汉魏六朝尚方职能及其与皇权关系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汉代献赋纪事的书写模式与后世拟效

与受诏被动作赋不同,献赋是赋家主动向君主投献赋作。献赋纪事一般包含四个要素:赋家作赋、进呈赋作、帝王读赋、赋家为郎。其中赋家主动进献是核心,而帝王反馈则是此类纪事着重介绍的内容。汉代献赋故事广泛流布,引起历代文士、帝王仪式化的行为模拟以及史家模式化的历史表述。除复现献赋活动外,唐代诗人通过自比相如、扬雄献赋,为参加科举考试赋予自荐于天子的能动意味。而一旦科举失利,“献赋不售”又成为常见的诗歌表达。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北洋医学堂百年研究述评

北洋医学堂是李鸿章在天津创办的中国近代第一所官办西医院校,开启了中国官办西医教育的里程碑。文章按时间顺序分为晚清民国时期、新中国至2000年、2000年至今三部分回顾和述评了百余年国内外学者对北洋医学堂的研究成果,认为现阶段其研究存在认识度不高、研究范围狭窄、文献资料使用不足等问题,并就目前研究所存在的问题和解决思路做出了回应,进一步提出要培养高素质研究队伍、合理使用外文文献、加强系统性研究等方法,为中国近代医学史和医学教育史的发展提供借鉴与参考。

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从“皇帝之威”到“皇帝之贵”:秦至汉初的集议与政治变迁

集议是君臣通过合议的方式对一些重大事项进行讨论和决议的政治形式。君臣在一套固定的集议程序或仪式下完成对主题性话语的讨论。这时集议程序就变成了一个呈现和强化君臣秩序的舞台,其核心便是“尊君卑臣”。秦朝集议无处不显现出皇帝的绝对权威,秦朝试图建立的乃是绝对的专制皇权。汉初统治者则采取温和的方式来达到强化皇权的目的,将“礼”大规模引入集议中,突出“皇帝之贵”,侧重的是君臣之间等级区别和身份高低。

清代盛京三陵总理事务衙门设立时间考辨——以《黑图档》为中心

清代盛京三陵总理事务衙门是管理盛京三陵的机构,盛京三陵始建于入关前,对盛京三陵的管理蕴含清代“敬天法祖”思想,及清帝对皇权与礼仪制度的重视。目前学界对于此衙门的设立时间有分歧,大致分为四种,一为雍正八年(1730)之前已有设立;二为乾隆九年(1744)六月;三为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本文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黑图档》等满汉档案,梳理《清实录》《大清会典》等相关文献,考证盛京三陵总理事务衙门的设立时间应为乾隆十七年(1752年)。

论东汉外戚封侯

东汉外戚封侯始于光武帝时期,并集中于东汉中后期。外戚封侯以东汉皇帝颁布的诏书作为重要依据,涉及外戚封侯的程序、对象与标准、食邑制度等内容。东汉外戚封侯反映了外戚和列侯存在一定等级对应关系,不仅确定了外戚群体在爵位等级中的政治地位和社会身份,而且成为外戚扩大权势的一项措施。这一现象与东汉政局演变密切相关,并在各个阶段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功能与弊端。但就整体来看,东汉外戚封侯发挥的社会功能居于主导。

明代清军监生研究及其当代启示

监生历事是明代一项注重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特色制度,起源于洪武元年的临时性派遣。明代监生历事的范围极广,清军是其中一项。清军监生是为了配合清军御史开展清勾工作而设,始于洪武十六年。清军监生的主要工作是督造和查核清勾册籍,不能由军籍之人担任。作为清军御史的协助人员,清军监生的拨历期限几经变化,最终定型为三年。清勾制度成为明代一大弊政的原因很复杂,而清军监生工作的无实效是关键因素之一。这一制度也给现代高等教育的实践教学以启发。

后妃吏化与天子之制——汉代后妃建制探微

汉代的后妃建制,表现为两种形态:一是《春秋》经传描绘的“姪娣媵系统”,该系统以帝、后婚礼为前提;二是以《礼记·昏义》为蓝本的“五班次系统”,“比视”是其核心。武帝、元帝时期改革后妃建制,在嫔妃等级与爵秩序列之间建立起“比视”关系。帝、后等齐至上的政治身份序列随之形成,汉帝妾群全面吏化,“五班次系统”得到初步实践。王莽秉政期间的两场聘后礼,及随之而立的两种后妃建制,既涤清了秦制影响、建立起“汉家”新传统,又表明汉帝国对“姪娣媵”和“五班次”的取舍。汉家追求的“天子之制”要求皇帝至上无匹,而消解帝、后等齐伦理依据最有效的手段是放弃“聘后”。因对帝、后婚礼的硬性要求,“姪娣媵”最终无缘东汉的制度实践。“五班次”却因不要求帝、后婚礼,不限制后妃姓氏、身份,及“比视”在调节政治身份序列中的便利等,获得汉帝国青睐,并成为后世后妃建制的经典模本。随着后妃比视对象被调整,“册妾为后”成为定制,东汉皇后彻底成为皇帝臣妾,皇帝至上无匹的政治身份序列正式形成。汉家在实践“天子之制”的道路上又进一步。

广西贵港贵县师范学校旧址汉墓发掘简报

2013年8月,为配合贵港市东湖综合整治工程项目建设,广西文物保护与考古研究所对位于广西贵港贵县师范学校旧址的11座古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其中6座汉墓保存相对完整,年代序列清晰,对研究贵港地区西汉中期至东汉前期社会历史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汉代皇家造园成就浅论

汉代皇家园林在中国园林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造园成就包括摹拟天象、宇宙天地的园林设计,"一池三山"的开创,水陆交通结合园路的纽带作用,建筑及雕塑的长足发展等几个方面,这些成就为后世园林的成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天地之间：东汉官员的双重责任

自秦朝至清朝,朝廷任命的地方官员不仅对其上级负有义务,而且代表地方利益。这样的结构性特征被称为"双重责任"。对上负责可以在韦伯的官僚科层框架中得到理解,但无法解释官员对地方利益的维护。本文通过研究东汉时期地方官员的双重责任,分析官员如何维护地方利益。基于对东汉时期政府结构、政治思想和晋升制度的考查,本文提出三种解释:实际需求、儒家意识形态和声誉机制。此观点在实证中得到一定支持。运用东汉时期的官方档案和古代碑刻等原始资料,本文对韦伯有关中华帝国治理制度的分析提出质疑,并对存在了2000多年的"低效率"机制背后潜在的社会合理性提出了新的见解。

谶纬成为内学文献的学术机遇

汉代文献分为内府所藏与外朝所掌,由此形成内学体系和外学体系,二者分立而又相互调适。内府所藏之书多不外示,王室可以通过内学体系掌握话语权、引导外学的调整,并以此掌控学术走向。外学通过学理与舆论来影响内学,彼此消长,推动两汉学术的双向互动。谶纬作为西汉后期的经学阐释,因与阴阳方术融通而为新莽、更始及刘秀所用,遂为朝廷所重,而逐渐收归内学,成为东汉内学的经典文献而禁止外学流传。

汉儒思想的现代诠释

汉儒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这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对其内在的哲学-文化价值的认识仍有多种不同的诠释。汉代儒学具有深层哲学价值和意义,富有深奥的文化意义和发展变化的活力,不能仅仅被当作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代言人。汉代儒学综合其他各家思想,成为被官方和大众所认可的、占统治地位的学说。汉代儒生们一直以来为这样一个矛盾所困扰,即他们珍视的“大一统”、“太平”和“大同”世界中的“人性至善”理想与森严的帝国体制现实之间的矛盾。在这个矛盾中,他们一边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保护和教授传统的道德理想,一边努力倡导改革秦朝法治统治传承下来的帝国体制。

试论汉代帝王诏书中的生态意识

以追求和谐、珍爱生命、顺天应时、鼓励树艺等为代表的生态意识,是中国传统生态意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思想的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古代生态意识演进的重要阶段。汉代帝王某些诏书在布告国家大政方针的同时,也蕴含着有益的生态意识,表现为承天顺地、调序四时的生态和谐意识,劝农顺时、减刑育物的生态保护意识,假民山泽、鼓励树艺的生态经营意识。三者相互联系,层层递进,对传统生态意识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统教统关系视野中的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论陆贾对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设计

陆贾以刘汉王统与儒家教统关系的重构为思考前提,提出了以道德重构与文化复兴为主要内容、将封建王统与儒家教统统一于"王道"理想的政治战略设计。考察汉初的政治文化情势以及王统与儒家教统的关系,有助于完整、准确地认识陆贾政治战略设计的价值,更好地把握汉初政治文化转型的历史意义。

略论汉代的三年丧

三年丧始于商周,但到春秋战国时期已很少有人实行。汉文帝临终时曾制短丧诏,但自武帝时即有服三年丧的记载,到西汉后期服三年丧的渐多,东汉遂成风气。汉代统治者对于三年丧的政策诏令虽有前后矛盾或不一致的地方,但总的说来却是持支持、鼓励的态度,甚至带头服三年丧。盖因汉代盛行经学,而东汉统治者又特别提倡名教礼法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