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教育现代化视野下的我国学位服:回顾与展望

今年是我国“94式”学位服颁布30周年。值此之际对中国古代士人服制和当代学位服发展历程进行回顾,有助于明晰当前社会和学术界关注的学位服“应否”以及“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我国古代的士人服和科举服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重视符号象征意义,其作为学术身份标识,与现代学位服有很大相似之处,是中华民族崇文重教精神的重要体现。20世纪,我国现代学位服制度历经百年最终建立,但中国化特点仍不够突出。21世纪以来,民间和部分高校在中国式现代学位服建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现代化的中国式学位服要坚定文化自信,秉持开放包容,坚持守正创新,彰显中华民族悠久的崇文重教传统,彰显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的中华文明突出特性,做到“中国式”与“现代化”的有机统一。

《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来源及其宗旨

阐述《古今诗选无邪集》的编选体例及内容,其编选体例合诗格于诗选之中,除试帖诗外诸体兼收;考证《古今诗选无邪集》内容来源于明末选本《赓订笺释批评古诗直解》《赓订笺释批评唐诗直解》、清初选本《古诗源》《唐诗别裁集》《同声集》等,是在明末清初诗歌选本的基础上,以辟二教的“无邪”作为选诗宗旨,进行再选择;认为《古今诗选无邪集》的体例和内容既体现了考据时代下辟佛老思潮,也反映了科举制度改革下指导试帖诗创作的需求。

科举革废与清末法政教育

科举从考试目的和内容来看,可以说是一种传统的政法考试。尽管各个朝代的科举中法律的考试分量有所不同,但总体而言,科举具有一定的政法考试性质。1901年清政府下诏改革科举后,乡会试第二场试有关各国政治艺学策五篇,其中多包含法律试题。这些试题集中于与外交相关的法律问题,要求联系当时社会实际,为新政改革出谋划策。废科举则为法政学堂的兴办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原有的科举人才成为法政学堂的重要生源。法政学堂的普遍开设,也多少带有为废科举善后的用意。清末民初一枝独秀的法政学堂是科举教育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变,是科举教育的继续。

论清末留学教育的发展

清末留学教育高潮兴起于 190 5年的教育大变革 ,其动因主要源于国内科举考试的废止及国外政策的吸引。从留学生构成、学科选择 ,到留学管理政策、留学国别趋向的演变 ,都形成了一系列相应的特点。持续不断的“留学热”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与文明转型

近代日本的科举评价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程。最初,日本知识分子对科举制度大加赞美,希望借其树立起日本近代的官僚制度;继而通过实地考察认识到它的落后性而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最后则是将它还原为中国的本质性的存在,针对中国文明本身提出了深刻的质疑与批评。在近代日本科举评价的转变过程中,东西文明二元论框架下的西方话语霸权以及日本谋求自身文化建构的主体意识,产生了最为深刻的影响。当前,我们应当站在全球化历史学的、多元主义文明观的视角,给科举制度以合理而公正的评价。

严复与科举

严复是近代著名的学者和启蒙思想家,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举制度,与严复一生的经历不无关联。通过从科举取士与严复对科举的体验以及严复的西学之路与其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两方面的考察,探讨了科举取士对封建知识分子的影响。

科举制废除利弊之再思考

科举制在晚清废除是其自身弊端和近代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科举制的废除对中国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不仅加速了中国教育近代化以及中国新兴知识分子的形成,而且究科举精髓被西方现代文官制度的借鉴,甚至我们今天的公务员考试也在某种程度上与科举制有相似性。此外,科举废除所产生的诸如社会秩序的动荡、传统知识人对国家向心力的丧失,等等。所以,科举废除是利是弊,我们需要从两方面来评价。

略论科举制废除后的社会影响

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学堂教育迅速发展,但由于科举制度的断然废除导致了社会承受能力的提前到来,引发了相应的社会危机,加上兴办学堂社会动员的失当导致了大量的社会弊病,从而严重地削弱了变革的影响,造成了社会的普遍弱化,最终也加速了清政府的衰亡。

论科举考试的历史功能及其现代启示

中国古代的科举考试在历史上曾有多种功能并发挥着许多积极的影响。其历史功能主要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和教育等方面。现代考试与古代科举考试有着一定的承继关系,因此,研究科举制度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在全面研究科举考试历史功能的基础上,应着重把握其现代转换,不断改革与完善我国现代考试制度,充分发挥考试功能的积极意义,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

科举制废止后士人心态变迁

科举制的废止引起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迁,直接冲击和震撼了以习举业为生的士人的心态。士人的职业倾向、文化观念、政治态度、人生理想等方面均发生重大转变。士人心态的变迁带来了诸如四民社会解体、工商实业兴起和社会风气转变等一系列社会效应,初衷在于弃旧图新、挽救统治危机的科举制废止策略某种程度上与清王朝的灭亡有着间接影响关系,但并不具有因果关系。

晋省之旅:晚清民国时期温杭行程述考

明清时期,温州是浙江省距离省会杭州最远的府州,也是交通最为闭塞的区域。从晋省赶考生员的日记等史料中,可以发现温杭间约500公里行程,在自然力交通时代,人们爬山涉水,千辛万苦,费时近2周;近代以降,温杭行程发生巨变,通过沿海与内河轮运约需3天,公路开通后一日可达,航空运输更缩至二小时之内。但是,旅行资费、路途安全和交通服务等,阻碍了晚清民国时期温州人的远行。当然,随着近代新式交通发展,封闭落后的温州开始进入发展时期,人们开始走出温州,走向世界。

废除科举与近代中国城乡二元结构

清末新政中废除科举、兴办新式学堂的制度变迁加速并深化了城乡二元格局的形成,主要表现在:一是使遍布乡村的传统书塾失去价值,而新式学堂又多设在城市,导致乡村教育资源缺失,城乡教育由一体化变为差距显著;二是使有科举功名的士绅不再有特权,社会地位下降,前程与生计均面临危机,从而不再居乡而是大量流向城市,导致乡村人才流失,形成城乡间的"马太效应";三是以科举为依托的耕读文化陨落,乡村文化地位显著下降,并成为落后、愚昧的符号。这种二元格局中蕴含的重城市、轻乡村的理念,因路径依赖而延续到了当代。

晚清时期科举宾兴的变迁

宾兴是清代地方社会捐资襄助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公益组织及专项经费。晚清时期,为应对时代变局与救亡图存,清廷对科举制度进行了若干改革,以选拔出匡时济世之人才。作为清代科举制度的伴生物,宾兴也因国内外时局变化而发生由缓趋急的变迁。在废科举前,南北各省宾兴首先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等战事的冲击。有些宾兴损毁严重,被迫停顿解散;也有些因参与或承担地方公共事务,成为地方社会的权力机构。战后,宾兴得到较快恢复与发展,但也因日久弊生而遭诘责,晚清义赈兴起后遂出现移宾兴助赈之议。自维新运动改书院为学堂,宾兴逐渐移作他用,被提充学堂经费或购买书籍等。停废科举后,宾兴发生了急剧而显著的变迁,或改设新式学堂学校,或改为津贴、奖学金继续资助学生,或为学务公所、劝学会或教育会等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团体接管,或被挪用侵吞,最终彻底消亡。晚清科举宾兴的变迁及其多舛命运,折射出近代中国复杂的时局变动与地方社会权势的转移。

从“士”到知识分子——略论现代知识分子的形成

“一个时代要有一个时代的‘士大夫’”,绵延千年的科举制度的废止和不可避免的西方文化的冲击,促成了传统知识分子“士”向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而这都归根于近现代中国势如危卵的内外形势。为了自强自救,传统知识分子不得不放弃“无用之学”,不得不致力西学。

得窥天颜:清末拔贡赴京朝考的微观体验

科举停废后,优拔贡考试作为清廷的善后之策,吸引大量士子参加。川籍士子彭阜成《庚戌北上日记》,从微观视角呈现出普通士人对拔贡朝考的观感,通过其视野、行踪,探讨清末士子在北京城的流动,游走其间的心态,并深入清末新政的背景了解优拔贡考试生活的实态。彭氏详细记录了他在皇宫内考试和入朝觐见的过程,以及居京期间的交际、购物和休闲活动,他以外来者的视角审视清末北京的日常与变动。赴京应考不仅为彭阜成提供了宝贵的仕进机会,还使他得以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统治中枢,并从京城生活的细节中捕捉时代变革的讯息。

中国书院消亡原因浅探

本文从书院产生的历史背景入手，对书院演变的基本特征作了揭示，并通过传统中国社会科举制度消亡与书院消亡关系的阐述，揭示了书院消亡的历史文化因素。

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知识分子阶层的转型

伴随着近代中国社会的转型,知识分子阶层也在发生着转变,而科举的废除,以自上而下的方式加速了这一过程,它对于知识分子命运的影响是深远的,在带给知识分子痛苦沉沦的同时,也给了它一个转变的契机。因此不能简单地把这一精英阶层,描绘成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中的边缘看客。

“最后的东学西渐”——十九世纪中国科举对西方文官考试制度的影响及反思

19世纪兴起的英国文官考试制度起源于中国科举,这一制度成为欧美各国文官考试制度的蓝本。然而,当西方吸取中国科举制度精华并使之制度现代化的同时,中国科举制度却在自己的故乡走向了衰亡。分析两者不同命运的目的在于揭示考试制度与社会性质之间的相互影响。

科举制度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科举制度是隋唐以来的封建统治者设立科目,用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它创立于隋,确立于唐,延续至元明清,前后经历了1300年之久。本文从特权等级、婚姻门第、现代教育三方面,来探讨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

论张之洞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

张之洞作为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废除科举制度,建立新的教育体制,以及大办新式教育。这都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本文试就他的时代先锋作用作一系统的阐述,来揭示这一名人的生活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