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诚意”概念之演变——从朱子、阳明到蕺山

宋明时期,“诚意”的含义不断为儒者们所扩充、革新。朱子在深化“诚意”内涵的同时指出了《大学》于“格致”“诚意”处前后文逻辑不一致的问题,而他始终坚持先“格致”后“诚意”的思想进路;阳明认为朱子的诚意论并无法沟通知识与道德,因而他恢复了“诚意”的“首脑”地位,并通过对“诚意”与“格物”关系的创造性翻转解决了朱熹理论自外向内贯彻道德的困境,但其晚年却因“致良知”的提出将“诚意”逐步化约为“致知”;蕺山的思想主要围绕着缓解阳明后学的流弊展开,他对“诚意”概念的翻新使得“格物”“致知”等条目都成了“诚意”的展开,但他对“意”的过分侧重同样遗留下些许问题。

从《大学》“格物”、“致知”的阐释看泰州学派的演进--以王艮、罗汝芳、李贽为例

儒家经典《大学》本为《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是倡导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修身为本的先秦儒家典籍。自从朱熹《大学》改本的出现和定型,此后数百年间,人们阅读《大学》时,一直受其影响。明代王学的发展是伴随着《大学》的不断解读而逻辑不断缜密的过程,也是对《大学》核心概念诠释不断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的过程。泰州学派的发展尤具有代表性,从王艮的"淮南格物"之说发展到李贽的"童心"说,既是对阳明先天预设之"良知"的不断消化的过程,也是对"良知"系统不断重建的必然;把"良知"先天预设还原到后天实践的演进,既是消融和降低"良知"动态性的过程,也标志着阳明心学的终结。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

《大学》与“全体大用”之学

《大学》原为《礼记》的一篇文章,唐代以前,这篇文章并不重要。理学兴起后,《大学》的地位终于冲天而起,成为儒家经典的核心。《大学》到底提供了什么样的思想资源?理学家又如何改造了这些思想资源的意义,使得它可以从"记"的地位跃升为儒家重要典籍?其中的关键在于理学家将这篇文章视为"性命之书"。为了达成这个目的,他们对此篇文章的重要概念作了系统转移的工作,大体是将泛论的美德提升为本体论的语汇,这种改造经书性格的工程规模大而情节细致。透过理学家的改造,《大学》遂得脱胎换骨,由一般的学习纲要变为性命之书。

对道德与知识的双重关切——朱熹“格物致知论”探微

"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朱熹这里获得了全方位的诠释,朱熹不仅赋予了"格物"与"致知"新的内涵,而且正确解释、安排了二者的关系,揭示了"物"和"知"的内涵及其特点,并提出了相应的"格致"方法。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不仅超越了他的前辈,而且推动了"格物致知"这一命题在性质和旨趣上的转向,成为中国哲学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事件。

理学开新:《近思录》的编纂及其内在逻辑理念

《近思录》是儒学发展史上的重要典籍,由南宋大儒朱熹和吕祖谦精选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论学语录共计622条(内含邵雍一条)编纂而成。朱、吕二子并不强调周子、邵雍、横渠"前三子"与二程治学理念的差别,更加看重他们之间的共同点,将"前三子"与二程泯然浑一,同炉共脍。然朱、吕所重明显落在"格物"而"致知"上。理学由原先仅重"德性之知",向明确主张"闻见之知"的"道问学"一派之重大折捩,《近思录》成为标志性典籍。且朱子之治学理念及别识心裁,也通过《近思录》体大思精的内在编纂逻辑隐隐地透出。

熊十力对阳明心学的承继与创发

熊十力的体系承继阳明心学而来,然有所取舍,一方面,取阳明心学,另一方面,受其时新儒学的时代性影响,对中国哲学中未受重视的民主、科学的开出也有所关心。熊先生晚年写《原儒》一书,书中归宗孔子而放弃阳明,但其心目中的孔子仍是“心即理”的孔子;似乎只要对阳明心学进行若干调整,就能合于孔子。内圣外王、天德王道、民主科学等,全都包括在熊先生的易学体系之中,表现了熊先生的体系抉择,即熊先生对于阳明心学有所承继,如心即理、知行合一、万物一体等说,同时也因应时代需求而有所补充,包括科学、知识等的开出。本文探讨了熊先生建构自家体系的学思脉络,并反思了其所以然的原因。

王船山对朱子格物致知论的继承与发展

在格物致知问题上 ,船山神契朱子 ,卫护朱学 ,同时又有新的发展。船山高度评价朱子以《大学》格物为始教 ,并且与朱子一样 ,把“物”的范围看得很广 ,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一切物质和精神现象。船山又赞同朱子“豁然贯通”说。与朱子相比较 ,船山格物致知论的新发展主要是具有鲜明的近代实证科学色彩 ,对耳目见闻与心官思辨。

从“格物致知”的争辩看朱子、王阳明的思想差异

"格物致知"在朱子和王阳明的思想脉络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然而,他们却对这个命题作出了迥然不同的阐释:前者开出的是"即物穷理"的思想进路,而后者则代表了"致良知"的思考立场。这种差异实质上反映了理学和心学在本体预设、认识论以及修养功夫论等方面的差异。

全球化时代下的阳明学的意义

阳明学经王阳明一生之经营,在明代正德、嘉靖年间已成为"显学",其时代"意义"充分展示于中晚明日趋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之中。清末民初,与西方世界遭遇,"世纪"意识觉醒,在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阳明学在"东亚文化圈"迈向现代性的征途中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历史效应"。21世纪全球化背景下,将阳明学的精神拓展与上升至"世界"的意义,是当今阳明学研究者的不容推辞的时代使命。

孔孟儒学道德修养方法论及其发展

本文通过对儒家道德修养主要范畴的分析 ,提出中国传统伦理学中的儒家道德修养方法论一般表现为外铄和内养相结合 ,但各有倾侧 ,从而形成了两条修养路线 ,即以孔子为代表的“道问学”路线和以孟子为代表的“尊德性”路线。前者又可称为“自明诚” ,后者则可称为“自诚明”。本文还提出 ,这种道德修养方法论又可称为道德认知论 ,与一般的哲学认知论有别。明清而后 ,道德认知论的外延逐渐扩大 ,其内涵亦相应发生了变化。

从“诚意格物”到“致良知”:王阳明工夫论的困境与突破

在"致良知"提出前,王阳明以"诚意格物"为学问宗旨。"诚意格物"是针对意念的工夫,而对意念用功必须先分清意念的善恶,否则便无法存善念去恶(私)念;要分清善恶,就要先体认天理,否则善恶就失去了绝对性;要体认天理,还须先去除私欲,否则就可能认欲为理。要去除私欲,又须先分清意念的善恶,否则便无法去恶(私)。这样的话,阳明的工夫论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正德十五年,王阳明所揭示的"致良知"学说通过严格区分良知与意念,才解决了这个困境。

朱子学“格物致知”立场对于《善的研究》之启发

西田哲学如何继承宋学传统是一个宏大的论题,“格物致知”论是朱子建立自身理学体系的出发点,《善的研究》则确立了贯穿西田几多郎思想不同阶段的超越心物对峙框架的主客合一实在论立场。朱子学与阳明学皆以天道、人道合一为根本前提,但修学的入手处却分别在于“格物”与“致良知”两端。西田几多郎晚年日益重视现实历史世界的“物”的思想,这在《善的研究》阶段已初现端倪。虽然持主客合一的立场,但西田几多郎一直试图克服《善的研究》被误读为心理主义或意识主义的倾向,在认识论上强调抛弃自我的主观臆断而与事物的本性相一致。因此,至少就实在论而言,《善的研究》确立的纯粹经验立场更接近于朱子学的“格物致知”论。西田几多郎晚年面对质询亦援引朱熹的“格物”解释支撑自己对于现实历史世界的逻辑建构,保证其思想的客观真实性。

王阳明心学之思——以《大学》为之方法

《大学》作为成圣的方法,在宋明时期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王阳明早年实践朱熹的“格物”方法,不得其解,之后坚定了儒学的立场,主张“仁者浑然与天地万物同体”,却无具体方法。在“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开启了回归自我身心的学术路向,因朱子学者的困扰,故主张以“诚意”解读《大学》,刊刻《大学》古本。他提出“致良知”,一方面强调“良知”乃人人皆有,另一方面又强调“事上磨炼”,实则是“仁者万物一体”与“格物”在现实世界的统一。

唐君毅的《大学》诠释探赜

唐君毅继承了传统哲学的思想资源,对《大学》进行了系统而又富创造性的阐发。他延续了两宋以来的《大学》改本运动,重编《大学》章句。唐本《大学》认为《大学》有错简而无阙文,进而退经补传,组织出了格致释文。在文本考订的基础上,他提出"感通格物说"和"致知三义说",前者重在通过格之感通义融摄他义,将格物诠释为心物感通的展开过程;后者重在说明致知涵有"知止至善""知所先后"和"知本"三义,表征着对至善原则、实践次序的认知和自觉。进而,唐君毅将三纲八目看作是相贯相涵的工夫系统,其特点是本体与工夫的统一,内圣与外王的统一。唐君毅的《大学》诠释站在心学诠释系统的立场上融合了理学诠释系统和礼学诠释系统,其背后又隐含了个人的义理关怀。

朱熹与陆九渊“物”论比较研究

朱熹与陆九渊分别是宋明时期理学与心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朱、陆哲学比较研究是近现代学者研究宋明儒学的一个重要视角。"格物致知"是朱、陆哲学中论述过的观点,文章试图以"物"为切入点,在阐释朱、陆从不同角度论述"物"的基础上,对比二人的功夫论,以此来深刻理解二人的哲学思想。

熊十力与牟宗三关于《大学》释义的辩争——以《读经示要》为中心

熊牟师弟早年关于格物致知的辩争,代表两种关于中国经典的诠释方向,反映出两人对知识和价值关系的不同思考。这些辩争激发了牟宗三对知识论的关注和研究。本文试图对照熊牟各自晚年的哲学成就,考察这些分歧的意义及其在后来的补充、转折、递进等等关节,这些关节对当代新儒家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王阳明和海德格尔的本体论思想研究

海德格尔和王阳明,是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之一。他们的思想分别在西方和东方产生了巨大的回响,并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世界观与哲学理念。虽然前后相隔400多年,出现于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度,然而其本体论思想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由此展开的比较对话意味着中西哲学有着高度共鉴的一致性,蕴含着东西方文明共同的理性精神。本文从存在与心在、根据律与致良知、此在与此心、领会与格物四个方面考察分析了中西本体论的共同态度和基本立场,揭示了中西思想赖以沟通的可能性和共同方法,从而预示着人类命运共同体可能构建的思想根基。

论王阳明工夫论之三次转向——基于“事”的视域

王阳明对“身心之学”的探索伴随着工夫论转向的问题。随着心学主旨的确立,王阳明对主体力量的认识不断深化。阳明心学中的“事”,在“物即事”的观点中呈现出内在转向与意义建构的特征,并获得了意念之维、现实之维、心体之维的三重维度。基于“事”的不同维度,人们践行的实事既包括反观内省,又包括建构现实有序的价值世界,人在做事的过程中彰显“成己”“成物”的主体担当精神,其中涉及了主体力量之陷溺与复归。针对主体提升能力与成就德性的工夫,阳明思想表现出由“诚意”转向“格物”进而转向“致良知”的理论进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