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编年史写作:一种“无关批评”的批评

刘福春研究员的《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编写体例和历史意识,突显出注重材料和以事实说话的谨严学风。新诗编年史写作倡导公正客观的书写姿态和批评原则,发掘被遮蔽的文本和史事,还原历史现场。从新诗史文本的当代性与历史性出发分析《中国新诗编年史》的编写体例与历史意识,探讨新诗编年史写作“治史”和“治学”的方法论问题,从史事文献的使用选择反思新诗史写作面临的困难,以期获得益于当代诗歌史写作的启示。诗歌史写作实践中的价值评判应当缓行,历史眼光和历史意识则亟待加强,以诗歌文本为主线来反映文学发展的内在规律或许能够成为当代诗歌史写作的一种可能。

地方志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

地方志是记载某地历史、地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综合性著作,其具有记载内容广泛、规范、地方性、时代性等特征。地方志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要史料来源,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性史料,在经济史、社会史和特定阶段历史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地方志编纂方法科学性与中国近现代史现代研究方法具有一致性,两者可形成良性互动关系。

方志所见美洲作物在楚雄地区的引种与传播

明末清初,玉米、番薯、马铃薯等近30种农作物陆续传到中国,有效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粮食压力。本文以地方志书为中心,对玉米、番薯、马铃薯、辣椒、花生、烟草在楚雄地区的引种和传播的时间、路线和方式进行了考察。美洲作物的传播促进了楚雄地区人口的快速增长,也有效改变了当地人民的膳食结构,提高了该地各族人民的生活水平。

《江西省科学技术志(1991-2010)》资料长编编写方法研究

科技志是专门记载科技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书籍,江西省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已经开始,在《江西省科学技术志》的修志过程中,通过大量的实践,发现编写资料长编的意义非常重要,就资料长编的资料搜集方法作了研究,并与专家共同探讨。

长编考异法与编年体的演进

近年来,近现代史研究领域涌现出数量可观的长编,反映出资料繁多与叙述既贯通又简要两难的紧张。如果仅仅是资料长编或特定人事的言行录大事记,难免年谱简单放大的讥评。因缘陈寅恪等人提倡的长编考异与域外比较研究相参合之法,取材详备,汇聚异同,事类相从,参考校异,长编即能够兼具整理史料与著史的无二功能,进而可以摆脱年谱附庸的地位,成为独立存在的编年体之变相新体。

公元纪年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与历史书写的变革

公元纪年是西方国家创设的以耶稣诞生为开始的纪年方式,它提供给人们一种单向性非循环的历史观念。明末清初的天主教传教士是西方历法的引入者,近代以来的西方新教传教士是公元纪年身体力行的推行者。他们为改变中国士人阶层藐视西方的观念,实现中西历史的时空会通,将中西纪年对照表作为吸引中国社会精英阶层的重要内容。在西方"普遍历史"发展模式的影响下,中国知识分子对公元纪年的态度表现不一。围绕近代中国的历史任务,士人阶层从各自政治立场出发,对中国历史书写应使用的纪年方式提出了不同见解。民国纪年法的提出,并未止息知识分子对新时期纪年方式的探求。作为新政权建立的主要标志和与世界接轨的体现,公元纪年法在新中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上被确定下来。公元纪年在近代历史书写上的运用,带来的不仅是纪年方式的改变,还包括连续的观念、发展的观念、中西比较的历史思维、探索事件的因果关系等。从公元纪年的学术论争来看,在保国救亡的时代要求下,社会精英阶层缺乏对本土文化应有的自信。

方志馆研究的多元视角

方志馆事业发展离不开方志馆学术研究的支撑。对方志馆研究方法的探讨有助于促进方志馆研究及方志学学科体系建设。在分析当前方志馆研究现状的基础上,指出当前方志馆研究存在学科分布和研究群体单一化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论文提出在方志馆研究中要采用多学科的多元视角与方法,并对其必要性及其应用进行了探讨。多元视角与方法的采用,有助于促进方志馆学的形成与发展,进而丰富当代方志学的学科体系结构。

浅谈《江西科技志》资料长篇的资料收集

科技志是专门记载科技发展历史和现状的书籍。我省新一轮的修志工作已经开始,在修志过程中,编写资料长篇的意义非常重要,本文针对《江西科技志》的资料收集方法进行了总结。关键词:科技志;志书编纂;资料长篇;

重大题材志编纂规律初探——以《上海世博会志》编纂为例

随着综合国力增强,大型国际性重大事件相继在中国发生,重大题材志的编修便提上议事日程。重大题材志的编纂除遵循传统志书的规律,要全面系统客观记述事件,体例上科学规范,篇目设计科学合理,记述方法得体外,编纂工作要尽早启动,事件发生时就要介入,边收集资料边整理,边写资料长编边撰写初稿,边修订边定稿。重大题材志教化育人作用明显,因此文字在准确精炼基础上要灵活,要发挥和加强口述史的作用。建立激励机制,大力开展学术研讨。除坚持史料性、真实性、客观性、权威性外,还可以有学术性。重大题材志编纂要突出事件中蕴含的精神理念,要总结出经验教训,对将来发生类似事件有重大启迪作用。

方志学研究方法

我国方志学的建设已经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研究方法有了一定的深化和细化。然而,方志学的发展仍不完善,研究方法上的总结也多局限于编纂方法或者部分方法论的阐述,少有具体研究方法的审视。本文以为方志学常用的研究方法体现在资料收集、思维分析、研究技术三个层面上,主要有考据、计量分析、比较、个案分析等,具备层次性、复杂性和发展性的特点。未来的方志学研究方法应该通过大数据手段和跨学科方法来进一步提升自身的科学性,促进方志学研究方法的历久弥新。

扶贫入志横排纵写初探

扶贫是新中国应对贫困减少贫困的重大举措,也是现阶段改善民生的头等大事之一,绩效举世瞩目,本是作为"一方全史"的地方志所应记载甚至浓墨重彩时代特色和改革特点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近30年相继进行的一、二轮修志,对扶贫的入志差强人意,甚至陷入种种误区,亟待从横分门类力求科学设置篇目、纵写到边彻底成全志体要求,完善扶贫入志的编修路径和基本方法。

以《濂溪志》为例管窥志书编纂方法的创新

围绕宋初思想家周敦颐编纂的《濂溪志》系列文献,是以编纂地方志的方法编纂个人别集,通过发挥志书体例优势、不限于特定地点和个人,为创新志书编纂方法提供了借鉴。志书编纂需与时俱进,在其中加入域外史料、图像志、影音志,适当使用非汉语文字,并灵活运用多种题名等,可丰富志书史料,拓展志书体例,解决时代发展提出的问题。

论志书背景资料的运用

志书记载事物主要依靠主体资料,而主体资料又需要背景资料的衬托与说明。志书适当运用背景资料,可以全面反映事物的本来面目。一、背景资料在志书中可以体现主体事物的完整和地位,彰明主体事物的原因和结果,揭示主体事物的本质和特征,评价主体事物的功过和损益。二、背景资料入志可以用主背融合、概述体裁、随文叙述、括号注释、附录体裁等方式。三、运用背景资料要用事实说话,不能喧宾夺主,多用直接背景,切忌片面不全。

消除志书记述“流水账”的方法

从第二轮修志开始,方志界对志书采用“流水账”记述方法的问题十分关注,在有关报刊杂志中也能看到如何消除志书“流水账”痕迹的文章。可是,在地方志书“分志”记述中“流水账”痕迹依然没有彻底消除。为了解决编修第三轮志书“流水账”记述方法的问题,笔者从已出版的志书中出现的“流水账”记述方法的主要表现形式及产生的原因入手,提出志书消除“流水账”痕迹的主要方法。

方志索引的编制方法探析

索引是志书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关于方志索引的编制方法,作者根据多年的经验及参考资料进行详细的介绍,对方志的创新和与国际接轨起到积极的作用。

第三轮修志汉语方言志编纂方法略论——以廉州方言为例

广西北部湾地区(北海、钦州、防城港)的汉语方言中,廉州话是唯一一种被省、市、县三级志书记录音系的方言,可谓总结提炼第三轮修志汉语方言志编纂方法的典型案例。广西第一、第二轮志书廉州话记载之失主要表现:过于关注方言源流的记述,将还没成为学界广泛共识的观点写入志书;没处理好方言人群的自称问题。方言志的编纂既需要专家,也需要“杂家”,地方史志工作者在第三轮修志汉语方言志编纂时,应避免上述问题再次出现,在方言语料核查以及方言人群分布范围和人口统计等工作上实现有所作为,与语言学家合力推动汉语方言的研究与传承。

浅谈历史时间的记忆方法

学好历史的关键是掌握准确的历史时间概念 ,教师在历史教学中要使学生乐学、爱学、会学 。

论《许三观卖血记》会话含义的翻译再现

本文在合作原则和会话含义理论的指导下,以主要用对话的方式来完成的小说《许三观卖血记》为例,关注会话含义在翻译中的再现,旨在归纳总结人物对话会话含义的翻译技巧与方法。作者通常选择违背合作原则的手段以产生言外之意。而将人物对话中的言外之意再现给目标语读者则是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格莱斯的会话含义理论在正确理解原文和译文的意义方面给予了译者有效的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