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景理论视角下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监管演化博弈分析

废旧动力电池具有较强的负外部性,违背了新能源汽车设计的初衷。为促进废旧动力电池有效回收,将前景理论与演化博弈论耦合,综合考虑政府、企业(汽车生产)和公众之间的利益,促使政府和公众对企业进行共同监督,构建三方博弈模型。针对初始意愿、罚款组成、风险态度系数和损失规避系数的不同情况,进行模拟数值仿真,并结合现实中废旧动力电池的认识度、奖惩机制和盈利信心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提高公众或政府的初始监督意愿,可以促进企业回收废旧动力电池;当企业的回收策略为亏损时,提高企业对公众的补偿金额、降低企业的风险态度系数和损失规避系数,可以促进企业积极回收;在废旧动力电池回收过程中,共同监督的效果优于单独监督。

征信体系建设下个人信息保护的进路研究

目前,我国征信体系在社会多个领域实现了覆盖且仍在深入。为弥补“结果保护”理念引发的个人信息收集与共享泛化、个人信息处理规则透明度较低等缺陷,应引入“过程保护”理念,明晰个人征信信息收集、共享的范围,加强有关征信规则的有效应用。同时,要统筹个人征信与失信惩戒的体系建设,明晰个人征信信息侵权赔偿的认定标准,进而实现对个人信息的有效保护。

失信惩戒对行贿犯罪治理的制度供给

在“行贿受贿一起查”的大背景下,行贿人受到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后,社会层面也应对行贿人进行制裁,利用失信惩戒重点规制行贿人,斩断行贿人的资金链,遏制腐败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以限制或者剥夺行贿人的市场参与资格等方式,提高遏制腐败的社会效果。信用之治通过对行贿人施加额外的制裁,促使人们遵守法律,以制约、塑造和规制被治理主体的行为,也为行贿犯罪治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局限:调整债务融资结构、降低债务融资成本

我国在2016—2019年间大力实施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作为主体约束,旨在提高企业违法失信成本。但是,由于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寻求“不当帮助”、市场性失信惩戒失灵等原因,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债务融资方面的作用适得其反。选择环保领域严重违法失信上市企业为研究对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债务融资方面的整体作用。实证证据表明:在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大力实施期间,企业环保领域严重违法失信后,未出现债务融资困难,结构调整后,债务融资成本不但未提高反而降低。我国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在债务融资方面存在局限。建议:应当加大失信信息共享应用的力度,提高违法失信成本,使其在行政性失信惩戒与市场性失信惩戒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保持合理可比水平。

基于多特征融合及奖惩机制的藏医药领域实体关系联合抽取

实体关系联合抽取任务旨在识别命名实体的同时可抽取实体间的语义关系。该文提出了一种基于多特征融合及奖惩机制的藏医药领域实体关系联合抽取方法,针对基于序列标注的联合抽取方法中标注策略的局限性及特征单一、模型学习能力有限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方案:①使用嵌套实体标注策略突破原有标注方法的局限;②使用类别特征静态融合、多特征动态融合方法及奖惩机制分别用于特征增强及模型优化。实验结果表明,该文方法提升了藏医药领域联合抽取模型的效果,模型最终的F 1值为79.23%。同时,为了证明该文模型的鲁棒性及有效性,还在SKE及NYT领域数据上进行了相关实验,实验结果验证该模型的有效性,且优于基线方法。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有效性边界——基于环保严重违法失信的证据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是典型的行政性失信惩戒,具有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功能,是缓解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的中国实践。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以政府安排或引导资源配置的能力范围为有效性边界。在有效性边界之外,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限制性措施不能消除与企业具有直接交易关系的市场主体存在的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在限制具备可替代性的资源分配上因企业寻求“不当帮助”被减弱。本文以理论加实证的方法,对环保严重违法失信企业的商业信用和职工信用等债务性资金的异常变化进行了研究,表明:(1)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不具备如“大炮打蚊子”般的无限有效性;(2)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有着“纱窗挡蚊子”的有效性边界,保护国家资源不受严重违法失信主体染指;(3)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有效性边界之外发生着“不当帮助”问题,表现为企业严重违法失信后商业信用和职工信用增加。本文关于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存在有效性边界的结论,可为完善社会信用制度、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提供政策借鉴;强调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对国家资源的联合保护性,可为学术界科学完整认识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提供参考。

大数据征信时代下被遗忘权的现实逻辑及构建路径

在大数据征信时代下,信用信息的范畴和类型在算法技术的支持下不断延展与扩张。在全量化数据分析、聚集性数据存储以及信用大数据开放共享的背后,存在社会信用主体的人格权益和信息自决权受损的潜在风险。当前失信联合惩戒适用范围过宽、措施泛化以及信用修复机制效果欠佳,社会失信主体对于行使被遗忘权还其“清白历史”的需求比以往更加迫切。为了平衡被遗忘权与其他利益的冲突,社会信用主体应秉持比例原则,在符合时间要素、行为要素的前提下适用被遗忘权。

企业信用监管政策的结构维度、机制设计与优化发展——基于59件省级专项文本的考察

信用监管是政府推进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重要工具创新。以59件企业信用监管政策文件为分析对象,梳理了分类监管、联合奖惩和黑名单管理制度的基本架构,并通过对文件的技术结构观测、内容特征提炼和扩散规律发掘,剖析了信用监管政策在制度体系权威性、协调性、可操作性等方面的不足以及机制创设不完善的问题,提出了完善企业信用监管制度体系、强化一体化设计、提升程序规则科学性以及厘定信用治理主体角色等建议。

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保障机制

当前,我国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存在着较为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限制了外部监督成效,自我审查模式动力不足,且责任设置畸轻,共同掣肘了该项制度的推进。为了增强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实施成效,应以第三方评估机构作为枢纽的信息公开为外部监管提供可能,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对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中的多方主体予以激励,弥补自我审查模式的固有弊端;立足于政务失信惩戒机制,重新审视政策制定机关的责任设置。

市场声誉惩罚失灵的中国方案及其价值——基于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实践的证据

本文以资本市场所反映出的环境违法违规声誉惩罚为测度对象,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了我国具有创新性的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缓解市场声誉惩罚失灵问题的逻辑和机制。实证证据表明:(1)在市场声誉惩罚失灵的环境领域,我国环境违法违规上市公司受到了显著的声誉惩罚,达到市值的-1.52%,占比总惩罚的98.06%。(2)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制度是我国环境违法违规受到声誉惩罚的决定性因素,是我国资本市场所反映出的总惩罚效应的主要来源。(3)对比国内外相关研究,环保失信联合惩戒制度克服了我国以往对环境违法违规企业惩罚不当的问题,将环境违法违规成本提高至与主要发达国家可比的水平。

再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中“信”的含义

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崛起重新引发关于“信”的纷争。研究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中的“信”,首先要廓清失信联合惩戒制度与诚信原则、社会信用体系之间的逻辑关系,认为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维护的“信”与法律意义上的诚信没有关系的观点存在曲解;其次要明确“信”这一概念的论域,法律领域的“信”和社会领域的“信”容易混淆;再次要将“信”置于诚信社会建设、社会信用立法等因素组成的整体关系网络中系统衡量。

论社会信用立法的基本范畴

国家社会信用立法的征求意见稿,未对信用进行明确界定,留下了诸多争议空间。信用不是独立的权利类型,而是遵守法律规定与信守合同约定的客观状态。哪些违法行为须记为失信行为,取决于立法者的价值判断。信用惩戒不是独立的行政处罚,而是种种“不利对待”的事项集成,须遵循合法、关联与正当原则,国家相关部门发布的基础清单与基础目录,是非常有益的做法。社会信用立法,是一次集成型法治活动,既要梳理既有法律渊源,合理界定失信行为,又要在法治原则的指引下,妥当设定惩戒措施。只有遏制公权扩张的冲动,妥当周全地保护私益,社会信用立法才能行稳致远。

论失信惩戒的行政诉讼可诉性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失信惩戒具有跨越公私界、形态多样、嵌入联合惩戒机制、多以非立法性规则为直接依据等特点。对于失信惩戒在行政诉讼中的可诉性问题,应当解除行政诉讼适格被告教义对行为可诉性分析的束缚,运用形式主义的主体进路、实质主义的功能进路和特定法律制度结构性安排的分析框架,首先甄别争议中的失信惩戒是否属于公共管理行为,而后结合联合惩戒构成多阶段行政程序的特点,对“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内部行为”“过程性行为”等不可诉行为原理以及“行政行为违法性继承”原理进行有针对性地阐释和运用。

失信联合惩戒措施设定的实践观察与立法纠偏

失信联合惩戒是基于信用治理而产生的新型监管手段,联合惩戒措施的设定标志着失信联合惩戒制度的建立进入关键阶段。经过立法实践的探索,发端于备忘录的联合惩戒措施设定行为已经具有“高位阶法源有限设定、地方先行立法充分设定”“综合性立法设定为主、专门立法设定为辅”“行政职权+行政目标双重导向设定”等鲜明特点。但是,联合惩戒措施泛化且始终在接受正当性考问,根源在于设定权配置的制度缺失。为此,须在清晰界定联合惩戒措施之法律属性的基础上,通过设定严重失信行为与联合惩戒措施类型实现控制联合惩戒实施的目的。在法律保留原则的中国语境中建构联合惩戒措施的设定层次,尝试划分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的设定权限。

涉金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的功能锚定与路径完善

涉金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是构建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抓手,对降低金融市场风险具有重要作用。但实践中,涉金融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却出现了“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的极端化困境,造成其边际威慑效应丧失,规制效果外溢。对此,应当锚定联合惩戒机制的三维面向功能:风险监测、一般预防和特殊预防。针对横向与纵向脱靶现象,立体化完善联合惩戒机制的践行路径,包括以失信原因选择惩戒种类、以失信性质选择联合惩戒范围、以失信程度选择惩戒梯度、以失信整体状况建构救济程序。如此,才能推动联合惩戒机制功能的精准落靶,规范机制的法治化运行,促进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发展。

论失信联合惩戒的正当性与限度

失信联合惩戒是一种创新的社会治理模式,立足于权利义务的一致性、法的秩序价值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理论,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在现实中也发挥了破解执行难题和营造诚信环境的作用,故在理论和实践层面都具有正当性。但实践中,失信联合惩戒也出现了惩戒标准未细化、惩戒对象泛化、惩戒措施侵权等失范现象,有悖于比例原则、禁止不当联结和保障人权这三大原则的基本要求。因此,有必要从建立健全失信分级惩戒机制、限定惩戒对象范围、完善程序控制等方面加以规范,保证失信联合惩戒的良性运行。

行政黑名单的法治化规制路径探析

行政黑名单制度在实践运行中呈现出一种碎片化、非系统性、低权威性的规范特征,其原因包括制度设定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不同地区、不同领域对于行政黑名单的适用情形、惩戒措施、列入程序等方面的规定也不尽相同等方面。虽然被列入行政黑名单对个人、企业或者社会组织的权益产生了实质性的减损,但近年来对于行政黑名单的法律属性还存在明显的分歧和争议。本文针对目前行政黑名单制度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行政黑名单法治化规制的具体路径,即明确列入黑名单原则上属于行政处罚,提升黑名单设定的法律规范位阶,相对统一黑名单的适用情形,严格限制黑名单惩戒措施的范围,合理设定黑名单的列入程序,全面规定黑名单的救济途径。同时还应遵循人民法院对涉及黑名单行政诉讼案件的合法性审查规则,即黑名单的设定有无相关法律或制度依据,实施主体是否具有职权依据,列入决定是否符合比例原则,是否遵循了行政行为的法定或正当程序等。

论我国体育行业失信惩戒机制的适用与优化

在体育信用建设不断发展的时期,失信惩戒机制的发展是相应改革能否显现成效的关键。然而,我国体育行业在该机制研究与应用的探索方面尚存在缺陷。在研究领域,相关成果存在全面性与深度不足、分析角度单一等弊病。在应用领域,我国在规范制定上存在效力与内容的双重缺口,在实践成效上存在司法裁判回应消极、社会管理不成体系、道德建设流于形式等问题。改革者应当针对相应弊病,培养体育行业失信惩戒方面正确的观念,从内容与效力上充实相应规范,并构建不同领域彼此支持的实践体系,以实现该机制在体育领域的科学应用与发展。

基于DPoS共识机制的改进

为降低委托权益证明共识机制中心化,提升系统吞吐量,提出一种全民评分选举、异步出块的共识机制。采用低门槛的参与方式,保证全民享有选举资格,在选举中引入责任连坐的奖惩制度,规范节点行为;在此基础上,利用有向无环图的特点,改进图的无序性,形成伪队列结构的存储模式。实验结果表明,该共识机制去除了节点权益的统治地位,降低了节点参与门槛,提高了系统活跃度;单位时间出块平均提升40%左右;系统数据冗余时,共识时延缩短45%左右。

从单一到联合:行贿人惩戒制度的演进与完善策略

2002年以来,行贿人惩戒制度走过初创、试点、推广、暂停和联合五个阶段。行贿黑名单制度与行贿犯罪档案查询制度都是对行贿人的惩戒制度,两者因制度要素不同导致惩戒效用有很大差异,行贿黑名单因其“大容量”和附带“检察建议”而更有反腐活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全国联网的行贿犯罪档案查询系统暂停,而裁判文书网无法代替行贿黑名单的惩戒功能,与此同时各地对行贿人联合惩戒的实践探索仍在不断地进行着。为进一步完善行贿人惩戒制度,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应建立行贿人名单数据库,对录入范围进行扩容和分类;启用“监察建议”,对行贿人名单数据库的查询结果做强制性应用规范;建立合理的名单退出机制,给予悔过自新者重归社会的机会;完善行贿人名单数据库信息共享机制,确保查询信息的准确无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