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阙里志”历次纂修研究

明正德元年(1506)至清乾隆二十七年(1762)间,八部以“阙里”为名的孔氏家志刊布问世。除《阙里文献考》仿典志体外,七部志书体例历经“纲目体—平目体—平纲并用体—纲目体”的发展演变,并引入“志体”体例,至康熙年间得以成熟。内容上,诸志嬗递相因,在沿用基本纂修框架的基础上各有创新。志书的编纂顺应了明清两朝奖崇师儒的文化政策,体现着孔氏编纂家史以尊宗敬祖的思想要旨。在编纂过程中,孔氏家族确立了孔氏血胤与儒家学统的正当性,实现了自我的身份与文化认同。作为孔氏续承千年的文本呈现,孔氏家志成为明清圣贤家族文化景观的重要一环。明晰明清孔氏家志的成书经过、体例、版本、断限、门类设置与内容异同等诸问题,是有效利用这套文献的前提,亦有助于推进与深化孔府研究。

回溯与展望:近年来孔府研究述评

得益于国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以及《孔府档案》的开放,近年来学术界无论是从孔氏家族、《孔府档案》的开发整理还是从相关政治史、经济史、社会文化史视角出发进行研究都有了新的进展,但探索之路尚未完结,诸多问题尚待解答,有必要对这些问题充分认识并积极改进。为此,将孔府置于更宽阔的视域之中,扩展史料来源,在研究中加强使用各学科的理论方法,才能推动孔府研究迈向更高的境界。

1756年衍圣公请废告子从祀裁减庙户案辨析

1756年,孔子第七十一世孙衍圣公孔昭焕向清政府提出废除“告子”从祀及裁撤孔府庙户的请求,却遭到乾隆皇帝严厉批评,甚至险些失去爵位,使孔府一时人心惶惶。通过此案件的分析,还原其来龙去脉后,可知孔昭焕请废告子从祀有其理论根据,并非不符礼制。但乾隆皇帝仍借庙户问题,严惩孔昭焕等人,并趁机收回孔府选任曲阜知县的人事权,借以打压孔府势力,贬低其道统地位,而清政府也借此以更好地维护自身在地方管理中的权威及其礼教上的正统地位。

《阙里志》所见明代衍圣公袭封情况考述

明代共有十三位孔子后裔获封“衍圣公”爵号,承袭十个世代。成书于明弘治年间的《阙里志》是现存最早且较完备的孔氏家族史和曲阜地方志,详细载录了明各代衍圣公袭封情况及历朝君主的敕谕、恩赏、加爵等,全面反映了明廷祀孔态度、衍圣公职权变化,以及衍圣公府在明代的进一步发展。借由《阙里志》所载衍圣公袭封情况,可以侧面洞察明代“政统”与“道统”间的平衡和博弈。

明清长篇家庭小说“家庭矛盾”之解析

家庭矛盾在明清长篇家庭小说中是一种普遍性存在。从小说情节来看,"家庭矛盾"是建筑长篇家庭小说叙事大厦的重要框架;从矛盾内容本身来看,这些家庭冲突及斗争除具有普遍性的特点之外,还表现得极为激烈和难以调和,极大地彰显出中国古代家族纷争和纠葛的残酷性。家庭小说作家在家庭矛盾的思考中似乎寄托着深层的隐喻意义,因而家庭矛盾亦是明清长篇家庭小说重要的类型特征之一。

明代官服的结构研究与数字化复原

明代官服是明代服饰文化中“礼”的代表,具有区分等级,辨别尊卑的作用。官服体现了对唐、宋、元服饰的继承与创新,但实体文物展出具有时间与空间的局限,以图片资料为主的数字化资源只能从二维角度进行研究。文章以明代文武官员服装为例,研究其形制与结构特点。选取孔府旧藏中朝服、公服、常服,在复原其结构、面料纹样基础上进行三维建模与展示,提出成套服装的组合建模方法,得到明代文武官员服装完整的数字化复原效果。通过数字化复原明代官服,探寻实现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的传播之路。

百年来《孔府档案》整理的艰难历程

《孔府档案》是指今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馆保存的孔氏家族在明代至民国时期对内、对外活动中形成的文书档案,价值极高,有“西有敦煌文书,东有孔府档案”之誉。《孔府档案》的整理,从1922年算起,迄今已近百年,大致经过了六个阶段;每一阶段几乎都与一些重要历史节点有关,可谓中国近现代史的一个缩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文化部、山东省委宣传部等重要部门的重视,显示出与一般地方文献不一样的特征;得益于一批管理部门、出版社和专家学者的指导,积累了一些重要的经验。尽管如此,限于经费、人力、技术、观念等原因,整理过程充满了艰辛与曲折,整理与出版成果也不及清代州县衙门档案和民间文书,由此使得学界对它的研究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加强孔府档案的整理与出版乃大势所趋,相关部门当解放思想,顺势而为。

明代《孔府档案》的起始时间与数量新论

对于明代《孔府档案》的起始时间与数量,现在公认的是1956至1962年期间南京档案史料整理处(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与曲阜县文物保管所确定的数据,即起始于嘉靖十三年(1534),共62卷;至于具体件数,则模糊不清。细研其整理,不难发现,与清代的淡新档案、巴县档案、宝坻档案等众多地方档案一样,明代《孔府档案》的整理者没有保持“档案排列原貌”,存在“边整理边破坏”的情况,致使部分数据的准确性存在偏差。经考证,明代《孔府档案》中现存的两种谱牒系1956至1962年档案整理时所添加,不应归为档案。其起始时间仍为嘉靖十三年(1534),而非成化十八年(1482);档案卷数为68卷;按照传统的档案整理法统计,其件数当为208件(册),考虑到数字化和检索者的需要,可计为362件。

从孔府档案解析乾隆皇帝亲祭阙里——以颁赐“商周十供”为例

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祭孔并非清朝皇帝的传统,但自从举行这种仪式以后,却一直传承下来。乾隆皇帝8次亲诣曲阜孔庙祭祀孔子,达到了历史上皇帝曲阜祭孔的顶峰,将祭孔推向了万众瞩目的地位,对儒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皇帝亲临阙里举行祭孔典礼,对孔子后裔来说是一件无上光荣的大事。孔子博物馆收藏的孔府档案内有诸多皇帝祭孔细节的详细记载。其中,乾隆皇帝第5次亲诣曲阜祭祀孔子并颁赐“商周十供”,体现了他对儒家学说的尊崇。孔府档案记载了“商周十供”的形制、用途和纹饰,并配有礼器图说。乾隆皇帝亲祭阙里并颁赐“商周十供”包含了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独特表达方式及时代意义。

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

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是孔府行移往来的一种重要文书。孔府与各官署之间行移往来的手本,其稿本形式有草稿、定稿、正本、存本四种,形制各异;施用范围包括中央和地方,主要集中在地方层面。明代中后期,孔府职役人员和民人所开手本,亦可作为清单、情况说明或凭证。手本在地方层面的行移往来,反映出手本在处理非严格意义上的上下级关系的特殊功用,也体现了衍圣公位高权轻的身份特点。研究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手本,能为洞见孔府的特殊地位及其行政运转机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明代《孔府档案》中文书形态的认定

明代《孔府档案》在形成、流转的过程中,产生了不同的文书形态,这些文书形态可作为考察明代孔府日常文书制作、行政事务处理实态的切入点。明代《孔府档案》中的文书形态有草稿、定稿、正本、存本、副本及抄件,不同文书形态的形制、内容、施用对象有一定差别,其认定要件也各不相同。厘清档案中的文书形态,既能方便对其进行整理,亦能有利于判定其史料价值及各方面的利用。此认定方法具有共通性,同时适用于对其他档案的文书形态认定。

明四家绘画美学对《红楼梦》图景建构的影响

《红楼梦》采用图像手段来叙事,将“语言”与“图画”精妙地结合在一起。文本中的图景大致分为三大类:园林图景、仕女图景和日常风物图景,此三类图景都有一定的参照素材。明代“吴门四家”的绘画作品对《红楼梦》的影响颇深。曹雪芹向明四家的园林图借鉴了具象和谐、自适内省的美学形态,袭用了明四家仕女图的闺阁叙事手法和雅致清丽的艺术形象。明四家的写真风物与《红楼梦》中的描写物象共同具备真实天然的艺术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