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古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2018年发掘简报

2017~2018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今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准格尔旗福路塔墓地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其中2018年共清理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墓葬99座及祭祀坑1座,出土陶、铜、铁、玉、石、骨器等500余件。此次发掘发现了明确进入西汉纪年的墓葬,证明了汉初秦昭襄王长城以东的福路塔墓地所在区域仍然在西汉王朝的控制之下。该墓地以秦文化为主导,但同时存在赵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因素和西戎人群相关的随葬品,对于研究多文化交流融合具有重要意义。

《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

《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则是晋人的伪作,然而学界从语言史角度提供的证据不多。杨伯峻较早从汉语史的角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些语词证据,其后刘禾、马振亚、张永言等又多有补益。然而《列子》中仍有不少晚汉魏晋时期的词语有待进一步发掘,如"丁壮"、"家累"、"身意"、"稽度"、"消灭"、"邻居"、"两可"、"巧妙"、"乞儿"、"儿童"等。通过发掘这些词语,可以为从语言学角度证明《列子》的撰写时代提供更多的证据,不乏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

《赵正书》与西汉前期的秦末记忆

有关秦末的历史记载,过去多依赖《史记》相关纪传。本文利用新披露的北大汉简《赵正书》,结合相近时代文献,对西汉前期秦末史事叙述的多样性进行考察。分析当时人对二世继位问题的不同表述,认为《赵正书》《过秦论》等的秦二世合法继位观念,应承袭自秦二世元年诏书一类文献,秦时胡亥为合法嗣位至西汉早期仍有影响。对《赵正书》中的甘泉置,结合《史记》所记始皇出行路线,可知为设置于咸阳附近的甘泉宫。对秦亡记载,不同文献对秦"外无敌"的一致表述以及章邯与秦廷的微妙关系等的记载,都丰富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知。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汉末魏晋疾疫发生与文学思想转型

东汉中叶以降,频繁发生的疾疫、战争、水旱灾害使整个社会笼罩着愁苦悲凉的气息,对于文人的心态、观念、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冲击。汉末魏晋是一个彷徨忧郁的时代,政治和文化精英们必须直面个体生命的存在与死亡问题,文章不朽以及衍生的“文以气为主”,就成为一个时代的命题,文学由此进入突破儒家反情合志思想控制的自由发展期。战国时期没有完成的哲学的突破有了新的转机,强调自然、本我,要求打破名教束缚的玄学成为魏晋哲学的主题。个体的“人”被彻底解放出来与自然等观,尊情、任情、尽情使得魏晋人放诞、轻狂而又洒脱飘逸。一个充满深情的时代必然产生钟情的文学,“诗缘情”是文学自然的召唤,绮靡的六朝文学风格应时而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正是不可预知的疾疫所造成的死亡,加速了汉末魏晋社会、思想以及文学的主动变革,推动了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促进了文学思想的转型。

汉魏之际游艺与文学关系的新变

从东汉中期到三国魏明帝时期的汉魏之际是我国古代社会发生重要转型的时期,也是游艺和文学发生巨大变革的时期。这种变革促使文人的游艺与文学的关系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主要表现为:一是文人的游艺活动与文学创作活动走向了统一;二是出现了大量的真正意义上的游艺文学作品;三是在思想上达到了文人的游艺观念与文人的文学观念的融合。这三个方面的充分展开和相互渗透,最终实现了文人游艺的文学化和文学的游艺化,标志着我国古代文人游艺和文学的关系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切实关注民族融合与文学的历史契机——以北魏初期汉族文士为中心

中国文学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在各民族文化彼此交融互动的进程中形成并不断发展的文化基因。考察民族文化融合重要历史阶段的文学现象与特质,有助于对中国文学发展的整体认知,从而形成全面、客观、具体的文学史观。北魏初期是中华民族融合的重要时期,创作主体的民族认同观念对文学创作的影响尤其值得关注。出仕北魏的汉族文士因身份差异、家族地位、政治期待等诸多不同,对民族政权及其文化的认同也存有差异,进而形成不同的文学交游关系。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一方面,主动调适于民族文化背景而形成“声实俱茂,词义典正”的文风;另一方面,形成专注于“述”而刻意不“著”、不勤著述两种不同的创作态度。北魏初期的文学创作在抒发胸臆、规止讽诫、雅正朴实方面独具特色,确立了北朝文学与追求清绮华美的南朝文学迥然不同的文学气质,这也是民族融合的特殊背景下,文学借历史契机而形成的特殊新变。因此,学术界应切实关注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文学现象。

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之关系再探

关于汉末"清议"与魏晋"清谈"的关系历来争论颇多。考察魏晋时人的看法,并征诸于汉末清议名士郭泰、汉末述德性碑文及士大夫"题目"文辞品议人物的特征可知,"清议"与"清谈"在某些方面有着渊源关系,但二者并非完全等同。"清议"一词概出现于魏晋时期,而"清谈"一词在汉末即见记载,他们之间的演进并非是简单性的发展与承续式的衔接关系,而是一个交错发展、主次升降的过程。魏晋时期,"清议"的式微与"清谈"的兴起,其外因是政治暴力对士人的打击,而内因则是士人学理思想的演变,而士人学理思想的变化又主要受到道家思想自汉代以来不断成长的影响。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论汉末名士到魏晋士族的复杂历程——以汉末颍川荀、陈、钟三家为中心

东汉末年的大姓名士是魏晋士族的前身,但并不是所有的大姓名士都能成为士族。比较汉末颍川地区的荀、陈、钟三家的三代代表人物,分析他们朋友、师生、婚姻等不同层面的关系,并从家风、家学、政治权力等的演变来看,三家士族形成的道路及特点:早期服膺儒学,反对外戚宦官专政的政治态度相同;其后,师生、婚姻等关系沟通加强了他们之间的政治联合,文化的传承,学术的熏陶,权力的把握及政治制度的保障,共同促成了汉末名士向魏晋士族的转变。

《燕丹子》成书时代问题述考

元明以来,《燕丹子》的成书时代问题一直众说纷纭,出现了六种不同意见,即:战国说,秦代说,秦汉之间说,两汉说,宋齐说,隋代说。本文在总结、概述和评议古今诸说的基础上,根据西汉初年流传的荆轲刺秦传说材料,对《燕丹子》的成书时代予以考论,认为《燕丹子》成书于秦汉之际,在内容上则为《史记.刺客列传》所本。

“土豪”考

"土豪"称谓大约出现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土豪可划分为阶段型土豪、持久型土豪、原始型土豪三种类型。阶段型土豪的特征是其阶段性;持久型土豪更为安于现状,表现为对自身阶层的满足感及对其所在特定区域内影响力的捍卫行为;原始型土豪一般出现于动荡的政治局势中,依凭勇力、胆识或豪侠之气闻名于当地从而达到特定的目的,即时势所造的英雄式土豪。魏晋以降至唐末五代是"土豪"群体品格特征愈来愈宽的时期,此时期内"土豪"群体形成了诸如不忠、尚武、逐利等品格特征,唐末宋初以降,"土豪"群体的这些特征开始倾向于贬义,并且逐渐为统治阶级所不容,"土豪"群体也渐趋衰落,"土豪"称谓开始了愈来愈狭的过程。

早期五言思、别诗与东汉末年的游学、游宦风气

早期五言古诗中关于描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无论是数量或质量上都高出于同时代其他题材的作品,对后世产生重大影响。早期五言古诗中写离别、思念之情的诗歌质多量高的社会原因,是东汉后期的游学、游宦风气所致。东汉末年游学、游宦者数量大幅增加,游子的艰辛使这些士人倍发思念远在千万里的亲人,加之这些“游子”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于是他们选择了这种富有浓重感情味的题材,表达了这千古永恒的主题。

繁缛富艳:汉末魏晋易代文学的才情底色

文学是时代的产物,既有共性,也有个性。建安时期,曹操三次发布求贤令,打破了汉代以道德文章为标准的程式化人才选拔方式,大量辞章氤氲而又个性鲜明的文人脱颖而出。曹操、刘备、孙权政治集团,尤其是在曹氏父子麾下,聚集了众多擅长文学、辞采斐然的士人,由此形成汉末三国以文采见长而精彩纷呈的文学画卷。三家归晋,能够和敢于入洛仕进的“亡国之余”,唯可凭借的即是自身的才学,而个体的才华和能力大多体现在文辞富艳、辞采华美、深情低回的文学创作乃至文学风格上,由此出现了晋世群才雕采饰藻、挺拔峻峭的文学特色。时代不幸诗家幸,汉末魏晋易代的人才流动,因才情为文学,呈现出传统中国文学史上色彩斑斓的文学景观。

地域文化视野中汉魏之际士人的身份裂变——以王粲、仲长统的地域流动为例

士人的地域流动及流动区域的地域文化对士人的性格塑造、思想变迁与文章写作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并时常引发其身份的变化。这种连动在乱世中表现尤为明显。以汉魏之际士人王粲、仲长统为例:两者皆起自山阳高平;其后南北殊途,王粲由洛阳至长安、再至荆州,仲长统游历青、徐、并、冀四州之间;最终二人分别归于邺城曹氏与许都汉室。两者身份也随各自流动而发生裂变:由最初的鲁文化中的少年儒生,分别经过荆楚、幽并文化的熏染而呈现出鲜明的"流寓客"与"狂异生"形象,最后通过与邺下文人、许都诸儒的交流,王粲文学家、仲长统思想家的新身份得以形成。扩大而言之,以王粲、仲长统为代表的汉魏之际士人群体的地域流动与流动所带来的身份变化也是加速此期士人独立与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的重要动因。

康有为孔教观视域中的汉唐哲学

大声疾呼立孔教为国教的康有为极力推崇孔子,这使先秦诸子成为其关注热点。在对先秦诸子传承谱系的追溯中,汉唐哲学成为不可逾越的环节。通过孔学、老学和墨学对汉唐哲学的影响,康有为勾勒了汉唐哲学的概貌,这一切都是围绕着孔教观展开的。康有为视界中的汉唐哲学受制于其孔教观,正如孔教观使其在审视先秦哲学时将诸子皆视为孔子后学,断言"百家皆孔子之学"一样。

论李涵秋“沁香阁”诗

李涵秋是清末民初与林纾、包天笑齐名的"小说三大家"之一。其三十六岁之前主要是一位诗人,曾经领袖武汉诗坛。其长达二十年的诗歌创作逝后被友人编年结集为《沁香阁诗集》,共三百四十余题六百多首。若以体裁论,近体律绝占大多数,有五百一十多首,古体和歌行体一百多首。以其二十九岁(1902)为界,其诗风格前后变化明显。前期诗作三百余首,且多为简短的写景抒情之律绝,体现出以绮语呈疏狂的风格;后期诗歌体裁多样化,尤其长篇古体和歌行体的大量熟练写作,展示了诗人抒情方式的进步,由于生活面的拓宽,诗歌内容也更加丰富多样,表征为以平淡蕴沉郁的风格。对沁香阁诗进行深入研究,具有填补学界空白的意义。

历史语境中的《典论·论文》

如果将《典论·论文》置于汉魏之交的多维语境中重新解读,我们会发现曹丕对文章的真实看法并非如其《论文》中所言;其"文气"说的提出也是因循借鉴的成分较大,开创意义并不显著。

“文学自觉”始于汉末魏初谫论

主要从理论依据和评判标准两个方面来分析"魏晋文学自觉说"和"两汉文学自觉说",对这两种"文学自觉"说的不准确性和不严密性进行探讨。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进一步解读"文学自觉"的基础上,对"文学自觉"时期重新作出了界定,提出"文学自觉"始于汉末魏初,并对此进行了相关论证与评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