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因治安管理处罚开除学籍的法律限制

基于治安管理处罚等非学术原因开除学籍,尽管具备一定的高校自主权因素,但不能完全遁入大学自治范畴,否则有损大学治理的法治根基。开除学籍属于行政制裁体系中的“惩戒罚”,与治安管理处罚并行适用不违背“一事不再罚”原则,但应受到三方面的法律限制。其一,以《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2条作为形式上的处分依据,仍需符合“过罚相当”与比例原则,使其法律适用具备实体正义。其二,因校外受到治安管理处罚而开除学籍属于特殊情形,违反治安管理行为需达到“情节严重”之程度方可作出。其三,高校对“情节严重”的判定,受公安机关治安管理处罚决定的整体约束。同时,高校在“情节严重”要件上的解释仅限于主观层面,在整个情节认定中的作用力有限。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行刑衔接视角下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建设路径分析

随着企业合规制度建设的不断推进,行政合规的重要性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然而由于目前行政机关尚无配合刑事机关参与合规案件的法定义务,导致行刑衔接不畅成为合规建设完善过程中不可逃避的问题之一。对合规建设之路的有效探析,仅靠检察机关合规前移的努力显然独木难支。从行刑衔接的视角出发,利用公安机关的双重属性,通过适度延伸参与行政合规,立足公安机关与企业、行政机关、社会及其自身队伍建设四个方面,进而探寻公安机关参与企业合规的有效路径,以适度参与行政合规举措完善刑事合规建设,实现行刑衔接机制的双向优化。

卫生执法视角下“通报批评”的行政处罚适用:原则阐明与救济构想——基于818例通报批评

2021年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将通报批评新增为一般行政处罚种类,自此通报批评在执法中被广泛适用,特别在公共卫生执法领域发挥了巨大作用,完成了立法到实践的转向。通过实证分析公共卫生执法下818例通报批评行政处罚发现,其执法运行实效不尽如人意,未达预期的处罚效果,空白缺位的救济措施使其一般化适用陷入不孚众望的尴尬境地。溯其原因,亟待规范的不恰当适用造成了对比例原则等诸多法原则的严重破坏。为实现通报批评的正确适用,需解构其处罚效果以进行执法路径优化,并参照比较法提出救济要求,引入民法中的“更正权”和“回应权”构建救济制度。

《海警法》出台背景下海上治安管理的特性及其规范体系构建

随着《海警法》的颁布,我国治安管理从“一个领域、一个主体、一套法规、一个标准”的一元化模式向陆上和海上二元化模式转变,执法主体照搬适用一元体制的规范体系必然会导致许多问题,同时现行治安管理法规也未完全考虑到海上治安管理在程序、实体等方面的特性与要求,其内容不能完全适应海上治安管理的需要,掣肘海上治安秩序的维护。海洋强国、“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对海洋管理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维护我国海洋权益和安全,有效管控海上公共安全秩序,有必要对海上治安管理的范畴、特性进行重新厘定,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适应新形势的海上治安管理规范体系。

新修订《行政处罚法》视域下治安管理处罚惩戒体系的完善

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之际,新修订的《行政处罚法》不仅对治安管理处罚惩戒体系的完善注入新的要求,而且为治安管理处罚辅助性法律措施的性质审查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指引治安管理处罚惩戒体系按以下思路创新完善:强化主动教育预防与综合治理、增加更具警戒功能的申诫罚、增设具有限制隔离戒止功能的禁令式处罚、建立强化经营活动过程管理的渐进式处罚体系、增加“社会服务令”等非处罚措施、引入社区矫正等社会观护制度、合理配置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及其辅助性法律措施。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法律规制研究

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正确适用是衡量公安机关是否依法行政的重要指标之一。在长期的公安行政执法实践中,存在着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设定标准较为模糊、立法层级不够清晰、名称不统一、程序规定不够完善等诸多困局,有必要坚持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把公安行政强制措施通过《治安管理处罚法》立法的形式规制下来,作为公安行政执法中的主要法律依据;同时在立法过程中秉持谦抑审慎善意理念,最大限度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和人格尊严;坚持法律明确原则,明确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的种类,降低办案民警对公安行政强制措施种类认识的错误率是对法律保留原则和法律优位原则的必要补充。当然,公安行政执法也要兼顾利益均衡,受我国公安机关警力不足的瓶颈制约,在数量庞大的治安行政案件面前,法律制度的设置和修订也必须兼顾行政权的高效运行,才能最终达到良法善治的社会效果。

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边界的法律评价

对教师实施的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排斥由教师承担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然而,积极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的立场并不妥当,该立场与立法者的规整目的不符,同时也混淆了法律漏洞和未能严格执法、司法的区别。由于教师惩戒行为与一般的行政违法行为存在明显不同,并且相较于治安管理处罚,行政处分是一种更为有效抑制教师违规行为的机制,对于教师体罚性惩戒行为,应当坚持治安管理处罚责任补充适用的立场。只有在满足相应条件的情况下,才应当适用治安管理处罚责任。体罚性惩戒行为必须以存在相应的学生失范行为为前提;体罚性惩戒行为不能超过相应的必要范围;体罚性惩戒行为原则上应当满足补充性原则的要求。

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样态、机制及对策研究——以公安机关生态环境行政执法为视角

生态环境治理中的“合作式治理”方式一直以来是学界研究的重要内容。从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执法行动样态入手,解读公安机关执法过程中的多元联动机制,由此构建“关系—嵌入—共生”的三重治理机制框架,以此说明其在参与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行动机理。同时,从社会互动的视角出发,探索其中的多元互动和联动机制,即“复合型治理”模式。由此提出公安机关参与生态环境治理的路径,即从“制度再造”入手,促进制度渐进式改革;通过各组织间的相互融入,进而建构系统化组织治理模式;建构“复合型治理”模式,从而互构多元主体共治体系。

公安交警远程执法技术的实践与思考

交警远程执法模式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融入“公安大脑”建设、推进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数字勤务改革的一项举措,有效地提高了执法效率。但交警远程执法作为一种新的执法模式,实践先行于理论,在技术规范、执法程序、法规依据等亟待完善。在非现场执法和移动政务研究基础上,通过与传统执法模式对比,分析了当前交警远程执法执行方式、特点、适用场景、优势和不足。从执法政策依据、社会认可、技术支撑等方面得出了交警远程执法的可行性。最后针对交警远程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进建议和对策,从而确保执法的公正性和权威性,研究结论可为今后交警远程执法的法律法规和技术规范制定提供参考。

《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中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研究

未成年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作为本次《治安管理处罚法(草案)》之中出现的新制度,对于我国的司法实践和罪错未成年人的保护制度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对刑事制度中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违法治理层面的继承与发展。因此对两种制度的现状与异同展开全面分析,在此前提下阐明违法记录被封存的必要性,对具体实施中将面临的范围程序之确立以及该制度的监管与衔接进行研究确有必要。

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的内卷化与去内卷化

“新文科”“新法学”建设对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逐渐呈现出内卷化效应,具体表现为过度依赖传统行政法学总论及其建构模式,自我锁定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的功能,以机械化和过密化的知识训练替换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建设的真正目标。在新的历史定位和要求下,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应主动求新应变,实现去内卷化发展,即在遵循学科理论和对象理论的基础上,从整个社会规范体系所构造的“学科群”和行政法学自身的具体内容出发,合理把握公安院校行政法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建设的角色定位和三级价值导向,并适度调整行政法学科建设的主体范式、行为范式和救济范式。

治安管理处罚权的扩张与规制——治安法立法之视角

新颁布的《治安管理处罚法》从立法宗旨上,既追求维护社会治安、保持社会稳定、实现和谐社会之目标,又追求人权保障与程序公正之价值,同时注重对公安行政执法行为的规范。较之原《治安管理处罚条例》,治安法具有宽严更适度、程序更严格、处罚更规范、监督更有力的特点,从国家管理社会治安的目的与需要出发,扩张了公安行政执法机关之管理处罚权,规制了公安行政执法行为。

软暴力的刑事法律意涵和刑事政策调控——以滋扰性软暴力为基点的分析

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实践表明,软暴力违法犯罪的认定,是一个具有较大政策调节空间的法律适用活动。软暴力分为胁迫性软暴力与滋扰性软暴力两种基本的类型,专项斗争的司法惩治重点是滋扰性软暴力。刑法立法原意和既有司法规则以惩治胁迫性软暴力为限,使滋扰性软暴力被评价为犯罪手段的司法判断普遍受阻。因而,将滋扰性软暴力认定为违法行为,成为法律政策适用的底线目标。无法定性为犯罪手段的滋扰性软暴力,部分依法可以认定为违法行为,部分没有充分的依据认定为违法行为。依据立法规定、既有司法规则和执法规则,能够以刑法评价的,基本是胁迫性软暴力;被认定为违法的,滋扰性软暴力占据主体。对软暴力认定标准的刑事政策调控,表现出适度降低的倾向;降低软暴力认定标准的政策冲动,同时受到一定程度的制衡。滋扰性软暴力由黑恶势力实施才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罚可罚性,是政策调控的底线。只有符合规定的前置条件,滋扰性软暴力才能被认定为违法犯罪手段。

论ICCPR语境下行政拘留制度的“司法化”改革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是国际人权对话的平台,对行政拘留制度进行司法化改革有助于该公约在我国的批准实施。行政拘留制度作为治安管理处罚中的一项重要制度,在社会治安防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暂不宜直接废除,但必须对其进行司法化改革。实体层面应防止行政拘留对刑罚的僭越,将行政拘留期限缩短至3日以下,数行为并罚合并执行时,不超过5日。程序层面应引入诉讼化的构造,克服行政拘留处罚的随意性、监督的内部性以及救济的单一性弊端。在二元法律制裁体系中,行政拘留的司法化改革还应注重其与刑法的衔接,处理好其与刑事强制措施、管制、拘役以及有期徒刑之间的折抵问题。

论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兼论《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衔接

在环境污染备受关注、环境法修改完善、环境执法加强的背景下,同案不同罚的情况却屡有发生。因《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未与《治安管理处罚法》相衔接,导致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的处罚缺乏统一标准,法律责任不明。无论从理论上分析其合理性,还是总结执法经验,擅自损毁封条等环境违法行为,应当与阻碍执法、隐藏、转移、变卖或损毁行政执法机关依法查封的财物行为的处罚相当。可以先通过行政解释,由公安部就《治安管理处罚法》第60条规定的妨害行政执法活动行为作出细化解释,或直接由环境保护部与公安部联合修改规范性文件对该行为予以明确,以更好地指导环境执法实践。然《查封扣押办法》第23条第2款与法律的衔接问题最终必须通过修改立法的方式进行解决。

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建立公安机关执法主体资格制度的新探索

为了端正公安民警的执法思想,规范公安民警的执法行为,提高执法质量,真正落实办案责任制,从根本上解决执法不严、超期羁押、办案质量差、批捕起诉率低等问题,以达到提高公安机关整体执法水平的目的,2001年2月,郑州市公安局金水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警察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章,结合工作实际,制定并推行了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所谓主办警官办案责任制是指在公安分局行政首长领导下,以主办警官为执法责任人的一种执法办案责任制。从出发点上说,“主办警官制”赋予执法办案责任制崭新的含义,并以此作为公安队伍建设和业务成效的最佳结合点,进一步引领公安工作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真正实现“立警为公,执法为民”的要求。截至2003年10月,经过两年多的实践与完善,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各种相关制度的完善与落实,金水公安分局的“主办警官制”已步入良性运作轨道并显示出巨大的优越性,不仅极大地规范了全体民警的执法行为,而且大幅度地提升了公安民警的执法水平,提高了执法质量和执法效率。日前,本刊就学界与实务界争论的热点问题,专门采访了河南省郑州市?

论合法的高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则

公立高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则属行政法规范。由此法律性质所决定,高校学生违纪处分规则被要求谨守自身作为法规范的调整范围并同时遵守行政法的基本原则和我国的法律位阶规则。合法的学生违纪处分规则必须具备实体规则合法、程序规则合法和符合行政比例原则等要素。

大型公共活动中政府维护公共安全职责的履行

大型公共活动的举办尽管未改变政府的职责,但因公共安全任务的特殊性,法律不得不以公共安全为首要价值目标,并赋予政府根据维护公共安全需要启动一切必要的行政措施、选择履行职责所需方式的权力。然而,必要行政措施的实施不仅仅要真正基于维护公共安全的必要,而且还应符合法律优先、法律保留和比例原则。同时,为了有效地履行维护公共安全职责,政府既需要大部门体制又需要部门协调机制;既需要公众的参与又需要公众的配合。

中国航空旅客不轨行为法律规制探究

近年来,中国航空旅客的不轨行为愈演愈烈,已经严重影响了航空运输的安全,但是机场公安执法部门在惩治不轨行为方面的表现往往消极、迟缓,且处罚不力。究其原因,民航安全法律法规和《治安管理处罚法》在规制不轨行为的衔接上存在问题,导致执法部门消极执法,害怕在行政诉讼中败诉。因此,有必要单独就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出台相关条例,增强《治安管理处罚法》在惩治不轨行为上的可操作性,以有效减少和杜绝危害航空安全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