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现代化视域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认定规则解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身份认定、丧失及身份丧失后的权益保留,关系到农村居民的切身利益,科学的制度设计是引导乡村善治、助推共同富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二次审议稿)》(以下简称《草案二次审议稿》)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定义及认定应以户籍为基础,但不宜强制要求成员的基本生活保障需以成员集体所有的土地等财产提供,也不应把二者之间形成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作为成员身份定义的必要条件。丧失成员身份的规定中,可以用“户籍+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类型划分方式,把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等群体排除在组织成员之外。对于务工、经商、服役、就学等原因“暂时离开”的成员,其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等核心财产权益的保留时间不宜一概而论,可根据权益性质确定合理的保留期限。《草案二次审议稿》可通过细化、完善涉及成员身份的相关规定,保护农村居民合法权益,提升农村居民参与自我管理的积极性,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论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律构造

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法律供给严重不足,学者观点又存在较大分歧。在“房地一体”登记下,集体土地所有权的代表行使主体享有独立的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并应平等、补充适用《土地管理法》与《民法典》。界分村级组织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登记主体是村民委员会还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尽量登记给村民委员会。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的设立宜采取拨用而非划拨的方式,并经登记生效;其不能抵押,但可以在不降低公益效用的前提下,经政府机关批准和集体成员民主议定,采取转让、互换等方式处分。集体公益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因集体公益收回应当符合比例原则,因经营性转化应当明确转化的条件、程序、方式和收益分配。

农村基层组织改革与壮大集体经济的一致性与适配性研究——以成都市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为例

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的调整改革有利于打破资源要素的区域流动障碍,促进乡村产业布局调优、乡村治理降本增效,对加速壮大集体经济意义重大。成都作为四川省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的典型,其基层组织结构的优化改革对壮大集体经济的加速作用显著,但同时也在实践中暴露出空间优化规模效应传导不足、乡村组织运行机制不明、集体资产盘活不精准等诸多新问题、新矛盾。未来持续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要借助农村基层组织改革成果,以创新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为切入点,完善乡村组织运行机制和收益分配机制,逐步体现数量调减、布局调优、成本降低的改革效能,重塑乡村基层治理与集体经济壮大的新版图。

集体成员诉权的组织法配置:法理、实践和解释性构造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从体系性视角初步构建集体成员诉权机制,但仍然存在粗疏遗漏和诉权克减现象。运用组织法逻辑配置集体成员诉权并构设诉讼规则,纵向维度上应当尊重其不同诉讼阶段动态递进的三阶构造,横向维度上适用以诉讼目的为依据划分形成的三种类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主要沿着以撤销权保护成员权益、以代表诉权保护组织权益、以行政行为监督决议合法性的进路展开,尚存撤销诉讼规则错裂、代表诉讼规则疏漏、决议纠纷可诉性不明的问题,在司法实践的具体适用仍有极大解释空间。应结合集体成员诉权原理构设侵权诉讼、代表诉讼和决议诉讼,通过出台司法解释或法官采取扩张性解释拓展细化具体规则。

宅基地征收向宅基地收回的“逃逸”及其规制

实践中存在宅基地征收向村集体强制收回宅基地使用权逃逸的现象,并呈现为两种路径:一是向村集体基于乡村公益的宅基地收回逃逸,二是向基于村民自治的宅基地收回“逃逸”。此类“逃逸”行为规避了征收法的适用,侵害了农民权益。法律对宅基地使用权强制收回事由、程序、补偿和救济措施规定存在缺漏,人民法院对村民自治决议司法审查较为困难,形成了宅基地征收和宅基地收回之间的制度落差。应当从收回事由、程序、补偿等方面严格规制村集体的宅基地强制收回权,并通过明确村民自治的权限范围和相应的司法审查机制预防强制收回行为借村民自治之名遁入法治真空。建议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修订草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农村宅基地管理暂行办法(草案)等予以完善。

检察机关支持农村集体经济起诉制度探究

中国式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制度对于保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成员权益具有重要意义。仅具备框架性的法律依据,是导致农村集体经济领域支持起诉制度适用不足、效果不彰的根源。应从顶层设计完善民事诉讼法,明确支持起诉制度中检察机关的诉讼地位,细化诉讼规则。具体路径为:(1)明确支持起诉中检察机关定性限度;(2)完善支持起诉方式;(3)改变支持起诉启动模式;(4)支持起诉制度衔接相关法律,构建“诉前支持、诉中参与、诉后监督”的三阶递进民事支持体系。

“政经分离”模式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财务管理效率探究

在农村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政经分离”模式的应用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效率产生了显著且深远的影响。文章深入剖析了“政经分离”模式的内涵与意义,详细阐述了其对财务管理的多方面作用,揭示了现存问题,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策略,为优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财务管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论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法律逻辑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形成了农村集体收益分配规则的基本框架,但第四十条第三款“集体经营性财产收益权量化”的立法授权,提出了新的解释难题:其一,什么是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财产基础,即“分什么”的问题;其二,如何实现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即“如何分”的问题。进而,应当解释农村集体收益的分配范围,即“分多少”的问题,并从理论上进一步校正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法律逻辑,即“按什么分”的问题。农村集体收益分配的财产基础是集体经营性财产的收益,而非集体财产的所有权或其他集体财产的收益。可分配的农村集体收益应当依据集体资产股份进行分配,而集体资产股份的多样化实践形态需要经由兼容性逻辑予以归正,从而形成以集体资产股份的公平配置为基础、以其他股份的效率性利益实现为延展的农村集体收益分配机制。

面向共同富裕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研究——基于赤峰市“三变五合”改革的案例分析

组织创新是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引领农民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在赤峰市“三变五合”改革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在集体经济股份合作社下设土地、劳务、旅游和置业4个子合作社,实行集体资源资产分类经营管理,在统筹协作、专业分工、灵活变通、衔接政策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激发了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活力,促进了共同富裕;然而,股份设置不平衡、经营风险管理不足、职能定位模糊、统计数据失真等问题仍然突出,制约着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健康发展。要推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应着力简化股权设置、规范经营管理、明确职能定位和做好统计工作,更好地增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能力。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的优化路径研究

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办合作社”以“党建引领+集体重塑”的模式,成为农村新型集体经济发展的有力抓手。文章通过对全国典型——“烟台经验”,以及安徽省芜湖市和宿州市萧县的典型案例的分析,指出“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在实践中亟待解决如政策统筹不够、专业资源短缺、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因此,应加强党建引领,政策层面加大统筹支持;优化资源,因地制宜培育重点产业;利益联结,内生提质促进各方共赢。

地方立法视阈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的界定问题上,关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相关事项的地方立法采取了概括式、列举式和概括列举式三种表达模式。地方立法遵循明确本质属性、立足历史实践、突出典型特征等逻辑进路,在很大程度上保证和增强了事实与规范的相对称,使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名实关系”达成了相对“统一”。目前正在制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在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律概念时,应当吸收地方立法经验,兼容并蓄,择善而从,同时还应当处理好其与宪法规范的关系,实现与特别法人定位的有效衔接,正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分化问题,重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其他经济合作组织的区别,以确保法律概念界定的科学性和适用范围的准确性。

党组织领办合作社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制度安排与实践逻辑

发展农村集体经济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组织方式。党组织领办合作社是面向发展农村集体经济的现实需要而设计的产业组织方式,在社员结构、出资机制、决策机制、分配机制等方面具有独特的制度安排,能够带动土地规模经营、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和增加集体资产收益等,并以资源发包、物业出租、居间服务、资产参股等方式,将产业收益尽可能多地留存于村集体内部。党组织领办合作社经济效果的实现,需具备适宜的产业项目、集体资产入社、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分工协作、农民充分参与等条件。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市场化经营路径选择:自主经营还是合作经营

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是党的二十大做出的重要部署,国家对此也做出了制度性安排,但对于集体经济组织如何有效参与市场,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都尚未形成明确共识。本文基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组织特征和现实基础,深入剖析自主经营与合作经营两种发展路径的优劣。分析表明,两种方式各有优劣,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不应该采取“非此即彼”的策略,而应该采取“互相补充”的思路。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当下,农村集体经济重点应该基于农村集体禀赋优势,更多采取合作经营的模式以提高市场效率,并积极培育可以自主经营的发展领域以兼顾集体公共利益。

关于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几点思考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制定需要从作为调整对象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入手,阐明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作为规制对象的内涵,确认其为农民集体所有权的代行主体,赋予其市场主体地位,并与村民委员会相区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属性呈现复合性,既呈现私法、团体法的单一色彩,又需要实现组织法与行为法、强行法与任意法的融洽兼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逻辑主线应排除成员权制度的干扰,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核心特别性为展开逻辑,并在法律规范中体现出具体的特别性,重点规范成员资格、财产构成、组织机构、收益分配以及法人终止问题。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的理论阐释与构建策略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以保障股东利益和农民权利为逻辑起点,促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济功能发挥,持续优化组织治理机制和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体现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统一的价值追求。当前,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面临的治理问题依然突出。实践中,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构建形成了丰富的实践探索,其经验启示是:推动政经分离要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在集体经济发展中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农民治理主体地位确立要考虑集体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状况。构建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治理体系,应强化农民治理主体地位,完善农民参与治理的体制机制;分离基层组织职能,更好发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经济功能;重构市场化的组织治理机制,防止“内部人控制”;优化基层政府职责,提高政府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农民、农民集体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宪法内涵解释

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的学术讨论中,农民集体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等是焦点问题。对这些问题的应对,需要从宪法的视角研究。基于对中国现行宪法文本的宏观理解,可以发现存在三重宪法秩序,每一重宪法秩序又包含着二元因素。依据对中国现行宪法文本解读所形成的框架,农民可以解释为作为集合性概念的农民和作为公民概念的农民,农民集体可以解释为自治的村民集体和经营的农民集体,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则是经营的农民集体的组织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的立法设计需要面对由村民集体与村民委员会、农民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村基层党组织、地方政府等主体构成的复杂体制,否则难以保证立法的质量。从宪法角度解释相关概念,就是试图为立法活动提供宪法资源和宪法指引。

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研究

赋予农民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享有继承权能,不仅是当前中央政策文件精神的一致导向,还是未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应当重点规范的内容。然而,目前在学理层面、地方实践和司法裁判中,均对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的可继承性存有争议。鉴于农村集体资产股权满足立法上对遗产的特征要求,且《民法典》继承编为其纳入遗产范围预留了制度空间,故农村集体资产股权应当作为遗产继承。在此基础上,通过明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不属于身份性权利、不承载社会保障功能、不同于其他涉农权利以及并非成员专属权益,对否认其遗产能力的观点进行辩驳,实现农村集体资产股权继承的充分证成。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基础探析

《宪法》《民法典》以及《农业法》等其他法律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提供了制度基础。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重大改革于法有据以及研究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等政策内容的确立和发展,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奠定了政策基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实践、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践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地方立法实践,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立法夯实了实践基础。目前,制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相应的立法基础已经具备,同时,其理论供给和方案支撑等还需开展深入研究和讨论。

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中治理结构制度的完善

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的理解,决定着其治理结构制度设计的基本走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中治理结构制度的路径依赖特征明显,但这种路径依赖并没有妥适考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特别法人地位的影响,以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供给的理论资源,从而导致制度设计的理念僵化、政策规定与试点经验的执行不力、方法论基础偏向个人主义等问题。据此,进一步分析与探讨《草案》中治理结构制度的完善路径,发挥党的领导、中国乡土文化的约束机制等中国式法治要素的力量,合理利用任意性规范的配置作用,在既定框架内妥适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人关于治理结构模式、成员代表大会的设立、监督机构的设置等制度的选择权。

乡村振兴的九间棚模式及其当代启示

九间棚模式是九间棚村在改革开放以来,立足本地实际,在脱贫攻坚和乡村振兴实践中探索形成的山区乡村摆脱贫困、实现高质量发展和振兴的有效方式和成功道路。九间棚模式的核心内容是以九间棚精神为引领,以党的领导为保障,以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以产业振兴为基础,以组织起来为依托,以自力更生为动力,走新型集体经济之路,实现山区乡村的发展和振兴。九间棚模式既带有鲜明的区域性特点,又有突出的普适性和代表性,对于新时代山区农业农村发展、推进乡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