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A Case Study of Appeal Trials

Institutional reform and social changes in northeast China during the late Qing period are usually attributed to the Qing dynasty changing its policy on immigration to northeast China.However,institutional reform because of debt appeals between civilian creditors and the Mongolian princes is often overlooked.Using administrative cases from Fengtian Governor Archives and Kirin Prefecture Archives,this study identifies how the governor officers of northeast China changed Mongolian land rights and official finance institutions through appeal judgments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Appeals were related to Mongolian land rights reform and promoted the financial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northeast China.This study concludes by arguing that the judgments affected the profits of the litigants and changed the local society.

清末北京戏剧改良与义务戏

清末北京义务戏深受戏剧改良运动影响,其演进过程呈现出多种新元素,不仅促进戏剧改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社会风俗改变。一方面,戏剧改良运动促进艺人与报人合作开演义务戏,推动义务戏在传统表演形式中增添许多近代元素,如戏剧内容革新、舞台元素多样化和女性群体加入。另一方面,义务戏受到近代启蒙思想影响,热心助赈的新艺人成为义演主体,成为启蒙与宣教活动的实践者。同时,义务戏也促进社会风俗改良,艺人社会形象得以重塑,其社会地位也有所提高。清末北京义务戏体现出传统与现代的交织,也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碰撞的结果。

舆论下的规制:清末民初法学教育的“跃进”式发展(1905—1927)

在近代“西学东渐”的历史潮流下,清末民初,社会舆论推动了西式法学教育的出现与发展,但受传统谋官心态以及逐利目的的影响,法学教育呈现“跃进”式的发展状况,致使民国初期各类法律学校数量一度激增至67所。面对此种乱象,社会舆论再度发挥监督作用,以谴责批评的方式助推政府通过教育管控、学校裁撤以及自我整改来规制此种乱象,并取得了明显效果。回顾清末民初法学教育“跃进”式发展的历史脉络,在看到其发展乱象的同时,也要认识到其在传播法律知识、培养法治理念和培育政法人才方面对近代中国的贡献。

清后期笔帖式的发展嬗变及其原因探析

笔帖式是清代官僚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官职。为保障旗人仕进之路的通畅宽裕,清统治者特意为八旗子弟开辟了笔帖式入仕这一选官路径,以提高旗人的入仕数量,确保旗人群体的政治参与度。清后期,清政府官制改革,改笔帖式为录事,使得笔帖式的设置职掌发生了一定的嬗变,对清代的旗人入仕产生了重要影响。

“法约问题”与清末广东矿权的挽回

广东矿务中的“法约问题”,是甲午战后英法竞争中国西南势力范围的延续。1895年,法国通过中法《续议商务专条附章》获得开采广东矿山的优先权,并试图以此“独专”,阻止英国势力进入。《伦敦协定》签订后,英国在承认法国既得利益的前提下,仍向中方要求利益“均沾”。此后德国、葡萄牙等亦乘机谋求开矿。由此,《附章》在执行中演变为法国“独专”与其它列强“均沾”相冲突的“法约问题”。清政府在条约已经明确的情况下,借助商力发展广东矿业、利用英法矛盾尽力挽回和保全广东矿权,抵制了列强通过矿山开采将势力伸入广东的企图,展示出清末条约制度困境下列强矛盾对立留给中方的转圜空间,以及近代中国捍卫国家利益的艰难曲折过程。

从吉同钧清律讲义透视陕派律学的近代转型

随着晚清变法修律活动的展开,新式法律教育也随之兴起。陕派律学代表人物吉同钧兼任京师法律学堂、京师法政学堂、律学馆以及大理院讲习所四处教习,主讲《大清律例》科。由于《大清律例》剧变为《大清现行刑律》及《大清新刑律》,吉同钧遂三易讲义,后称“清律讲义三部曲”。讲义揭示了吉同钧在近代法律转变中的核心观点,即坚守中国传统法律国粹,同时采辑西律之法。他不仅继承陕派律学创始人薛允升的律学研究成果,还打破传统律学同一法系之间横向比较的局限,开创性地将比较视野扩展到不同法系之间,提出“尽用西法”“参用西法”“西法万不能行而仍宜遵守中法”“中律过重亟应改易”四种比较中西律方案。这一中西法律比较分析框架,是近代法律转型的一大突破,也为当前看待中西律之差异提供理论背书。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中国近代警政的滥觞——以清末警察立法梳理为脉络

近代警察制度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在晚清时期,随着政府试图重整政治经济、改良传统统治方式以及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警察制度开始萌芽。在此背景下,清政府仿照西方模式创建了近代警察组织,并着手制定相关法律,从而开创了中国近代警察立法的先河。警政律法在此过程中逐渐起着协调朝野与列强关系及安定社会秩序的磨合和缓冲作用。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巨大变革之中,政治动荡、经济萧条、民众困苦,加之传统封建制度的固有弊端,警察制度未完全建立,清政府对警察的作用和定位仍处于试探阶段。此外,全国城乡的治安管理仍主要依赖宗法和保甲等地方自治组织,各自为政,难以建立全国统一的警察组织,更未形成以警察基本法为核心的警察律法体系。

从乔家大院晋商风貌窥见清末至民国时期女性服饰变革分析

皇家看故宫,名宅看乔家。晋商作为十大商帮之首,其中山西祁县乔家大院是为晋商之瑰宝,是中国古建大宅院里保存最完整、最经典的一座具有社会性的院落。严谨的家风家规,重义轻利的经商之道,处于时代变革风潮中的乔家大院经历兴衰,是独树一帜的文化代表。该时期晋商女性有其进步性和落后性,本文从三晋服饰文化出发,从政治、思想、地位的转变展开对清末民初女性服装的变革分析。

清末学校体育改革的制度更新: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

晚清政府为了缓解内忧外患的紧张局面,试图透过自上而下若干领域的制度更新,以回应社会各界现实关切的同时,实现其延续江河日下王权的政治图景。作为晚清改革内容之一的学校体育,也承担着相同的现实诉求。运用文献资料法、内容分析法等研究方法,对晚清(1902-1911)学校体育改革成果—政策文本的分析后发现:(1)清末学校体育政策的类型、制定主体与政策内容较为单一;(2)形成了以权威工具为主,能力工具和象征劝告工具为补充的政策工具类型体系;(3)学校体育改革的重点是建章立制,以促进学校体育发展。

横看成岭侧成峰:乡村士人心中的清末教育变革图景——以《退想斋日记》和《朱峙三日记》为中心的考察

以废科举、兴学校为中心的清末教育变革给那些生活在旧教育体制之下士人带来巨大的冲击。不同的士人对这场变革有着不同的体验:一些士人认为这是一条富民强国的正确之路,他们以积极的态度投入其中;另外一些士人则认为教育变革搅乱了传统社会的思想和价值观,破坏了乡村社会的秩序,他们情绪低落、牢骚满腹,对新式教育极力攻击。士人们不同的体验和表现既与他们生活的区域等客观环境有关,也与他们的个人经历、心态密切相关。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们的教育体验是他们主观构建的结果。这种建构与乡村士人的个性、原有知识结构、遭受挫折的忍耐力等因素密切相关。清末教育大变革中士人心态的变化及其影响,不仅可以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提供有益的视角,而且也应当成为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论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

晚清出版史是中国出版史上的重要变革与转型时期,中国出版在这一历史时期逐渐完成其古今之变,开始从传统走向近代,形成具有近代形态的新式出版。变革与转型的因素贯穿和渗透于晚清出版的各个阶段和环节。从宏观上看,印刷技术、出版物形制、出版物内容、出版物类型、出版机构、出版观念、出版管理体制、著作群体、出版交流、出版社会作用等10方面的变革能够充分反映和印证晚清出版史的近代化变革与转型特征。

端方与清末教育现代化

端方是清末新政时期的重要官员 ,赴欧考察政治的五大臣之一 ,具有革新思想。他对清末教育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建议。在任地方督抚期间 ,他大力兴办新式学校 ,推动了中国教育的早期现代化。

论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及其影响

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 ,因其废旧 (科举 )而终止了一个施行了 1 0 0 0多年的教育制度 ,又因其倡新(学 )而开启了近代中国教育的新篇章 ,所以在中国教育史上地位特殊。从介绍近代以来至“新政”前的教育概况入手 ,通过对清末“新政”教育改革的主要内容、特征、局限性及其原因的分析 ,着重从以下四个方面论述了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科举制度的废除 ,为近代教育和人才培养新体系的发展扫清了最严重的一道障碍 ;《奏定学堂章程》的颁布与实施 ,促进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发展 ,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大大提高 ;官派出国留学和鼓励自费留学 ,培养了一大批学贯中西的人才 ;新式学堂开设了大量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课程 ,推动了“新学”的传播 。

从清末检察制度的创立谈法制变革的阻力

清末法制变革的倡行者尽管在司法改革的必要性上形成普遍共识,但是对司法权是否应当独立于君权这一关键问题的认知却存在歧义。检察制度在清末得以顺利创立的主要原因在于检察制度的相关内容既与权力争夺的重心关联不大,也不触及传统的伦常纲教,同时还有利于君主利用司法权的分散来操控司法。从清末检察制度创立可以看出,法制变革的最大阻力来自利益相关者对自身利益的维护,如何协调与平衡法制变革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是决定法制变革成败的关键。法制变革的顶层设计必须警惕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纷争对法制变革的阻力,而设计者对自身利益与改革目标两者之间得失权衡所表现出的态度是至关重要的。

晚清州县的办公经费与公费改革

晚清州县办公经费存在着公私不分、上下不分和使用无确定限度的特点。同治光绪年间,一些省的督抚从整顿吏治出发,进行了裁减浮收陋规以定公费的改革,但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光绪末年,在州县财政困难和吏治腐败的背景下,州县公费改革再起;而随着清理财政的推行,宣统年间又循着"化私为公"的路径,开始了大规模的州县公费改革。但由于这一改革直接关乎各省财政利益,所以各地办法不一,实施力度有别,改革在实践中并没有实现"公私分离"、"财政统一"的既定目标。

伍廷芳与清末新政法律改革

伍廷芳精通中外法律,是近代著名法制改革家。在清末担任修订法律大臣时,主持并参与修订法律工作,把近代西方法律思想与实践引入修律的整个活动中,对中国传统法律体系进行了全面删改与创新,进而改变了中国传统法制的固有面貌,在一定意义上宣告了传统法制体系的历史性终结,推动中华法系走出中世纪,迈向近代化。

晚清法制变革对现代法律文化建设的启示

中国法律近代化改革,迄今已经百年。回顾总结百年法制变革的历程,对于正大踏步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法制而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视角,通过对晚清法制变革这一历史进程的分析,提出其对当今中国法律文化建设的启示,即应正确对待中西法律文化、注重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协调发展、实现法律文化与经济、政治的良性互动。

论清末的刑讯制度改革——以1905-1911年《申报》、《大公报》为中心的考察

1905年开始的刑讯制度改革引起了清末朝野的广泛关注。以《申报》、《大公报》为主的社会传媒,针对废止刑讯谕旨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揭露了刑讯制度存在的弊端,提出了改革刑讯制度的措施,并对刑讯制度改革执行不力的原因予以剖析。这表明,近代司法理念已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们的认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末刑讯制度的改革并没有在地方州县得以真正贯彻实施,法律改革仍然面临着诸多阻力。

清末的私塾改良及其成效

清末,新式学堂虽然有了较快的发展,但仍难以承担起初等教育的重任,由此教育领域里出现了先由民间倡导后由官方推行的一场私塾改良运动。这场运动大致分为调查劝导、召开观摩会设立研究所、甄别改造塾师、认定四个步骤。由于缺乏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领导,来自塾师的抵抗以及私塾根深蒂固的社会地位等因素的制约,这场改良运动显得雷声大、雨点小而收效甚微。这表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