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文艺》对《日出》主题思想的集体评论

对任何一部经典作品的解读都离不开其独特的历史语境。《大公报.文艺》是现代文学史上重要的文学副刊,主编萧乾组织了由当时文学界著名作家、评论家参与的对《日出》的集体评论。曹禺也发表了《我如何写〈日出〉》,对这些评论进行回应。此次评论对于《日出》中"光明"与"希望"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刻的探讨。文章通过对此次集体评论的梳理,还原出《日出》主题形成及其批评的历史语境,为今天解读《日出》提供新的视角。

《大公报》副刊建设的历史脉络及价值差异

创办于1902年的《大公报》,在中国新闻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其极具特色的各种副刊亦为人所津津乐道。总体而言,《大公报》副刊种类繁多,有针对"识字不深"读者的综合性副刊,也有传播特定领域知识的专门性副刊,以满足不同受众群体的需要。其中,专门性副刊的分支--学术性副刊是《大公报》系列副刊中的一大亮点,也是知识分子媒介实践的重要园地,兴盛数年后却与受众的诉求逐渐背离,最终走向了消亡。

《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中国传统诗歌的文化认同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旧体诗"的僵化和"新体诗"的不确定性,使得诗歌成了当时中国文坛新旧交锋最激烈的领域之一。《大公报.文学副刊》对传统诗歌的关注更多地放在了诗学批评上,对传统诗学进行了现代阐释;提出了"以新材料入旧格律"的主张,强调浪漫情感与古典艺术的完美融合,对诗歌音韵给予了特别的关注,认为诗韵是诗歌的本质属性。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德国文学的研究在看似散乱中却隐含着一条主线:通过对歌德、莱辛、施莱格尔兄弟等代表性作家的研究,重点展示了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文学发展的几个亮点,勾勒了该时期德国文学发展的主线;《大公报.文学副刊》传播与研究德国文学的主要原因是18———19世纪的德国文坛与20世纪初期的中国文坛有很大的相似性,其探讨的某些问题也是20世纪初期中国文坛所关注的话题;《大公报.文学副刊》的德国文学研究,特别是其歌德研究对当今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有两方面的启示:一是对研究对象要整体把握和全方位阐释,二是重视以往的研究成果,在构建知识谱系的基础上展开研究工作。

从小读者到小国民:《大公报》《益世报》与儿童国民意识启蒙

《大公报》和《益世报》先后在1927年11月和1929年7月创办了《儿童》《小朋友》两份儿童副刊,积极参与儿童教育事业,以塑造符合现代要求的“小国民”。这两份副刊把强健体魄、完善道德、健全责任视为小国民塑造之基,注重以儿童自身主体体验引导小朋友发展自我、参与社会、完善人格,建构了一个既符合儿童认知结构,又被成人“把关者”信任的对话场域。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英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英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大公报·文学副刊》在文学观上具有明显的古典主义倾向;在道德观上注重维护传统道德伦理;在人性论上强调理性与感性的均衡;在艺术论上认为诗歌与绘画是不同的艺术类型,其评判标准不能完全一致。

论《大公报·文学副刊》的法国文学研究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法国文学的研究具有很强的目的性与针对性。《大公报·文学副刊》对法国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均有批判与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了对话;对启蒙主义的代表人物伏尔泰与卢梭的思想和艺术风格进行了比较研究,揭示了二者之间的异同。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中国早期比较文学

20世纪初期,中国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登上了历史舞台,而创办于此时的《大公报·文学副刊》也促进了这门新生学科在中国的传播。从20世纪初期我国学界的状况来看,《大公报·文学副刊》构筑了完整的欧美文学知识谱系,强调全面地介绍欧洲文学;从我国当下的比较文学发展来看,对《大公报·文学副刊》的研究将有助于整合我国比较文学初期的学术资源,进一步规范我国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促进我国文学中人文精神的发展。

“社刊”结合的典范——《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文学

《大公报》文艺副刊与京派相互契合与倚重,成为文学史上社团结合的典范。文艺副刊因为挑起过"京海"论争、"反差不多"论争,引起学人们高度重视,成为考察京派文学的一个重要窗口。20世纪30年代,功利主义占据文坛主导地位,京派文学的存在优化了那个时代的文学结构,起到纠正左翼文学模式化弊端的作用,同时也折射了社会急剧变动中知识分子的分化。

文化守成中的新文学选择--评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

吴宓是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曾激烈反对新文学。主编《大公报·文学副刊》,吴宓虽然坚持文化守成主义立场,但对新文学的态度有所变化,既有无奈的接受,又有主动的对话,介绍新文学刊物,评介新文学作品,讨论新诗发展等。吴宓从一个文化守成者的角度,对新文学进行思考,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显示了吴宓对待新文学的一种姿态。

论沈从文和萧乾的书评观——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

以《大公报·文艺副刊》为中心,阐述了书评的性质和作用,论述了书评的标准和原则,探讨了沈从文、萧乾的书评观。

论《大公报》文艺副刊的文学版图(1933—1937)

在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进程中,报刊的发展和繁荣也强烈刺激和催生了一批文学副刊的诞生。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大公报》文艺副刊堪称中国现代最负盛名的文学副刊之一。它以现代社会出现的公共领域空间凝聚起大批作者,它所登载的小说、诗歌、散文和文学批评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京派文学的审美特征,对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生动展现出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的文学图景。

《大公报》的历史演变及其知识分子论政观

作为一份与知识分子联系密切的报纸,《大公报》有两条发展路径值得我们注意,一是报纸本身的现代转型,二是《大公报》的言论特性。以《大公报》的历史演变为例,通过阐释《大公报》各个阶段的办报宗旨,今人可以管窥1949年前中国知识分子报刊论政的特征与风格。

《大公报·文学副刊》:关于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十分重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相关介绍和研讨。它立足于文学批评,从传记文学的创作技巧、现代转型,以及小说创作的历史意识等方面进行阐述,探讨了传记文学与历史小说的史学价值与文学价值。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比较文学初兴期的文学翻译理论

20世纪20年代创办的《大公报·文学副刊》,十分重视文学翻译理论。文章主要从译者、译作与文学翻译的标准等方面展开论述,以《大公报·文学副刊》这一探讨文学翻译问题的公共空间为研究对象,阐述了译者自身素养与态度、译作的选择、文学翻译的规范性等问题。

多维度视角下的《大公报·文学副刊》研究

《大公报·文学副刊》诞生的年代还没有明确提出跨学科研究,但这并不影响其以文学研究为基础,进一步阐发文学与艺术、伦理等学科之间的关系。从文学与艺术的界限、文学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展开阐述,尝试还原20世纪初期《大公报·文学副刊》跨学科研究的全貌,以期对当下比较文学研究以启示作用。

《大公报》副刊建设与知识分子的媒介实践——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例

新记时期的《大公报》在我国20世纪前期颇具影响力,其成功有多方面原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大公报》对副刊建设的重视。以《大公报·文学副刊》为例,从其创办过程,与知识分子的互动等问题进行展开,探讨了《大公报》所蕴涵的文化精神与办报理念。

《大公报·文学副刊》与20世纪初期中国的影响研究

《大公报·文学副刊》始终关注着欧美文学,其文论与20世纪初期的影响研究有着密切联系:阐述歌德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属于典型的群体对个体的影响;谈论浪漫主义的得失,是为了揭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失范。由此可见,《大公报·文学副刊》关注别国文学的最终目的还是在中国文学自身,这些内容对后世比较文学的发展都具有指导意义。

《大公报》副刊研究的引文分析与信息资源建设

以《大公报》副刊(1979—2011年)的79篇期刊论文作为统计源,采用文献计量学方法对这些论文的引文数量、类型、年代分布等方面进行统计分析,探讨了大公报副刊研究论文的引文规律,讨论了大公报副刊研究、文献需求及信息资源建设之间的关系,并针对其存在的问题提出如何加强信息资源建设的建议。

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大公报》研究综述

《大公报》是迄今为止我国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1902年在天津创刊,目前仍在香港刊行,影响力持续至今。作为我国近百年社会发展的缩影,《大公报》无论是对新闻出版史或对于近代社会的研究均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学界通过不同角度对与《大公报》相关的报人群体、专刊副刊、社评舆论、现代文学以及社会变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探究。但是,《大公报》研究所涉及的研究领域、研究内容以及研究方法等诸多方面有待进一步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