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士大夫“以色为主”审美观及其对女性题材文学的影响

魏晋士大夫的女性审美观与先秦两汉时不同:后者重德,而前者重色。这种"以色为主"的审美观,非如后人常说的那种低级庸俗的色情观,而是一种富含高尚精神内涵的审美追求,它包含着魏晋士大夫对女性容色美的欣赏、热爱,甚或尊重,它产生的根源在于彼时的思想解放与人性的觉醒。这种审美观对当时的女性生活、女性心理及女性题材文学都产生了较大影响。

探询六朝时期的南京风景园林

六朝时期(229—589年)300多年间,建康(现南京)城市建设融合自然山水风景,文人学者以寄情自然山水作为最高境界和人生理想的追求,在中国历史上占据辉煌篇章。此时诞生了以山水诗词为基础的自然审美园林。园林景观不求壮阔绮丽,而是恬静淡雅,脱俗飘逸。开创了中国历史上园林建设发展的新纪元。玄武湖曾经是六朝帝王的园林,内有宫苑、仙岛,也有猎苑。

论阮籍的庄学思想

以阮籍为首的竹林名士在魏晋之际开启了读庄的风潮,这既是那个时代险恶政治环境所致,更是东汉以降学术思想大势之所趋。但阮籍的庄学思想并未超出《庄子·齐物论》的范围,而且理解上还混杂着汉代气化论的思维方式。他以“万物一体”为中心命题,把宇宙理解成一个混沌整体,认为人生应该齐生死是非乃至万物。阮籍对庄学的贡献主要在对庄子思想的传播上,尤其是他对庄子思想的身体力行在士大夫阶层中影响很大,形成“放达”的社会风潮。

析魏晋南北朝孝文化的特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孝文化有两大突出特征:一个是特别重视对以《孝经》为核心的孝道的研究和传播,主要表现在皇家重视学习、研究和传播孝道,学者对《孝经》等作了大量注解;另一个是在士族制度等因素的影响下,沿袭了汉代的"孝治天下",但更具有虚伪性。

《归潜志》史论的内涵与意旨

刘祁《归潜志》作于金亡之后,这是一部记述金代人物事迹的著作,其史论着眼于文治的视角,反思了金代兴亡的原因,探讨了士风与国祚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归潜志》史论也反映了作者对新皇朝文治的希翼,具有明显的政治意义。

魏晋南朝九品中正制与皇权政治

魏晋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的产生、发展与衰落都与皇权政权密切相关。九品中正制在发展过程中,走上了与门阀士族政治相结合的道路,并服务于门阀政治。然而,皇权一直对它顽强地发挥影响与作用,并最终在皇权的作用下不得不走向衰微。魏晋南朝时期,尽管门阀大族努力经营自己的政治模式,但皇权政治仍然是社会历史的主线。

魏晋士人个体生命的飞扬

魏晋士人的生命意识呈现着由情向理的发展过程,个性觉醒的最初冲动表现为聚焦生命意识,张扬个体价值,这是生命意识的核心。由此魏晋士人就以生命的本真状态去体验赤裸裸的生命:以汉末无名氏的集体喟叹——《古诗十九首》为先声,到魏晋之际则表现得更个体化,至两晋就慢慢地走向哲理化,希企通过理性思考来消融对死亡的恐惧。这样魏晋士人就以种种自觉的方式寻求着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儒学的精神超越、玄学淡释、及时行乐等。

士族门阀政治与九品中正制

士族集团形成于东汉 ,并于东汉后期作为第三种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庶族阶层的代表曹操终其一生对士族豪强实行抑制与打击的政策 ,但迫于形势 ,又不得不同时实行拉拢政策。正是由于曹氏集团对士族集团的拉拢与妥协 ,九品中正制得以创设 ,从而 ,为士族门阀制度的确立铺平了道路。

魏晋士人的生命空间

空间 ,是标志人之生存的维度。魏晋士人生逢乱世 ,一次次的迁徙流变中 ,其地理空间的频频变换、生存空间的步步后退 ,在他们心里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形成了其心理空间之纷繁复杂、性质迥异的现象。

游移于情礼困境:魏晋士人阶层的人生哲学

魏晋士人阶层通过辨名析理,规范人生的行动指南,呈现出异彩缤纷的生命气质和心灵境界;但言论和行动、信仰和实践之间的悖谬性及复杂性,使其游移于情礼困境而难以自拔。情与礼的关系如何实现动态平衡,落实在名教与自然之辨的所持立场。正始名士通过本体论的玄理探讨来设计政治制度,其人生哲学的政治寓意颇强。竹林名士在情礼困境中努力超越政治场域,在批判精神中保存独立精神,张扬人生最高价值的自觉追求。而崇有论和独化论的人生哲学主张适性逍遥,旨在调和兼综名教与自然的关系,但在社会乱局中失去精神的超越性。大致说来,他们的人生哲学由现实功利性的诉求演变为精神超越性的追求,而其精神世界的侧重面由政治气质的培育转向审美境界的涵养。

传统士人心态对中国古典园林的影响

魏晋六朝士人在个体意识的觉醒和自然美的发现的基础上,将内在情感投入到外在自然之中,除了在诗词中吟咏自然和在绘画中描绘自然外,还在居住场所里模拟自然,于是促使了山水园林的出现,这也在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古典园林的精神特质。中唐两宋士人在"中隐"思想的推动下,折中于"小隐"之山林和"大隐"之朝堂的园林,遂成为安顿士人心灵的主要场所。园林也在中唐两宋士人心态"内敛化"和"精致化"的影响下,空间越来越小,诗意越来越浓,于是对于士人来讲,无论是现实还是内心,园林都成为一个闲适自足、精美雅致的"壶中天地"。晚明士人生存的困局,迫使他们走向一条世俗、物欲和心灵超越的道路,承担他们理想与情感的园林也因之变得"物化"和"雅化":"物化"体现于园人的分离,离开了人的园林仍能表达其意境和内涵;"雅化"则要求摒弃俗气,是园林中既要物质又要精神、既要超越又要享乐的士人对生活审美的必然选择。同时,生活于社会中下层的晚明士人,也有兴趣将眼光投向了园林技艺,其亦有能力总结园林理论,《园冶》《长物志》作品方能应运而生。

论魏晋南北朝困厄文人“虚己以游”的创作特征

"虚己以游"是中国历史之乱世时期困厄文人寄托心志、告慰灵魂的生存状态和运思方式的写照,其蕴藏于作家的创作之中,从而成为乱世时期困厄文人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之一。"虚己以游"缘起于巫术传统,历经庄子的"草根世界"和屈原的"庙堂世界"而成熟,并被赋予哲学意蕴,即在有限而超越有限,也就是实现"内向超越"。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困厄文人从现实生活到文学创作依旧秉承"虚己以游"的传统,但是,他们的"虚己以游"突破了庄子"草根世界"和屈原"庙堂世界"的界限,在两个世界之间无奈地穿越遨游,以游心、游仙、游山、游乡、游冥等"游"之方式建起一种跨越时空的精神联系,在自己的期待视野中解读人生价值和人生理想。

论元末文人对魏晋风度的追慕与超越——以雅集为中心

元末文人追慕魏晋风度,刘仁本主持的续兰亭诗会和顾瑛主持的玉山雅集最具代表性。两者的相同之处在于文人乐于群居相切磋,追求自由,托迹山林。参与兰亭雅集的东晋文人疏离政治是因为皇权衰落,高门士族把持朝政,具有很强的贵族性质。元末文人对此有所超越,参与者不分等级、民族、宗教信仰,诗歌强调抒发性情,追求个体的独立品格。在集体主义文化背景下,文人的这两次追求自由与独立具有特别的意义。

魏晋士人的理想人格观

先秦两汉所建立和崇尚的一种群体人格观,而魏晋士人在生命意识的推涌下追求和建立理想人格———“自然”人格,这是魏晋人以“自然”为哲学底蕴的生命意识所决定的,将“自然”之道在人格生命深处内化为“真”。“自然”人格观的表现为率性而为的真情、深情乃至殉情。

论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的三重性

文人音乐作为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分支,自古秉承着"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艺术精神。在这样的艺术观念下,魏晋时期文人音乐活动具有"游戏性"的外在表现,更深的层面上,则具有一种"伦理性"框架及"审美性"原动力。因此,这一时期的音乐话语就具有游戏性、伦理性和审美性的内涵。

魏晋南北朝皇家园林的演变及其表征

在秦汉大一统的历史时期,皇家园林呈现相对稳定的发展势态;魏晋南北朝长期的动乱分裂局势及其对社会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则致成皇家园林的发展呈现颇为明显的动态演变的特征。大一统基础的削弱,导致皇家园林由帝国象征趋落于现实生活,转向相对适度,乃至收敛平实的表现。政治、经济及文化中心从北方转移到南方,江南优势的自然环境与社会经济,为皇家园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并导引了皇家园林新的发展势态。南方造园工艺及南方园林风格,亦对北方皇家园林产生相当程度的影响。帝王皇族的文士化则促使皇家园林的功能,由彰显帝王意识张扬王朝气象转向君臣禊宴畅逸游娱;皇家园林的生活方式,也显示出由奢华享乐向游娱赋诗的转化。

“相轻”亦或“相重”:魏晋文人关系新解

以《世说新语》等为资料,找出"文人相重"作为现象而存在的共同原因,并发现了魏晋时代所赋予这种现象的特殊性,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还原魏晋文人关系的"原状态"。重视"文人相重"等构建性因素的存在价值离不开对"文人相轻"等否定因素的重新审视。通过重视与审视的双重作用,才能打破集体认同所形成的先入之见,才能有利于对文人问题的全面阐释。

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兴起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艺术呈现"觉醒"的状态。近四百年的纷乱战争使得人们饱受疾苦,人们的文化心理形态已从"忧世"到"忧生"。在这种情况下,独尊儒术的局面有所改变,孔子的"仁"与"礼"的儒家经典文化已经无法成为人们的精神寄托,人们为了排解内心恐惧及人生的茫然,迫切地需要一个精神的慰藉、灵魂的归宿点,因此不断地尝试探索。终于,由于"人"的发现和"文"的自觉,使"畅神"的山水画应运而生。

从魏晋文人对“不遇”的态度论其主体人格的形成

魏晋文人以“兼济”天下为己任，以执着热烈的入世精神为主导，在对待“不遇”的态度上是充满希望的“待时”。无论是“放达”还是“隐逸”，其风范气度和心理指向都充分说明他们与传统文化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精神联系。其“不遇”内涵复杂，在蔑世绝俗的背后，仍然或隐或现地披露出他们心灵深处无以消解的那种传统文人怀才不遇的情绪。

反叛与时尚——魏晋士人“服妖”现象

魏晋时期礼法制度的松弛与玄学思想的盛行,为魏晋时期士人的服饰文化提供了一定程度上自由发展的土壤,处于社会文化中心的名士群体,亦常以其放达不羁的举止与个性化装扮,引领着社会风尚与服饰审美。而在服饰与礼仪被视作互为表里的儒家思想中,坚持服饰的个性化与自由化的士人无疑破坏了已成规范的礼制,他们的服饰行为成为了扰乱社会风气甚至亡国的“服妖”,而“服妖”现象的背后,展现的是魏晋士人融反叛与时尚于一体的服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