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的困境——20世纪50年代台港地区“五四论争”的形成

20世纪50年代,在台湾思想界,围绕五四新文化的历史评价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方向问题,国民党官方、现代新儒家,以及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展开了持续的论争。国民党官方将五四新文化看作是在大陆失败的罪魁祸首;现代新儒家肯定五四的民主与科学理想,但反对五四新文化对待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态度;而自由主义派则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一边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一边反击新儒家的文化批判,三方构成一出颇具复调色彩的文化论争,并对当代的台港思想界形成深远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文学理论批评文体的演进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是文学理论批评形式特征的总和。中国古代文论文体有其鲜明的特色 ,但也有明显的局限性。至近代 ,尤其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前二十年 ,文学理论批评文体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革的方向 ,总的来说是向现代文学理论批评文体演进。具体来看 ,体式向多样化、大容量发展 ;篇章结构趋向完整精致 ;语言文字趋向通俗浅显 ;对西方文体从模仿趋向融会贯通 ;

关于西学东渐的经验教训——兼论话语霸权与“失语症”问题

佛教传入中国并与中国本土儒学之文化融合,被看作是中外思想文化融合的成功范例。但明末清初之时,西方基督教(天主教)文化传入中国,却与中国本土文化产生了激烈的冲突。这既有西方宗教文化对中国思想文化的霸权主义因素,也有中国统治者坚持儒家道统决不动摇的原因。"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启的引进西学并高扬西学,同时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进行自戮式的贬抑,一直是中国20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基调。其结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西方话语霸权下的"失语症"状态。要恢复中国思想文化主体地位或找回"失语",只有在艰苦的中西思想文化的会通中才能完成。

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五四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文化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面临道德危机、信仰危机和政治秩序危机的必然结果。五四运动反对儒家中维护封建统治的"三纲"封建伦理,而"全盘西化"只不过是一种策略选择。在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过程中,我们要反对保守主义和全盘西化两种倾向,坚持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五四”对中国新音乐创作的影响

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为我们重新回顾、总结、研究"五四"和中国新音乐创作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契机。文章将从四个方面来努力探寻"五四"运动对中国新音乐创作积极、深远的影响。

中西启蒙运动比较初探

关于西方启蒙运动和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已有许多学者撰文探讨。但对二者的比较研究还比较薄弱,故文章就二者的主导性倾向进行总体比较,以揭示其间的联系和各自的特征,以使这一段有关启蒙思想的发展脉络更为清晰。

“五四”新文学与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确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标志。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建构,与新文学,尤其是现代小说的诞生与发展有着内在的关联和彼此的呼应。作为历史转折点和现代社会的入口,"五四"自身具有文化断裂和文化新生的意味,其文化场域与历史语境中的主体———人的追问、寻找和表述,都意味着建构主义意义上的自我生成与外界重构。"五四"新文学在话语体系上,在作家的文化视野里,现代之人的发现,现代文化伦理观念的确立,成为最突出的主题和时代表征。

“孝”:林纾与“五四”新青年论争的“隐性”焦点

在"五四"新青年与林纾展开的新旧论争中,与文字的"文白/死活"这一"显性"的论争焦点相比,"孝"则是双方论争的"隐性"焦点。在"五四"新青年对"非孝"的提倡和林纾对"孝"的捍卫中,呈现出"表"与"里"、"新"与"旧"的驳杂特征。重新梳理这一思想论争,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道德传统观念艰难的蜕变过程以及在这一过程中革命者和卫道者的所见和所弊,以此观照和思索我们当下的立场和取舍。

论“五四”的思想启蒙及其历史限度

新文化运动以“思想启蒙”而发端,《新青年》最终成为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却彰显了这一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限度。本文分析了产生这一现象的传统、现实、以及启蒙自身等三方面原因,指出新文化运动的阙失在于其忽视了知识系统的建构而把重心落到了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确立层面之上。

“大启蒙”视野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反思对象

从"大启蒙"的视野来观照五四新文化运动,可以陈独秀的"五四观"为考察中心,从而辩证、综合地看待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由此,我们选取了陈独秀1938年的《"五四"运动时代过去了吗?》、1915年的《敬告青年》、1938年的《抗战与救国》和1937年的《孔子与中国》作为反思研究对象,来重新审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符合启蒙的积极要素和误读启蒙的消极因素。与此同时,试图重新发现陈独秀对启蒙、救亡和孔子的独特理解。

回望“轴心时代”——“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胡适等新文化人提出"五四文艺复兴"之说,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实质上是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他们发现先秦诸子并立、百家争鸣的辉煌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可以与古希腊罗马文化媲美的"轴心时代",发掘了久已衰落的先秦诸子之学,从而确立了"五四文艺复兴"的目标和内容。通过对"轴心时代"思想文化和精神传统的复兴,为新文化的创造提供本土资源与动力,这是新文化人倡导的"五四文艺复兴"的理路。

陈独秀对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再探讨

新文化运动自1915年9月始,至1920年8月,共经历5年,陈独秀自始至终都是运动的领袖。他的贡献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领导新文化运动不断发展,1915年9月至1916年底为初始阶段;1917年初至1918年底,新文化运动进入重要发展阶段;1919年初至1920年8月,因与五四运动合流,新文化运动迅猛发展;1920年夏,陈独秀成为共产主义者,改《新青年》为共产党机关刊物,而社会主义运动成为时代潮流,新文化运动遂告结束。另一方面,陈独秀又是新文化运动各项具体内容的引导者,除在思想、道德、科学方面外,其革命文学的主张奠定了他是白话文学运动主帅的地位。陈独秀得人和、地利、天时之利,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明显的空想性,个人色彩太浓,是新文化运动主要的不足之处。

另一种五四新文化——梁漱溟对《新青年》的回应

当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时,梁漱溟正执教北大;但倍感压抑,以出世之心做孔子之研究,组建孔子哲学研究会,试图发出微弱的声音。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新青年》做出回应,以为陈独秀、胡适等人主张西方化,却将东西文化根本对立,错误地把孔子等同于他们所批判的中国适用之文化,没有透彻理解孔子精神对于中国人伦社会之意义,没有找到疗治文化破坏所造成的伦理崩溃的方法。从罗素、柏格森和倭铿等对西方文化的反思中,梁漱溟发现东西文化并非二元对立;相反,可通过某种途径调和融通为一个整体,以对新文化的偏向进行修正,即用孔子的有情的刚动的人生态度来容纳科学民主的精神,使新文化本土化、扎根化,破除所谓道器、体用之二元论,使东西文化相互牵连、彼此互渗、新旧会通,从而形成另一种五四新文化,促使中国的文艺复兴。梁漱溟并非学界所谓的反新文化的保守主义者,而是体现了五四新文化的丰富性和多维性。

《新青年》与五四文明论

五四时期是文明论在中国发生颠覆性变化的时期。中国中心主义的古典文明论近乎彻底瓦解,并为欧洲中心主义的现代文明论所完全取代,这个状况在《新青年》杂志中得到具体体现。通过整体反传统、全盘西化的文化思想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确立了现代文明论的知识霸权,并对此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深刻影响,其是导致激进主义文化运动在二十世纪中国不断反复的历史原因之一。辩证地看,对西方现代文明论的自我殖民化接受,也往往孕育下批判反思的种子,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其后果,则让这个反现代性的潜在思想脉络得到凸显,并构成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修正。五四文明论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跨界移情,而且也包含着对于一个本土化的替代性文明方案的创造性想象。

“五四”文化精神对东北作家群小说创作的影响

"五四"新文学一开始就将其审美视点置于张扬个性、反思传统的整体文化抉择中。东北作家群作家萧红、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作家是"五四"文化精神的承传实践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对民族的劣根性、文化重负等社会意识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挖掘与思考,这是对"五四"时期人的解放的文学主题的主动继承和发展。

遐思“五四”--为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而写

"五四"这一中国近代历史现象,应将发生在1916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与1919年爆发的"五四爱国学生运动"联系起来认识。客观历史的发展也证实了"五四"

五四时期统一战线的组成和发展

五四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的开端 ,它是由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和爱国运动统一战线所组成的 ,范围是极其广泛的 。

近现代文学大众化话语的发生与衍化

从近代文学革命开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左联"的文学实践,直至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始终没有放弃"大众化"的努力。在这个演绎过程中,文学不仅承载着审美使命,更肩负着改造中国政治,改造国民灵魂,实现中国共产党人政治理想的重任。从文学民间大众话语的发生、转换到改造、确立,无论"大众化"的话语内涵如何转换,它始终坚持并追求着"化大众"的目标。然而,在承接"大众化"旗帜的时候,1958年"新民歌运动"在欲将民间文化资源作为文学的最终归宿时,为文学大众化画上了句号。

五四道德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关系之研究

伦理道德的现代化,是五四新文化“人的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伦理革命的形成原因,人们往往归因于新文化运动,这是不够全面的。新道德的出现更是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新的社会制度和生活的历史要求,这是五四新道德生成的直接的现实原因。

探寻五四的传统渊源——余英时的五四观及文化重建论

余英时在相对承认"外缘论"的基础上,独辟蹊径,采取"内在理路"的分析框架,揭示五四文化运动的传统渊源,实现了五四思想史研究范式的转变。由于时代背景和历史文化特点不同,余英时反对以西方的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比附五四新文化运动,认为中国不需要文艺复兴,启蒙之说在中国也是无根的。他一方面肯定五四的价值,一方面对五四的缺点给予无情的批判,主张继承五四,超越五四,在对中西文化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中学与西学的关系,潜心研究,以退而结网的精神重建中国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