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西安浐灞生态区广大门汉墓M14发掘简报

2020年5月至1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广大门村DK6宗地勘探发掘古代墓葬17座,围沟1组。其中M14为带有墓园的“甲”字形长斜坡墓道土圹墓,出土了铜、陶、铁、铅、金、玉、石、骨、角、蚌器等各类遗物117件(组),推测墓主级别可至列侯。这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汉代列侯墓葬及葬制的变化提供了新的材料。

略论长安献帝朝廷的地方控制

初平元年,董卓挟汉献帝及公卿大臣迁都长安,王允深悉府库所藏档案文书的重要性,匆忙之中仍择其要者带往长安,使长安献帝朝廷保留了管理地方的信息基础。联络路径的畅通是保证政令下达的另一重要因素,虽然迁都与战乱造成道路阻隔,但地方官员和献帝朝廷都有联络的需要,他们以私行、绕道、昼伏夜行等方式打通了路径,维持着长安与地方之间的政治联系。

广州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矿料来源分析

广州地区出土汉代青铜器数量众多,在考古学方面研究成果不少,但通过科技考古研究其产地的却不多。为研究广州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矿料来源,通过对广州出土西汉青铜器进行成分分析和铅同位素比值测试,与广西、江西、云南、贵州、安徽、湖北、河南、河北、北京等地出土同时期青铜器成分进行比较,发现西汉中晚期各地青铜器合金配比情况基本趋同。且根据含砷等微量元素这一显著特征,认为与广西合浦出土同时期青铜器矿料可能来自同一个地方。测试的铅同位素比值高度集中,其矿料应该来自同一个地方。分别与广东、贵州、云南、陕西、河南等地战国至西汉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进行比对,发现与广东、贵州、云南出土青铜器矿料来源同属一个大的成矿区,与河南、陕西等地明显区别。验证了学者们在考古学研究认为岭南地区出土西汉青铜器产自本地的观点。

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三座东汉墓发掘简报

2018年10月,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对陕西省西安市西咸新区空港新城布里村新发现的3座东汉墓进行了发掘。3座墓葬形制基本完整,虽经盗扰,但仍出土随葬品119余件(组),主要为陶器,还包括少量铁器、铜器以及若干钱币。此次发掘为研究西安、咸阳地区东汉时期的丧葬习俗、社会生活等问题提供了新的材料。

论东汉后期夷夏观念中的两种逻辑——以“弃凉之议”为线索

罗志田曾指出中国古代的夷夏之辨具有两面性,同时包含着“开放”与“封闭”两种逻辑。东汉后期的“弃凉之议”展现出夷夏观念内部两种逻辑的对立与冲突。主张“弃凉”者拒绝承认夷夏之间的互动,认为应当割弃凉州以永绝“夷狄”之扰,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封闭性。王符等反对“弃凉”者则强调“王者无外”,认为圣王即使是对“夷狄”也负有教化责任,体现了其夷夏观念的扩张性。虽然争论双方的观点导向截然对立的政治实践,但无论何种夷夏观念,其根本前提均为夷夏之间在道德上有着高下之分。具有歧视属性的夷夏观念加剧了汉羌冲突,而汉羌冲突最终将东汉王朝推向覆亡。

两汉时期黄河水患与中游土地利用之关系

对史料重新进行了综合分析和解读,结合现代水文、地貌、土壤侵蚀的观测研究成果,就两汉黄河下游水患和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环境后果,提出了新的观点:(1)《后汉书》有关水患的记载简单笼统,但对伊洛河洪灾记载相对详细。当时伊洛河曾多次发生大水,甚至发生淹及洛阳城门和皇家园林的特大洪水,这些洪水涌入黄河干流同样可能导致下游水患;(2)自AD11河决魏郡后,一直到AD69王景治河的58年间,下游既未堵塞决口也未大规模治理,洪水来时任由泛滥。显然《后汉书》中没有具体记载是有意或无意漏记;(3)对史籍中东汉大水、水出等记载逐年逐次排查,发现东汉水患频率高于西汉,灾情也更为严重。王景新河仅使下游安定了36年而非过去认为的800年或83年;(4)东汉时期中游农耕人口比西汉减少近3/4,而河口镇至龙门间农耕人口减少九成以上,同时迁入大量游牧民族。原始游牧对天然植被破坏极大,是造成东汉黄河下游水患加剧的主要原因。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成任墓地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出土了两尊金铜佛像,它们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通过对其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检测,初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和马图拉风格的金铜佛像。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清中晚期中国生态严重退化的思考——兼论“摊丁入地”政策与长城生态功能消失的协同作用

清代中期因“摊丁入地”政策的刺激,人口激增,中国PRED关系严重失衡。长期、大范围的坡地和非宜农地被开垦,导致了一次中国封建农业时代范围最广、破坏最严重的生态退化过程。与此同时,长城生态功能的消失进一步扩大并加深了退化过程。从系统角度分析,支撑庞大人口的物质、能量基础不是来自自然社会经济复合系统(NSECS)之外,也不是通过提高系统效率,而是转嫁于生态。转嫁源自农民对耕地的过度依赖关系,其根源则在于传统生产方式和文化惯性。NSECS子系统耦合导致正反馈效应,使生态长期处于退化的困境中。

易学与东汉后期的社会批判思想

《周易》及易学的启示和影响,始终贯穿于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历程。东汉后期,社会政治黑暗,社会矛盾尖锐。为了解决社会危机,挽救东汉政权,王符、仲长统、荀悦等人借助易学阐发了一系列社会批判思想。这些思想更多地摆脱了象数易学的束缚,在义理解《易》的道路上更进一步,并促使易学最终向玄学转型,成为东汉后期易学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

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旗民刑事案件与满汉关系

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大量涌入东北,给当地社会的管理造成了巨大压力。其中,发生在旗民之间的刑事案件关乎到社会秩序的稳定和民族关系的维系。本文以清代中后期关内移民东北为历史环境,利用嘉庆朝刑科题本及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清代后期刑部档案等资料,选取东北地区州县及以下基层社会的旗民刑事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力图从基层社会司法案件办理层面,还原当时旗民间在司法层面的关系,以求对清代中后期东北地区满汉关系做进一步考察。

试论中国北方龙山时代至两汉的小麦栽培

本文梳理了中国北方发现的龙山时代至两汉小麦及其相关遗存,并结合历史文献中的记载,将小麦的栽培历程分为三个发展阶段:而各阶段时空特点的形成,应是人们在不断进行经验总结和技术革新的基础上,由自然环境、种植技术、加工技术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相互影响的结果。

东汉道教易学的形成和发展

东汉后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伴随着日益严重的社会危机,道教迅速形成并发展起来。《太平经》和《周易参同契》作为易道融合的典范,十分重视借鉴易学思想构建其道教理论,继承和发挥《周易》之道,提出了一系列易学思想,形成了独具特色的道教易学,同时对易学的转型和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从《关雎》的阐释史看先秦两汉诗学

上博简《诗论》用“以色喻于礼”评论《关雎》一诗 ,揭示了一个因情制礼的主题。其所运用的引申譬喻、联想感悟的阐释方式 ,体现了自由独立的文化创造精神 ,是对西周王官之学的突破。西汉三家诗派鉴于西汉初期后妃干政的史实 ,以说诗干预时政 ,释《关雎》为刺诗 ,他们对《关雎》的阐释是对《诗论》的不断引申发挥 ,逐渐将其意义确定在帝王后妃上 ,同时还显露出历史化的阐释倾向。毛诗学派不采用刺诗说而用历史化的方式解诗。《毛诗序》理论和资料来源广泛 ,但其阐释观点与学术精神却与先秦儒家越来越远。《毛诗序》应是东汉的作品。

《列子》撰写时代考——从词汇史角度所作的几点补证

《列子》托名为先秦古籍,实则是晋人的伪作,然而学界从语言史角度提供的证据不多。杨伯峻较早从汉语史的角度为这一观点提供了一些语词证据,其后刘禾、马振亚、张永言等又多有补益。然而《列子》中仍有不少晚汉魏晋时期的词语有待进一步发掘,如"丁壮"、"家累"、"身意"、"稽度"、"消灭"、"邻居"、"两可"、"巧妙"、"乞儿"、"儿童"等。通过发掘这些词语,可以为从语言学角度证明《列子》的撰写时代提供更多的证据,不乏语言学和文献学价值。

论汉末赋体创作中抒情化与趣味化的发展

汉末桓灵之世赋体创作的转变体现在抒情化和趣味化两种倾向。前者与社会生活的联系较为直接密切,题材重大,创作态度严肃;后者则着力于开掘曾被遮蔽的世俗情趣,题材趋于细碎,创作态度带有游戏意味。在这两种倾向中,趣味化是更为迅猛的潮流。正是这一点使汉末文学区别于忧患深沉、密切关注社会人生的建安文学。

湖北省巴东县龙王庙遗址发掘简报

巴东县龙王庙是巫峡口的一处临江台地遗址,发掘共分三个点.其中两个点发现遗迹遗物,一个点在江边沙地,T1312中出土400余件商周时期石器;另一点在台地上,第7层有少量春秋遗物,可辨器形有盆、罐、釜、豆、鼎、鬲、甗等,4～6层揭示了清代中后期龙王庙址的多种遗迹现象,有房基、暗沟、柱洞、石板路等.

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前2世纪晋阳城市史料考议

赵定都邯郸后,晋阳依然是"赵山北"之地的政治文化中心。秦王政即位初"晋阳反",体现了秦统一战争中与赵国争夺晋阳出现的反复。而嫪毐地位尊贵的年代,太原郡"为毐国"在这位强势人物"宫室苑囿自恣"的形势下,晋阳可能保留有体现较高消费生活等级的文物遗存。"高皇帝居晋阳",以此作为出击匈奴的军事基地。代王"都晋阳",以及汉文帝"幸太原""复晋阳、中都民三岁"史事,都描写了晋阳城市史辉煌的页面。

清末民初冀中土地税契中的规范与不规范——以直隶任邱县为例

清末民初,社会动荡,政权更迭,民国政府为稳定统治,安定人心,初期冀中地区仍用宣统三年颁行的官契,契税税率依旧;后来随政局渐定,遂推出新契纸即买契,这样虽简化了形式,但漏洞颇多,在规范税契手续的同时也显现了诸多不规范,税率名减实增,故民间土地买卖不税契者日多,白契日增。

试论东汉中后期羌乱中的凉州武将群体

东汉中后期凉州武将与乡里杂居的羌胡结成了较为密切的关系,构成了日后凉州武将整合羌胡崛起凉州的社会基础。东汉朝廷一直有害怕凉州武将借羌乱而起的顾忌,后迫于形势,才起用凉州武将。凉州武将群体分为著姓武将和中下层豪族武将两类,同州里的地域因素在凉州武将的关系中所起作用不大,因而凉州武将群体并没有形成联系紧密的地域军事集团。凉州武将群体在政治上有反对宦官专权的共同诉求。在东汉末年,凉州武将群体对东汉存在的正统性或怀疑或否定,以董卓为代表的中下层豪族武将则进京掌握了中央大权,摧毁了东汉朝廷的权威。

湖北荆门十里铺土公台西汉墓发掘简报

土公台墓地位于荆门市沙洋县十里铺镇王场村八组一南北向的岗地上。为配合襄荆高速公路建设,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荆门市博物馆,在此共发掘西汉中晚期墓葬21座,出土了一批西汉时期文物,为研究该地区的汉代墓葬提供了新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