侈谈鬼神与神道设教——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的神道观之刍议

明清时代儒释道三教进一步融合,这种文化现象同样见于众位明遗民士人的笔下。明遗民文学创作成就较高者如江西南城籍遗民徐芳,其小说集《诺皋广志》《藏山稿外编》即为融摄儒释道三教文化的典型例证,笔者即以神道观概而论之。其神道观以道教万物有灵、鬼神信仰为基础,杂糅佛教因果轮回之说,以宣扬伦理道德为旨归。徐芳在这些怪力乱神故事中秉承了《周易》“神道设教”的儒家精神。

明遗民徐芳寓言散文之刍议

明遗民文学家徐芳素以寄托深远、发人深省的寓言体散文名世。他的讽世寓言多以动物为喻,或指陈人性的善恶两面;或借喻明末的社会现实,讽刺自私自利的朝廷官员;或嬉笑怒骂,暗藏机锋,直指儒林丑态。他的志怪故事则驰骋幻想,书写异域风情、鬼神灵异,寄寓惩恶扬善之旨,启发世人反躬自省,对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或有一定启发。徐芳作品包含深刻的现实关切与批判意识,负载着作家意欲捍卫儒家道德体系的功能。

论江西堪舆文化对明遗民治生抉择的影响--以清初文学家徐芳为例

明清易代,受传统儒家名节意识的影响,明遗民拒绝清廷招揽,但他们又不得不面对生计抉择的问题。明遗民为风水先生者不在少数。徐芳以地师身份行脚大江南北,以堪舆相地自谋生计,这一人生选择受到江西民间信仰与文化传统等大历史环境的影响。细查徐芳一生行迹,他奔走四方,流连明朝陪都南京,屡屡与众遗民同道交游,或有借“看风水”之名从事抗清活动之可能。

“胜国宾师”:明遗民朱舜水与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两国有较长的交流交往历史。17世纪前期明遗民朱舜水出于特殊原因赴日讲学,对日本文化及之后历史发展有一定影响。其将明末清初的儒家思想有所扬弃地纳入日常讲学中,对日本士林颇有启发意义。将之置于东亚文化圈的宏观视野下进行观察,可以发现朱舜水在日活动对日本文化与儒家思想发展具有推动作用。出于遗民的政治诉求与理想表达,朱舜水鼓励日本发展儒学的相关言论与阐释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塑造了日本的民族自信,影响较大。

“暗香浮动月黄昏”——从《影梅庵忆语》董氏形象透视清初士人的遗民心态

“忆语体”散文《影梅庵忆语》在深切缅怀董小宛的表象背后,更暗含士人冒襄对朝代更替的不适与矛盾。通过对董氏形象进行“错位性”构建,冒襄达成了自我价值的“镜像式”反观。董氏知书礼、明大义、守忠贞的品格,消弭了原生身份与后天声望之间的价值失衡,是清初士人群体遗民心态的时代缩影。董氏一类形象也成了寄托士人理想品格与家国精神的一抹浮动的暗香。

论龚鼎孳与江南遗民诗人群的双向互动

龚鼎孳虽是降闯复降清的“双料贰臣”,却与江南遗民群体有密切的互动。龚鼎孳与遗民诗人的交游,除了诗酒唱酬,还体现在政治庇护、物质资助、提携遗民后代和维系遗民经世志向等方面。龚鼎孳的倾力付出获得了他们的宥恕,纾解了自身三朝为官的负疚感。随着清廷统治的稳固,社会上宣泄国破家亡之痛楚悲愤的情绪逐渐稀释,贰臣的调和、荐举助推了遗民群体内部的分化。贰臣与遗民相互依赖、互惠互利的需求表明,“故旧”纽带缓冲了政治立场的尖锐对立,君臣节义在传统“五伦”秩序下的权威性被消解,易代士人的交往仍带有鲜明的“友道”烙印。

明遗民对陶渊明的接受

在明清易代之际,陶渊明首先是被作为晋宋易代之际的"遗民"接受的。陶渊明不与新朝合作的行为等,得到遗民几乎不约而同的赞赏和效仿,他们效仿陶渊明甲子纪年,桃源避秦,隐逸力田,在诗歌创作上和陶学陶。陶渊明成为支撑特殊时期民族感情、道德情操和超越情怀的历史基石之一。

明初的汉族元遗民

元明易代虽以统治族群变更为表征,却催生了大批汉族元遗民。本文通过勾稽诗文集中的零散史料,归纳北投元廷、遁迹僧道、力绝征辟、拒奉明廷正朔等几种汉族元遗民常见的行为方式,以展示这一群体的整体样貌。元遗民的广泛存在,致使朱明新政权面临政治合法性困境。明初许多重要史事的缘起,诸如修纂官史曲讳元季史事、制定酷法强制士人出仕、整肃民间礼俗等,均须在这一背景下才可得到恰当的解释。

明遗民与清初明史学

明遗民在民族思想和忠义思想激励下 ,不仕清朝 ,为了保留故国之史 ,他们积极研治明史 ,主要采取两种形式 ,一是私家撰修 ,一是襄助官修。前者重在探讨明亡原因 ,对明季史进行了深刻反思 ,后者从提供史料、审核史稿、提出建议、亲自与修等几个方面 ,帮助官方撰修《明史》 ,使之体例完善 。

王士禛与明遗民交游事迹考论

王士禛主动接近遗民的准确时间是在顺治十五年后,多交遗民具体是在康熙元年以后,他与遗民交游既非毫无个人原则,亦非没有观念冲突 康熙四年任职京师后,王士禛主动结交遗民的态度不复存在,并对遗民生存方式和文学取向提出诸多批评.尤其是康熙帝的眷顾,构成他与遗民交游的一道不可逾越的分水岭 王士禛的神韵诗正是建立在对遗民诗的清理和反驳之上,并在与遗民诗的对立与交叉之中。

论道盛弟子对《三子会宗论》的再阐释——以方以智、钱澄之、屈大均为中心

明遗民觉浪道盛著《三子会宗论》,提出以孟子会宗庄子和屈原。道盛的三位弟子方以智、钱澄之、屈大均,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三子会宗论》进行再阐释。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命题,更暗含着遗民的独特心迹。他们试图会宗庄子之生与屈原之忠,由此为自己选择做遗民而非死节的行为寻求合理性。

有谁问我心修法,授予灵均一卷经——明遗民钱澄之对楚辞接受与研究

明代遗民钱澄之对楚辞的接受与研究以1651年终归家隐居为界分为前后两期。其前期的楚辞研究主要表现在对屈原忧国忧民、感时伤事的济世精神的接受和继承,将屈原强烈的经世致用精神融入反映时代巨变的诗篇中。归隐田园以后,钱澄之主要借注疏屈原作品来寻找精神慰藉,寄托故国之思与亡国之痛。《屈诂》是其后期楚辞研究之结晶,该书耗费钱氏多年心血,凝聚着其浓重的遗民情结,是一部颇有价值的楚辞研究著作。

清初散文中枢:从李世熊看明遗民散文创作网络

出于明遗民的使命自觉和当代司马迁的文化选择,李世熊创作了相当一批忠愤之气磅礴四溢而又极富诗意和生气的散文,是一位名烛南天并辉映整个有清一代文坛的清初散文巨子。以李世熊、彭士望、魏禧、屈大均、王猷定、黄宗羲、张岱等为节点,明遗民的散文创作形成一个广袤浩大、百脉贯通的网络,在清初文坛俨然处于中枢地位,推动了一个史所罕见的散文创作繁荣时代的出现。

从《板桥杂记》看明遗民的文化创伤

清初余怀的《板桥杂记》是一部追思文人浪漫风流、记述青楼文化的笔记小说。作者大力铺写明季江南青楼生活的繁盛与优美,但在全心全意追叙旧事、体贴入微的揭示中蕴含着强烈的文化失落与文化创痛,体现出明遗民文化心理的连续性。

何处是江南:明清《江南春》唱和与江南文人的身份认同

元末明初倪瓒作《江南春》三首,明清以来百余人参与追和,成为江南文坛一大盛事。嘉靖间的集体唱和中,"江南"主要指向苏州,体现了作者的地域认同,也是苏州崛起成为江南代表城市的展现。"江南"又寓意故乡,身处故乡的江南文人唱和中不断想象"他乡",实则是对"仕"或"隐"的身份抉择与认同。明末清初的追和中,繁华鼎盛的江南变成"残山剩水","江南"更多指向寓意故国的南京,体现了作者对"明遗民"的身份认同。清中后期的和作则多是羁旅中描绘异乡的风景而怀念"江南",在故乡认同下《江南春》唱和形成了有意味的回归。

清初遗民寿序的新变及其意义

自明代中后期到清初,寿序创作日渐兴盛。遗民群体对其发展中出现的不良趋向予以针砭,并号召摒弃应酬积习,端正写作态度,取法明人特别是归有光之作,试图改弦易辙。他们在寿序中寄托易代之悲和故国之思,论列世道人心与学术词章,又借鉴其他文体的技法,破体为文,使寿序品格得以提高,表现功能得以扩大。两者形成合力,推动了寿序的新变,也成为清初文学思想演变的重要表征。这一现象的出现,既受其时古文创作观念的浸染,又与寿序写作对象的扩大及创作方式的转变息息相关。

历史隐喻中的生命探求——生死之议与明遗民的生存抉择

在清初明遗民这一特殊群体中,"生"与"死"成为他们的核心话题之一。面对异族的新政权,死者长已矣,而生者却感觉到前所未有的生命压力:在"出"与"隐"的抉择面前,如何才能做到"不苟活",显然是困扰他们的主要问题。于是,一方面要以桀骜的姿态守护他们最后的一片精神家园——气节,另一方面又要不忘世事,积极实现他们的经世理想,在这样的生存悖论中,明遗民以其特有的思路探寻着生的意义。

张履祥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及其人生抉择

明清之际的理学家张履祥,盘桓于遗世与济世之间进行人生抉择,因为遗民与儒者的双重身份而有着内在的紧张,从而有了其将理学实践于乡村的遗世之中的济世、遗民儒者的济世;有了其在身后的三百多年间,遗世与济世交互突出而被塑造为明之遗民或清之大儒。但是其遗世是外在之表层,而济世则是内在之深层,济世主导遗世,儒者才是遗民之底色,并且从中表现出其特殊的名节观与出处观。

论《明诗归》伪书的价值

清初王汝南补辑钟惺、谭元春评选的《明诗归》一书,经王士祯、纪昀等定性为伪作。作为明诗总集,《明诗归》与其它伪书牟利的性质不同,意在托之释放遗民情绪,并为寒士遗民存人、存诗、存集。《明诗归》伪书的出现,是竟陵派在明末清初遭到由学术而上升为政治层面批判的过程中,竟陵派后期作家的一次抗争,力图证明竟陵派是主张真性情的诗派;竟陵派的诗歌也绝非如某些强势作家所谓的"鬼趣"、"诗妖"、"淫咒"、"亡国之音"。《明诗归》未能挽救竟陵派被扼杀的命运,但保存了珍贵的诗学史料,是明清之际诗学转型研究的"活化石"。

论明遗民对清政权的接受和认可——以陈恭尹交游的转变过程为例

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许多汉族士人对待清政权的态度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陈恭尹是抗清烈士遗孤,是明末清初标志性的著名遗民。他早年谨慎交接,晚年却与仕清者密切交往,对清政权的态度也逐渐由敌视转变为接受和认同。他虽然终身不仕,但对地方官员、当朝皇帝多有肯定和颂美,并鼓励自己的朋友和儿子求取当朝功名。覆巢孑遗陈恭尹的这一转变在当时颇具典型性和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