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代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

贵州建省以后 ,明朝统治者通过兴办各类学校 ,发展书院文化 ,推进科举取士等政策 ,推动了贵州民族教育的发展 ,改善了贵州社会人口质量。贵州各族人民文化水平的提高 。

论传统华夷观对晚明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

华夷观念是基于华夏文化优越感而产生的一种“华尊夷卑”的思想偏见。传统华夷观下的晚明统治者,对辽东蒙古、女真等少数民族施行政治歧视、经济垄断、军事打击和文化输出等一系列民族政策,致使辽东地区民族关系持续紧张,民族矛盾日趋激化,对辽东民族关系的影响深远。

汉民族意识与明清两汉题材历史演义创作

汉民族意识是汉族人民对本民族的集体认同,时刻影响汉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汉民族意识经历夏商周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最终形成于汉武帝时期。汉民族意识主要包括华夷之辨、大一统和爱国主义。在民族御侮时期,易于激发汉民族意识,从而团结各阶层人民进行民族自救。明末清初,大明王朝内外交困,国家危在旦夕,文士借助创作两汉题材历史演义以唤起民众的汉民族意识。两汉题材历史演义经历半个多世纪的创作过程,演义的重点内容与明末清初时局密切相关。

苗疆边墙设置及其与明王朝经营西南的关系

明王朝经营西南,苗疆成为连通湖广和云南的腹地,因而打通并护卫湖广至苗疆而后至云南的通道,成为明经营西南成功与否的重要条件。明王朝设置边墙,是管理苗疆的重要举措,更是拱卫湘黔驿道的保证。

明代话本小说所展现的国家及民族关系

明代话本小说生动展现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友好及争斗、国内各民族之间的和睦及冲突。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友好主要表现为频繁密切的商贸活动、外交往来、文化交流;而种族、文化、习俗的差异导致国家间的隔阂,为了争夺丰富资源国与国发生战争。国内各民族之间总体上相处融洽,各民族在文化、风俗方面相互影响;政治和经济问题是造成矛盾冲突的主要原因,解决矛盾的方式以武力与求和为主。明代话本小说所反映的内容,对于深入研究古代经济、文化、外交、民族关系提供了有益帮助。

明清时期彝族土司凤(那)氏联姻关系研究

彝族土司凤氏与那氏一脉相承,在明清时期云南社会的急剧变革中,其联姻特点在保持传统的民族内婚和等级内婚的同时,逐渐跨出原来的界限,出现族际联姻和跨等级联姻,这种传统与变异的矛盾发展,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明季神乐观高道圈考略

神乐观是负责明朝国家祭祀典礼的礼仪机构,其乐舞生兼具道士身份,擅长祭祀礼仪表演和音乐演奏。明季神乐观、道录司及太常寺的道士与江南正一道多有关联,他们所组成的"高道圈"成为正一道影响明代政教两界的重要力量,并与皇室互动密切。明代神乐观高道的社会交往,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道教在明王朝的深远影响和生存状态。

明清时期贵州的民族教育

明代,贵州民族教育在"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方针下,极为重视土司子弟教育,使之成为"安边"的重要举措。由官府在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在民族地区创办若干"司学"。清代则用"义学"实施民族教育。其对象由土司子弟扩展到一般"苗民",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蒙养"教育有一定积极作用。但义学在民族杂居区推广的成效较大,而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特别是"新辟苗疆"的措施不力。

明代贵州基层社会变迁与改土归流——兼论民族沟通机制的建立及意义

明代在贵州一些地区,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变迁,新的阶层产生,民族融合逐渐成熟,推动了改土归流进程。同时在这些基层社会变迁的基础上产生了一套民族沟通机制,加强了流官政府与少数民族的互信和互动,逐渐消除了民族隔阂,动摇了土司制度存在的基础。这套民族沟通机制对于化解改土归流后的社会矛盾,防止民族地区的社会冲突,巩固国家统一等多个方面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三娘子四嫁顺义王与明末蒙汉关系

三娘子,明代土默特部首领俺答汗之妻,她顾全大局,申明大义,牺牲个人利益,先后嫁俺答汗、黄 台吉、扯力克、卜石兔四代顺义王,为实现通贡互市,积极维护和巩固明末蒙汉和平友好关系,发挥了及其重要 的作用。

从郭子章《黔记》看明代贵州的民族交融与认同

明代的贵州地区,分布着苗、罗罗、仡佬、仲家、宋家、龙家等众多民族,他们和汉族之间,既有冲突,也有交融与认同。郭子章《黔记》中"舆图志"与"诸夷"部分,记载了与当地少数民族风俗习惯相关的许多内容,反映了贵州少数民族受到汉文化影响及汉族移民受到少数民族文化影响的双向交流的状况,体现了民族交融的多元、双向互动。这种交流碰撞,伴随历史的演进,共同形成了中华民族璀璨而多元的文化特色。

明代贵州土司贡马与国家认同

朝贡制度是中央王朝贯彻“羁縻”的主要手段,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有明一代,明王朝在贵州推行土司制度,为了表示对中央王朝的臣服之意,贵州土司积极向朝廷贡马,履行定期朝贡的基本职责。通过考察明代贵州土司贡马活动的时空分布,本文认为明代贵州土司贡马可分为三个时间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点。贡马不仅代表着历史上贵州山地农牧业繁荣的景象,而且反映了土司对于中央王朝政权的高度服从,有利于加强土司的国家认同感,同时也是中央王朝与土司双向互动交流的纽带,推动了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贵州沿河县万历时期《军门禁约》碑文考论——兼论贵州明代中晚期“夷”汉关系

明代中晚期,贵州卫所军民大量逃逸,同时内地大量汉人涌入贵州,其中有部分加入少数民族之中,使民族关系错综复杂,出现了一些对统治者不利的情况。贵州沿河县万历四十三年的《军门禁约》碑恰好生动详细地反映了明代后期贵州复杂的民族关系。本文以碑文为线索,分析了碑文内容、历史背景及其所反映的"夷"汉之间特定的经济政治关系,并从民族关系的角度解析了汉人的来源及其影响;同时分析评价了明朝廷和地方政府处理"夷"汉关系的策略。

明代贵州民族关系述略

明代 ,贵州各民族虽然受到统治民族中统治阶级的民族不平等思想意识的影响 ,但都是普遍劳动者 ,并无根本的利害冲突 ,相互间在经济、文化中的友好交往与和平共处。

试论明清之际的贵州民族社会变革

明清之际是贵州社会发生变革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贵州民族地区开始并在总体上逐步完成了由封建领主制向封建地主制的社会转型。经济上先进生产技术的引进及商品经济的渗透和冲击,政治上从土司缺席的崩溃到流官体制的确立的“改土归流”,是促成这一社会变革得以实现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