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前期厘金用款的严控限制与督抚筹对

厘金是咸丰初年清廷应对战时财源枯竭,持续支持战时财政而开发的新式财源。自咸丰初期迄光绪前期,厘金财源的扩张收入支持着大规模战争的军费支出,各类善后事业和洋务新政也得以挹注支撑。基于部库收支拮据的严峻现实,清廷自光绪六年对各省厘金用款比例实行严控,各省对此抵触筹对,或暗中敷衍应付,或奋起顶奏维权。双方基于自身视野和利益,均秉持“守经达权”的决策理念,却在实际上逐步走向彼此疏离。近代秉政治国者如何贯通“守经”与“达权”,有机衔接这两种逻辑,既考验着昔日的帝王僚臣,也为今人如何守制创新提供了鉴戒。

清代财政能力的变化趋势与量化度量——基于雍乾嘉道四朝户部银库财政收支数据的尝试性考察

财政能力被认为是导致东西方在18—19世纪出现经济大分流的影响因素之一,但学界有关清代财政能力的量化度量仍是研究的空白点。根据清代户部银库收支数据,分析了清代财政收支变化的时间趋势,并基于财政盈余和实物折算两个维度构建了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的财政能力指数,分析了这一时期的财政能力指数与相关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结论显示:基于户部财政收支构建的清代前期的财政能力指数与相关宏观变量存在着预期关联关系,对当时人们的工资、福利与生活成本具有显著解释力。

革新与局限:明代嘉隆时期的庄田清理

为消除成化以来庄田制度的弊端和增加户部收入,嘉隆时期明廷开展了规模较大的庄田清理运动。嘉靖前期涉及范围从京畿扩展至全国,因京畿的问题严重,嘉靖七年始,清查的重点复聚焦于此。嘉靖十六年后,庄田清理陷入长期停滞,到二十八年时逐渐复苏。受军费增加的影响,庚戌之变以来庄田清理工作呈现出“先税银后田土”的特点。隆庆时期明廷对庄田的裁革标准及土地规模皆做出明确规定,清理工作到隆庆五年时基本结束。然而,嘉靖隆庆二帝在清查庄田、限制奏讨时具有明显的回护性,解送户部的庄田资产也被滥用。这些局限不仅影响了嘉隆之后的庄田整理,还为明末庄田的再度扩张留下了隐患。

论明代常股、存积盐法的演变

明正统五年,户部规定两淮、两浙、长芦运司常股盐挨次守支,存积盐随到随支。常股和存积盐搭配开中,二者盐价比从正统时1∶4,至成化时1∶1.5,到弘治接近1∶1,在价格和守候时间上趋于一致。正德元年户部将存积盐改为挨次守支,相当于废除了存积盐法。嘉靖九年后,户部将山东运司也纳入存积盐划分范围,规定两淮等四运司盐课的40%定为常股盐,供应九边客兵粮饷,占比60%的存积盐,补充主兵粮饷。《明史》记载常股盐供应主兵粮饷的说法,属于臆测。常股、存积盐法是中国古代食盐专卖制度的创举,官府试图对于盐引售卖作出预算和规划,但随着明代中后期边镇粮饷激增,运司盐课年年开中殆尽,甚至透支开派,使得存积盐法有名无实。

教育对外开放背景下大学经费对国际化水平的影响效应研究

在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大学国际化水平是大学能力和高等教育现代化水平的重要体现。基于我国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际面板数据,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结果表明:经费收入对大学国际化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其中,财政拨款、专项经费投入和事业收入等分别对国际论文发表、国际会议参会人数、来华留学生数均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我国政府可以通过重大专项来支持大学国际化发展;还可鼓励大学多渠道筹措经费以提升经费规模。

明代漕运监兑官制初探

监兑官制的出现根源于明代漕运制度变迁过程中"兑运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间"改兑"后趋于定制。"监兑"即监督军民之间的漕粮交兑过程,一般由户部每年选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员外郎充任,分派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和南直隶六大有漕省区。总体看来,有明一代的监兑制一直在户部外差与归并地方粮道之间摇摆不定。其屡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等腐败现象外,当归因于晚明户部监兑官在监兑漕粮本职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钱粮逋赋的职能,以致同地方税粮征解体系间形成了一种难以调和的博弈关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经验教训,使监兑官完全规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户部外差属性。

论民国初年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以1923年财政部私印印花税票案为中心

1923年,民国政府财政部为借款做抵押,违规私印了巨额印花税票。该案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最终迫使财政部对相关责任人做撤职处分。这一事件反映出在国家"权威危机"的情况下,社会对国家公共权力的渗透与制约,但囿于被动的反应和单一的手段,博弈的结果是:社会对国家的制衡作用有效,但有限。

《黑图档·嘉庆朝》所见盛京地区土地纠纷及解决程序

《黑图档嘉庆朝》内记载了嘉庆年间盛京地区发生的多次土地纠纷,记载了土地纠纷的类型、案件的审理过程以及纠纷的解决结果。通过对《黑图档嘉庆朝》内土地纠纷相关档案的归纳,分析当时独特的土地纠纷处理过程,以期补充清代地方纠纷的研究。

《黑图档·嘉庆朝》所见清代盛京将军辖区刑民案件初探

盛京将军辖区内混居着大量旗人与民人,在日常生活中,旗民的接触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纠纷,进而引发各种司法案件。本文就《黑图档·嘉庆朝》对盛京将军辖区的刑民案件展开研究,进行梳理,以期对盛京将军辖区的司法状况研究作出贡献。首先,本文对盛京将军衙门的设置缘由和司法官员进行梳理;其次,对盛京将军辖区的刑事案件展开分析,通过对不同刑事案件种类的分析,对清代刑事立法展开研究;再次,对清代旗人在法律中所特有的特权进行探讨,旗人在法律中享有优待和特权;最后,对盛京将军辖区的司法状况进行总结。

《黑图档·嘉庆朝》盛京刑部档案的史料价值探析

以《黑图档·嘉庆朝》内的盛京刑部档案为研究对象,对其史料价值进行讨论,认为其可以作为研究清代盛京刑部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研究清代司法部门实践的参考来源、研究清代咨文在司法实践中使用情况的重要文本、研究清代旗人司法特权的生动案例及研究清代社会生活的重要材料。

《黑图档·嘉庆朝》所见盛京地区官员失察处理制度

失察是盛京地区官员被处以行政处分的主要原因,其作为官员过失的一部分,针对失察官员的处理是规范且固定的,本文根据《黑图档·嘉庆朝》所收录的失察相关公文进行整理研究,首先,对参与失察处理的各个府院衙门以及失察官员进行统计概述;其次,根据相关府衙的公文内容进一步分析盛京地区官员失察处理的发起、议处以及执行程序;再次,对盛京地区官员失察处理的处分和宽免两种结果进行分析探讨;最后,对盛京地区官员失察制度进行总结,以期更多学者可以综合利用《黑图档》来研究问题。

有界之外:明清崇文门征税考论

崇文门征税始于明初,宣德年间列入钞关;清代划为户部关。明清时期崇文门虽征商税,但并非为地方零星税收,其税额在全国税关中位居前列。清代崇文门归户部管辖,税额分别报解户部、内务府及监督留用。从差官来看,崇文门分设正、副监督,分别由户部及内务府派遣;具体经征人员则多由监督自行委任家人及亲信充任。特殊的差官体系,多重税收构成,加之京城复杂的征税现状,使得崇文门征税弊政尤为突出。

明代南京留守机构经济职能初探——以南京户部和工部为中心

明代南京众多留守机构中以南京户部和工部的经济职能最为突出。南京户部的经济职能主要体现在管理后湖黄册、督理粮储等方面。南京工部则主要体现为负责南京内外各衙门的修缮、军器的制造、掌管织造和造船以及清理沿江芦课等事务。相对北京户部和工部,南京户部和工部的职权大为缩小,管辖区域也大多只限于南京及南直隶地区。

光绪中期京师规复制钱述论

光绪十二年六月,慈禧太后下懿旨令醇亲王、军机大臣、户部商议恢复行使制钱。户部议复以三年为期筹备,到时再奏请规复制钱,得到慈禧太后认可。但光绪十三年正月,慈禧太后突然发难,痛斥户部推诿敷衍,严令明年年初就必须复行制钱。户部不得不赶紧准备,最终光绪十四年二月京城恢复行使制钱。然而,由于筹办不够充分、不能提供足够的制钱供给,加上政府信用不彰等种种原因,制钱并没有能够在京城恢复行使,反而造成了京城市面的巨大动荡,导致商民交困。

汉代财政制度演变试探

西汉初年,丞相总揽国家财政。为制约丞相财权,皇帝先后在相府设计相、司直以制约,并以御史大夫分解和监督相府财权,还通过直接控制部分国家仓库来加强对国家财政的控制。在调整国家财政管理系统的过程中,职能庞杂的少府被分解,最终成为单纯的皇家财政管理机构,真正实现了帝室财政和国家财政的分离。皇帝的秘书机构最终也取代了相府各曹,成为国家最高财政管理机构——度支尚书。原来分管国家财政和帝室财政的大司农和少府最后演变成为国家财政的具体执行部门。最终在唐代形成了以户部为中心的新的财政管理模式。

明中叶户部与盐法变迁关系研究——以盐课折银为视角

盐利乃明代户部财政收入之大宗,但是,成化至正德间,权豪势要不仅"占中卖窝",而且全面插手支盐、买补、称掣等盐法各环节。对此,户部一方面采取了在司纳银以开卖正盐、称掣余盐并令本商交纳余盐银、派员与边方监督纳银或粮等措施,以应对破坏,同时,通过改变商灶关系,以及商灶交纳盐课的方式、形态和地点,不得已对盐法进行重大调整。

从《泰安州提留香税碑》看清代公文制度

泰安岱庙《泰安州提留香税碑》涉泰山香税提留、奏销诸项,为清代泰山香税制度之宝贵资料。考订该碑所涉清初公文程式、官署职掌、奏销制度等内容,探讨提留香税事件原委,以了解清代公文制度。

《黑图档》所见盛京礼部对礼仪的管理职能

辽宁省档案馆藏《黑图档》中保存了大量盛京礼部与其他部门往来的公文。从相关档案中归纳出盛京礼部对盛京地区礼仪的管理职能,主要包括盛京礼部对节日期间的礼仪管理和对皇帝驾崩后的礼仪管理两部分内容。

《黑图档·嘉庆朝》所见盛京礼部管理皇室档案的职能

清代乾隆以后,清代皇室档案会送往盛京保存,本文选取清代地方档案代表性整理成果《黑图档·嘉庆朝》内的档案为研究来源,旨在分析皇室档案送往盛京之前盛京礼部所做的准备工作以及皇室档案送往盛京尊藏后盛京礼部的后续工作。

唐户部系统式与日本民部系统式的关系

唐式作为唐代律令格式体系中重要的法的存在形式,体现了唐中央政府在国家的行政管理、经济发展、社会秩序安排等方面的细则性规定,是与唐令、唐格同样重要的国家立法。由于历史上唐式散逸严重,其系统性的法典依据难以考察,因此,唐式对日本式的立法影响也受到较多质疑。随着近年唐式资料的不断发掘和整理,使其间的比较成为可能。日本民部系统式与唐户部系统式内容相对应,在立法上存在着移植关系。从形式到内容,日本民部系统式中的民部式、主计式、主税式对唐户部系统式中的户部式、度支式、金部式、仓部式都有着内在的联系。对这一关系的进一步证明,将使学界重新评价唐式对日本式的影响作用,尤其对日本学界所持否定性结论具有扭转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