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礼乐“为用”观念之衍变——兼论《淮南子》对魏晋时期文人音乐美学思想的影响

《淮南子》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文化内涵与其对“声”“情”关系的探讨和魏晋时期儒道融合的时代特征以及封建礼教压迫下追求个体精神解放的社会风潮有着相似的思想内核。通过《淮南子》再辨析,它不论是在关乎审美主体即人的自我修养、心境及所处社会环境的分析,针对审美客体即音乐本源、形态和内涵的探讨,还是有关“得欲”和“怨思之声”的审美理念之阐发,《淮南子》都对魏晋文人的音乐美学思想产生深远的影响,体现在《声无哀乐论》《乐论》《文心雕龙》对魏晋时期文人的相关音乐美学行文中。从审美主体、客体及审美理念等方面出发,针对《淮南子》中关乎音乐美学的尚“平和”之声、“声”依“情”而动等观点再行辨析,进而认知《淮南子》中的西汉礼乐观对魏晋文人音乐美学产生的影响。

唐宋国家礼乐机构变迁考

古代中央王朝素重礼事,有“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观念。由唐至宋,国家礼乐机构职能关系几经迭变,其原因关涉社会实际需求的变迁,以及中央官制的调整,尤与尚书六部体制的调动关系密切。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是建立在尚书六部政务运行体制下的,当尚书省地位下降,职权被剥夺时,会有新机构代替礼部、太常寺行使礼乐职权;只要尚书政务运行体制存在,礼部、太常寺共掌礼事的格局就不会被打破,即使在不同时期仍会有一些临时性的礼乐机构,但这些机构无法对礼部、太常寺权力造成分割。

金朝礼部设立考论

礼部是金朝中央官署中的重要部门,礼部设立是金朝前期政治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通过对史籍中出现的金朝前期礼部尚书及礼部侍郎官员考证分析,我们认为金朝礼部最早设立于太宗天会七年。金朝礼部之设立一方面是现实政治的需要,即金朝前期政治、经济等多重影响,另一方面亦受到中原文化及礼制建设的影响。

魏晋风度的前奏-论东汉后期士人的“激诡之行”及其影响

魏晋名士倡导"自然",行为"放达",不拘儒家礼法,蔚然成风,影响中古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此风并非如风暴骤起,而是渊源有自,无论其根本的思想脉络,还是其具体表现形式,都肇始于东汉中后期。汉末诸多特立独行之士,如戴良、马融、孔融等人,皆追求"达生任性"、"任情不羁",在日常生活之态度、待人接物之仪表、居丧守孝之礼法等各个方面,都表现出重情轻礼的特征,不以儒家伦理规范为意。究其思想根源,在于他们摆脱了僵化的世俗儒家礼法的束缚,获得了道家自然精神的支撑。随着汉晋之际的社会变革,此风演化成为波澜壮阔的时代思潮,也就是所谓的魏晋风度。

从《荀岳墓志》探析西晋君臣之间丧葬礼俗

西晋中书侍郎荀岳不幸病故。晋惠帝特派使者行吊祭之礼,颁布诏书赐以葬钱墓田,荀岳附葬于文帝崇阳陵。荀岳的临终关怀典礼是君臣从属关系在丧葬文化礼俗上的体现。史书记载、考古勘查结论与墓志文本可以三重相互印证,荀岳墓志对于勘查晋文帝的崇阳陵提供了重要依据。

北周六官与三省六部

中国古代官制在从秦汉的三公九卿制到隋唐的三省六部制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设置混杂、分工不清、职责不明的现象。北周六官处在最后的关节点上,为三省六部制的最终形成起了关键性作用。北周六官假借《周礼》的形式,结合北魏旧制和西魏军府体制,集三省于天官府,分六部于地春夏秋冬五府,使尚在襁褓中的三省六部的面貌焕然一新。其后经过北周的实践,周隋之际的再反动,最后形成了一套结构完美、布局匀称、职责划分清晰的行政体系。

朝鲜向清奏请王储册封问题探析——以朝鲜景宗的册封为例

朝鲜向清奏请王储册封问题,是两国朝贡礼仪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册封与否,对朝鲜政局的走向有着重要影响。朝鲜的奏文,需要通过清礼部议覆后才能转奏皇帝,因此,礼部在处理朝鲜奏请事宜问题上,起着重要的作用。朝鲜景宗和英祖等人的王储册封,都曾经遭到礼部的议驳或持难,但朝鲜都以使用"人情银"的方式加以解决。这一现象,与康熙中期以来对朝鲜的宽怀政策相悖,也非清帝意愿,但客观上造成了朝鲜对清吏治的鄙夷认识。

唐日两式祥瑞条之“中瑞”“下瑞”色目关系考

唐代礼部式祥瑞条曾东传日本,成为日本治部式祥瑞条的立法蓝本。唐日两式祥瑞色目类别、祥瑞条名称基本相同,明显不同的是日本式祥瑞条大多带有注释文字,而根据现存的资料则未见唐式祥瑞条有之。本文对唐日两式祥瑞条"中瑞""下瑞"色目的异同进行考察比较,搜罗出日本式祥瑞条注释文字的中国文献依据,以期确证唐式对日本式的立法影响,同时也有助于发现唐式祥瑞条的原貌。

金朝财政中枢管理体制考述

在复杂的历史背景下,金朝财政管理中枢机构经历了较为曲折的发展历程。太祖、太宗时期,金朝始终未能建立一个能够统管全国财政的中央机构。熙宗时期,统治者为巩固中央集权展开了一系列的政治斗争,成功掌控地方财赋后,金朝才构建起财政管理中枢机构。熙宗朝户部职官设置已基本完备,时户部作为国家理财中枢,其职官一直未经历大的变动。与唐宋相比,金朝户部组织架构和职掌范围大体相同,但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即未延续前代诸司的划分,而是施行以科治事。章宗泰和八年,为解决军政支用、财务运作效率和增加财政收入等问题,金朝减省户部官员,建立了有别于唐宋的三司理财体制。宣宗贞祐四年,受行省侵夺地方财赋、领土沦陷、朝臣反对和户部理财作用提高等因素的影响,三司最终被撤罢,户部再度成为财政管理中枢机构。

郑玄、王肃学说影响下的魏晋郊祀礼制

魏晋南北朝是政权大分裂的时代,在思想上佛、道教等宗教流行,玄学思想兴起繁荣,儒学中衰。但作为儒家学说重要组成部分的礼说却得到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为统治者论证政权合法性提供依据。这种情况在郊祀礼制中表现尤为明显。郑玄和王肃二人在郊祀礼说的某些方面有着截然不同的观点,统治者在郊祀礼制的制定上于郑、王学说之间徘徊,取其利于统治的部分用于郊祀。

魏晋礼法之士的“德行”观

魏晋之际随着社会由乱世转向相对治世,礼法派开始取代名法派而登上历史舞台。王肃与傅玄分别是礼法思想的创立者和完善者。在官方的选才标准上,亦逐渐由重“才能”向重“德行”转变,这里的“德行”主要是指儒家学说所规定的“道德规范”。礼法之士这种重视“德行”的人才思想在具体的人物品题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重忠孝仁义礼信之美德;二是重清廉节操之美德;三是礼法派对放达违礼名士的批评与责难。

金朝礼部宗教管理方式刍议

金朝礼部的宗教管理方式是对中原王朝尤其是唐宋时期管理手段的一种继承,主要包含僧道度牒管理和寺观敕额管理。其中,僧道度牒管理是对僧道获得度牒的途径进行管理,主要包括试经、恩度、进纳三种形式;寺观敕额管理则以官卖敕额为主,这与前代管理方式大为不同。金代宗教管理手段反映了金朝统治者对于宗教持有限制和控制的态度。

金朝礼部官员民族构成初探

金朝礼部官员之民族成分涵盖金朝境内女真、契丹、奚、汉等族,而各族在金朝礼部官员之比例不尽相同,礼部长贰官整体上是以汉族为主体,但从时间上来看,金朝前期礼部长贰官以辽、宋降臣为主,中后期则以金朝自身培养的人才为主,尤其是后期礼部长贰官中女真族人数逐渐增多,这是金朝礼部长贰官民族构成的最大特点。此种现象与金朝的用人政策、各族文化发展水平等有相当密切的关系。金朝初年实行"借才异代"政策,使得大量辽、宋降臣进入金朝官僚体系。中后期,由于科举、教育制度逐步完善,金朝本朝培养的人才大量涌现,尤其是女真官学、科举的建立,使得金朝女真族文化素质得到大幅提高。

论西晋诗歌雅正风貌的艺术建构

西晋诗歌的"雅化"是为学界广泛关注的一种文学现象。了解西晋诗人究竟用什么样的艺术形式来建构诗歌的雅正风貌,是深度理解西晋文学风貌的肯綮所在。综合考察,西晋诗歌的雅正风貌主要系于三个层面的建构:其一,追摹《诗经》体式。西晋诗人除了对《诗经》四言体式有偏爱外,还在四言诗创作中追摹《毛序》体式。其二,援引《诗经》入诗,具体表现为援引《诗经》成句、成词、句式入诗。其三,对《诗经》四言诗艺术有一定程度的创新,主要表现为拓展《诗经》雅颂体式、重构《诗经》四言体式、四言诗首章意取阔大、抒发情感更为浓烈。西晋诗歌务于雅正的审美追求,所承继的正是由《诗经》所奠定的礼乐文化审美观,与西晋一朝对礼乐文化的推崇与践行紧密相关。

论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以“雅颂”诗学观为中心

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与"雅颂"诗学观相辅相成。从一定程度上说,"雅颂"诗学观是西晋诗人礼乐文化身份认同的诗学表征。"雅颂"诗学观基于《诗经》"雅颂"篇,倡导以正面颂赞为主、风格雅正的文学,承载着礼乐文化传统;西晋诗人的"雅颂"诗学观不仅形诸言语,还见于"补雅辞"行为。其兴起根植于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西晋诗人的礼乐文化身份认同建构,则是西晋诗人个体与社会环境互动的过程。西晋诗人群体共享的文化理念是外因,而其内化的主动性,如认知、情感及行为等,则是内因。

祥瑞灾异与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乐制度

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祥瑞灾异作为一种政治文化,不仅影响了政治的运作和发展,而且深深渗透于礼乐制度层面。这一时期各种弥灾性礼仪以及宗庙祭祀乐都带有强烈的祥瑞灾异色彩,祥瑞灾异对其时代变迁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金朝六部分司和郎官架构考论

金朝六部延续了隋唐以来的分司架构,但与中原王朝不同,金朝以主事直接负责六部分司,并在分司下设诸科作为具体办事机构。除了常规的分司之外,金朝六部还有“六部所辖分司”,向兼掌政务、事务的方向发展。金朝六部延续了唐朝的四等官和勾检制度,以六部郎官为各部判官,以主事为各部勾检官。金朝六部分司和郎官架构虽然继承唐宋制度,但并非照搬,而是依据统治实际,因事制宜、因时制宜地进行设置,表现出鲜明的实用性色彩。

东晋招魂葬与五礼制度

儒家思想认为,人的灵魂是存在的,人去世后,身体和灵魂各有所依,身体安息在墓穴,灵魂栖息在宗庙。这是儒家礼仪制度中区分吉凶之礼的理论基础。西晋末期,胡族入侵中原,大批中原人士纷纷南迁,甚至连朝廷都迁到了建康。有的士人家人辗转迁到南方,但自己却丧身于北方的战乱,连尸体都无法找到,因此,有人主张实行招魂葬。东晋招魂葬与传统的招魂习俗不同,它是一种丧葬方式,即墓穴中没有尸体,只有灵魂。这种丧葬方式与儒家传统的形神观念发生了冲突,也对正在建设的五礼制度产生了威胁,因此受到朝廷高官大儒的猛烈抨击,遭到了被禁止的命运。在南北朝后期乃至隋唐,招魂葬有越来越盛行的趋势,这和五礼制度成熟有一定的关系。

金代礼制研究综述

礼制是中国古代社会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重要手段。金朝吸收中原儒礼,将族俗与汉礼融为一体,形成了具有本朝特色的礼制文化。金统治者通过施行礼制,达到加强皇权及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近年来,学界对金代礼制的研究越来越关注,为推进金代礼制的研究,故将对以往相关研究成果进行评述。

金代国家祭礼的政治和社会功效

金代国家祭礼是以天地人为祭祀对象,即由皇家祭祀天神、地祇及人鬼(先祖和君师)。金代帝王通过施行国家祭礼,宣示君权神授,强化君臣等威,实施礼仪教化,以确立理想化的礼制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