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时期干部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基本经验探析

中央苏区时期,为了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各项建设事业的需要,党领导创办了各类干部学校。这一时期的干部学校始终坚持党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思想政治教育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教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思想政治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注重发挥领导干部在授课中的带头和示范作用,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方法对干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为革命战争和苏维埃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干部。

“树风声于边陲”:内迁学人汪懋祖及其滇西边疆兴学

全面抗战爆发后,汪懋祖远赴滇西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并参与筹建国立丽江师范学校,对推动战时边疆教育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汪懋祖在边疆兴学时,立足边疆并与实际生活相联系,培养适合边疆需要之人才;协调融合国家文化与民族文化,强化国族意识和国家认同;提倡开展边疆调查与学术研究,陶冶师生服务边疆之志趣;以流动的民众教育启迪边民智识,唤醒民众并联络边胞感情。汪懋祖滇西边疆兴学是其个人在经费拮据困境下矢志教育救国的战时之举,也是滇西边疆教育发展需求和战时边疆师范教育蓬勃发展的真实写照,更是抗战建国背景下参与国族建构及国家权力在边疆地区的延伸。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蒙藏教育的推进考察——以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创办为中心

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是民国时期在首都南京创办的一所为蒙藏与边疆地区培养人才的专门学校,其前身为1928年12月中央政治学校开设的蒙藏及华侨特别班。1930年12月,由于中央大学蒙藏班缓办,蒙藏学生的转入而成立蒙藏班。1932年8月,因中央大学蒙藏班的停办、东北蒙旗学校学生失学严重、北平蒙藏学校学生升学困难,中央政治学校开始扩充蒙藏班。1933年2月,蒙藏委员会开办的南京蒙藏学校因经费问题筹而未设,中央政治学校以此为契机改蒙藏班为蒙藏学校。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蒙藏学校的创办,是南京国民政府初期,面对内外纷争叠加的多事之秋,教育经费长期拖欠,社会对蒙藏教育认识不足,从而导致蒙藏教育难以推进之际蒙藏委员会积极斡旋的结果,也由此开启了民国时期不同组织与机构举办蒙藏教育的新格局。

和谐校园建设中的院(系)级党组织政治核心作用研究

高校建设和谐校园,重心在基层,院(系)级基层党组织有效发挥政治核心作用是关键,必须准确把握构建和谐社会对党的基层组织提出的新要求,发挥政治思想引导、组织支撑以及联系和服务师生作用,为和谐校园建设提供保证。

中学政治课“德目教学法”新探

“德目教学法”是以政治教材中提炼出的中心德目把握教学内容，展开教学环节，培养道德认知、道德情感和道德判断的教学方法。中心德目为教师的教和学生的学提供了统一的目标和内容，同时，“德目教学法”的释义、点拨、拓展、运用四个环节，可以规范中学政治课堂教学，使之有序有效。“德目教学法”有利于解决中学政治学科内容庞杂、课堂教学结构松散、不得要领等突出问题，是一种容易掌握、容易推广的教学方法。

政治观念与现实选择的冲突——解读战国策派的政治理念

由于时代的特点和战国策派学人认识的局限性,战国策派学人的政治选择与他们的政治理念有其不一致的地方,因此,世人大多认为战国策派的政治理念是主张集权政治,认为战国策派学人是典型的权威主义者。文章以史为据,解读了其政治理念,认为传统的观点是不尽符合历史事实的。

流水孤村花数朵,于无人处最销魂——教育家杜国庠功行的铭述追望

杜国庠澄海志学,东瀛修习。毕业归来,任教北京大学,兼行自由研究和个别教育,宣传新兴学说,剖析学校制度。出任中学校长,试行"亲爱力学"说。指导上海左翼文化团体的秘密活动,参加国民政府领导的抗战文化建设。战后在上海,有公开的文化身份,有隐匿的政治使命。1950年始,政治角色和文化角色合二为一,在学术复元、基础重建、制度改革、文化再造等方面,不舍昼夜。杜国庠的信仰与行动一体,性情与职业无隙,气节才望及其教育家形象,固不显扬。年谱、文编、诗文全集之类基础材料未备,有关论文不多,专题著作罕见。对这位摩诘稀声的教育家的研究应进一步加强。

中央苏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历史审视与现实启迪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在中央苏区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创办了各级各类的学校,其中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学校教育的始终。中央苏区学校思想政治教育成功之处在于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突出、原则鲜明、载体多元。对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具有重要的启示,一是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二是发挥学校学生组织的思想政治教育作用,三是充分利用校园网络媒体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中央政治学校中的国民党组织与党务活动(1929—1937)

作为国民党最高党办学府,中央政治学校建立了从区党部、区分部到训练小组的组织体系。这为国民党开展各种党务活动提供了组织基础。然而,区党部并不是学校的决策机关。为争夺政校对干部的培养权,国民党各派势力展开激烈斗争。派系之争则削弱了学生意识形态的塑造。政校党组织及党化教育是国民党干部培养的一种探索方式;透过“党”与“校”关系为重新审视国民党党化教育提供了一个新视角。

民国外交学课程与教学考察——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为中心

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创立于1930年,在教务主任罗家伦和系主任徐谟的主持下,外交系课程的基本框架得以建立,且因时局变化外交系课程得以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充实。其外交系课程教学与课外活动之间互动频繁,形成了以课程为基础、教学为主体、课外活动为补充的外交人才培养机制。通过考察政校外交系课程设计与教学运作,有助于进一步审视民国外交学的学科化进程。

《新青海》与藏学研究

论文在统计《新青海》杂志所刊与藏学相关文章的基础上,讨论了藏学文章的作者身份,并以代表性文章为个案,就该刊藏学论文的史料价值和学术价值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其史料价值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为以后有关青海的论著提供了扎实的史料;另一方面可与后期的史料进行对比分析,以探寻青海近百年的社会变迁。学术价值则体现在知识分子经世致用的学术理路以及前瞻性的思考,从而凸显出《新青海》杂志的当代价值。

档案里深藏的一段辉煌历史——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的办学历程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档案馆有一个标号为E的全宗,即“中央第二政法干部学校”。这是一所在特殊时期肩负特殊使命的冠以“中央”之名的干部学校。她建在济源王屋山下,存续了不足4年就完成了历史使命,为全国各地训练了数千名政法骨干,为实现拨乱反正、依法治国做出了巨大贡献,被誉为“大山深处的政法干部摇篮”。

抗战时期汪懋祖与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的创立及建设

1938年4月,教育家汪懋祖迫于抗战形势迁入云南。有着丰富从教经验的汪懋祖先生,肩负起创办中央政治学校大理分校的职责。在大理分校创立后,汪懋祖先生又致力于学校办学规模的扩大、办学条件的改善、教学水平的提升以及校园文化的建设。其间,汪先生始终秉承着国民政府制定的战时边疆教育方针。同时,他还结合云南边疆地区的社会实际,贯彻了自身的教育思想及理念。汪先生此番艰苦创业与悉心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它于我国边疆教育事业的发展、边疆地区的进步的实现来说,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作为具有代表性的个案,它反映出抗战时期学人推进边疆教育发展之历程,从中可窥见抗战时期我国边疆教育发展的概况。

民国新闻高等教育的“政校模式”略论——以马星野的新闻教育实践为视角

作为国民党体制内的新闻教育者,马星野所构建的民国新闻高等教育"政校模式"并非是对美国新闻教育"密苏里模式"的简单模仿,而是在此基础上,以三民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西方新闻专业理念相叠加的新闻道德培养为核心,以严格的入学选拔、优良的师资配备及合理的课程设置为基础,以"做中学"的教学方式为手段的国民党体制内新闻高等教育模式。这种模式既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合理性,也因其浓厚的国民党体制内色彩而具有明显的时代局限性。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派系问题考论(1927—1937)

1927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学校(后改组为中央政治学校)成立,至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政校西迁,十年间校内异见迭生,对校务影响极大。校内派系活动与国民党高层派系政治联系密切,前期集中体现为改组派与左派青年反对西山会议派和反对“蒋胡合作”的局面,后半期体现为黄埔系在蒋介石授意下的半公开化活动。然而,团体和异见者的存在,并不意味着政争的激烈程度应被无限放大。陈果夫和罗家伦分别代表的两个群体,围绕着政校办学模式所产生的分歧,及其对该校人才培养模式和校务运作的影响,才是政校“派系问题”的核心所在。标签化的派系研究思维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