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与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实证研究

从大股东一机构投资者一经理人的多层面治理视角，基于中国2007～2010年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对比分析了证券投资基金持股、第一大股东持股、经理人激励、及其交互作用对两类企业自主创新投入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电子信息类企业，基金持股对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呈现更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大股东持股和经理人激励均能正向促进两类企业的创新投入。进一步地，基金持股与经理人激励对生物医药类和电子信息类企业创新投入的影响分别存在相互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而基金持股与大股东持股的交互则负向影响生物医药类企业创新投入。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业绩的关系研究

文章以2001-2004年在沪、深两市上市的公司的4385个观测值为样本,研究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公司经营业绩的关系。研究发现随着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公司经营业绩经历了四个阶段的变化:上升(Ⅰ)、下降(Ⅱ)、再上升(Ⅲ)、再下降(Ⅳ)四个阶段,并且,Ⅲ和Ⅳ两种相反趋势的分水岭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为30%这个点。这个点的发现对于国有股减持和引入股权制衡均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此外,本研究还发现,就我国目前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而言,引入股权制衡对提升经营业绩有积极作用。

产权性质、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异质性

以信用债企业为样本，讨论了我国企业的债务异质性特征，并探究了大股东持股比例对企业债务异质性程度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信用债企业整体债务异质性程度高，但对银行借款的依赖程度较强，债券融资比率呈逐年上升趋势，由于大股东持股比例的增加有助于提高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从而拓宽了债务融资渠道，故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异质性程度正相关，但民营企业的大股东更倾向于采用信息欺诈手段来侵占小股东利益.从而削弱了大股东激励效应对信息披露质量的正向影响，故民营企业弱化了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债务异质性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国有股减持模式的价值评判与制度创新

从理论上讲，国有股减持既能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规范证券市场，又能促使政府职能转变，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实现多重价值目标。实践中已有配售、回购、协议转让、存量发行等多种模式。然而，由于证券制度设计上的缺陷造成的市场环境人为割裂，使得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形成的国有股减持模式实质上难以实现理论上的价值目标，亟待法律制度的创新和完善。

大股东控制、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与公司现金持有

本文以我国上市公司高额现金持有和企业集团迅猛发展为背景,从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两个维度,考察了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对成员企业现金持有量的影响,以及在不同内部治理环境下两者对现金持有量所呈现出的迥异的作用机理。以A股上市公司2007—2010年的数据为样本,本研究发现:(1)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通过融资约束与代理冲突这两条路径影响成员企业的现金持有量。综合来看,集团成员企业的现金持有量高于独立企业。(2)在不同的内部治理环境下,预防性动机与代理动机对现金持有量影响程度的大小也不同。当代理问题较严重时,代理动机导致的现金增持程度大于预防动机减弱导致的现金减持程度,从而表现为与独立企业相比具有较高的现金持有量。(3)代理问题较严重的集团成员企业所拥有的实际现金持有量向目标现金持有量的调整速度较慢,调整半周期较长。上述研究结论丰富了委托代理理论与公司财务理论的相关研究成果,并且从集团内部资本市场运作的视角提供了治理机制如何影响公司财务决策的新证据。

股权结构、产品市场竞争与公司特质风险——基于深沪A股的经验证据

以2010—2015年深沪A股为研究对象,考察股权结构和产品市场竞争对公司特质风险的作用。结果表明: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股权制衡度与公司特质风险呈正"U"型关系,说明二者对特质波动既有抑制效应也有刺激作用;国有股权比例与公司特质风险呈正相关关系;产品市场竞争通过会计信息质量对公司特质风险存在正向作用;随着产品市场竞争程度的上升,股权结构对公司特质风险的公司治理效应下降。

上市方式、大股东持股与民营上市公司的绩效

企业上市可以采取直接上市(IPO)和间接上市(买壳上市等)两种方式。本文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不同上市方式下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研究发现,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的大股东持股对公司绩效没有影响,而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存在正的线性关系,前5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呈非线性的U形关系。当考虑大股东持股的内生性时,发现间接上市的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互不影响,而直接上市的大股东持股与公司绩效互为正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