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古诗选本对津阪孝绰《古诗大观》的影响考论

《古诗大观》是日本江户中后期汉学家津阪孝绰所著的一部古诗选本,该书用汉文对《孔雀东南飞》和《木兰辞》进行了详细的注解,并大量引用清代古诗选本,深受清代诗学影响。津阪孝绰秉持沈德潜《古诗源》“格调说”的诗学观念,以儒家诗教观疗愈江户诗坛的淫靡之风。他还吸收了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折衷情辞”的批评标准,坚持“以情为本,择辞而归雅”的审美原则,但他对“雅”的接受在格调说的影响下呈现出泛化的特点。此外,他在借鉴张玉谷《古诗赏析》“逐段分疏”解诗方法的同时,也受日本“意解”或“意悟”之说影响,呈现出专注解意的本土化特色。

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农业的进与退

魏晋南北朝社会长期分裂对峙 ,但北方农业仍在向前发展 :一、耕作工具和耕作技术有了大的进步 ,牛耕得到广泛普及 ,畜力耙及牵引软套都被发明出来 ,传统的耕—耙—耱北方旱田耕作体系形成。二、继承汉代精耕细作的传统 ,强调“宁可少好 ,不可多恶” ,发展区种法 ,重视提高单位面积效益。三、农业中畜牧成分增加 ,是北方农业适应外部变化的一次重大产业结构调整 ,有利于农业增收和土地利用率的提高。总体看来 ,是进大于退。

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

秦至南朝的800余年,是云南早期历史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云南地区的主要通道先后开通,并经历了兴衰变化的过程。秦汉蜀晋南朝诸朝的治边方略,对云南通道的开发产生重要影响。本文收集相关的零散资料,阐述秦汉蜀晋南朝时期云南通道开发的情形,并分析秦汉蜀晋南朝的治边方略与云南通道开发的关系。

金朝对陇南吐蕃的招抚

金朝时期,在甘肃的河、洮、岷、叠、宕、阶及积石军等地,散布有众多吐蕃部族。金朝对这一地区的吐蕃部族实行招抚政策,鲁黎、葩俄、黎、突门等族首领纷纷率族归附,并对反叛的吐蕃木波部也行招抚予以平息,结什角与庄浪四族的归附,更是金朝招抚政策的体现。陇南吐蕃的归附,有利于这一地区社会的安定与生产的发展。

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论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

陈寅恪先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开拓者 ,涉及的领域相当广泛 ,提出许多精辟见解。其中 ,最值得关注的是关于民族与文化的历史考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 ,他反复强调种族与文化问题是研究中古史最重要的关键。在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关系上 ,他提出“北朝胡汉之分 ,在文化而不在种族”的论点。这对研究中华民族融合史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 ,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 ,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东晋南朝境内 ,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 ,从实质上讲 ,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 ,是移民政权 ;其次 ,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 ,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 ;再次 。

魏晋南北朝时期美学思想及其对中国园林的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园林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时期,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以及建安文学、田园诗文、书法绘画都影响了园林的创作。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美学思想的转变的关键,走到“初发芙蓉,自然可爱”的更高的美的境界。魏晋美学为中国古典园林确立了思想基础, “天人合一”思想真正运用于园林中,中国园林真正形成了自然山水园的风格,形成了造园活动从生成到全盛的转折,奠定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发展基础。同时对后世园林以及当代园林的发展都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董其昌“以势为主”笔法观辨析

董其昌对传统笔法有深入的探求,对晋人笔法见解独到。米芾书宗二王,以"锋势备全"诠释了对晋人笔法的认识,董其昌于米芾别有会心,视其为重要的取法对象,从米芾处参得"无一实笔"与"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笔法要领,其关捩为"以势为主"。董其昌视"以势为主"为"关捩子",对晋人笔法有了"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转左侧右"、"似奇反正"等深刻的认识。

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

金元之际，严实父子治理东平地区近50年，一面招致流亡文 士，复兴金源文化，一面兴学养士，为元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散曲等多种文学样式的繁 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改朝换代之际文化恹恹不振的局面，起到了发轫 元朝自身文化的作用。

论魏晋南北朝文学中勇武女性形象的出现

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出现了庞氏妇、李寄、木兰等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勇武女性形象。这种女性形象的出现与当时北方民族战争频仍、民风尚武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反映出女性在特殊情况下对自身价值和潜能的开掘,要求自强并成为强者,同时因其对宗族、家庭利益的维护而得到封建社会的认可和赞颂。她们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绝后,具有超越性本质和理想化意义。

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的极度副词研究

利用数理统计,调查极度副词在魏晋南北朝文与汉文佛典巾的使用情况,了解两种文献在使用极度副词方面存在的异同,探讨产生异同的原因。

魏晋南北朝图书传播与文学发展关系探讨

一方面,图书传播对文学发展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文学繁荣又推动了图书事业的发展与传播。从魏晋南北朝时期图书传播的特征、图书传播的主要方式以及图书传播对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等三个方面,对魏晋南北朝图书传播与文学发展关系进行了探讨。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

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军府府佐兼带统属郡(县)职(尤其是首郡)以及行府州事现象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控制,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可是,因为生活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不具备或者缺乏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才能,这直接促使行政体制发生变化来弥补和适应这种地方管理上的不足,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门士族成员因此被选拔出来任职于方镇军府的府佐并兼带统属郡(县)职甚至代行府州事。这种管理方式是在晋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长短互补,相互为用,方镇乃至整个国家也得以正常有效运转。

北京宣南地区的辽金寺庙与碑刻

辽金时期,是北京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这一点,通过佛教的发展与寺庙的营建即可表现出来。从现存的辽金寺庙碑刻可以看出,在这个时期,许多少数民族贵族皆笃信佛教,并且耗费大量钱财在京城营建寺庙。他们的崇佛活动,为北京地区的佛教发展提供了便利条件,也由此产生了一些佛教艺术精品。

何承天年谱

何承天是南朝宋初著名的文人学者,他一生涉猎广泛,在文学、史学、音律和天文学等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但目前学界对何承天生平事迹及其主要作品创作年代的研究仍然很少,尤其是对其著名的政论文《安边论》的创作时间论断不准。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并对何承天重要作品进行系年,力求准确客观地展现何承天波澜起伏的一生。

对三峡地区汉晋时期墓葬所出陶楼的认识

峡江地区出土的陶楼资料表明,汉晋时期三峡地区的建筑成就与周边地区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水平。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三峡地区就与落后闭塞蛮荒之地划上等号,这是由于对三峡历史知之甚少所产生的一种误解。

论“东坡风度”

苏轼与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古代大诗人相比,个性更鲜明,更受到后世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最多的古代名人也是苏轼。这是因为苏轼全面学习、化用"魏晋风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坡风度"。用"东坡风度"来概括苏轼的魅力,比其他任何一个词语都要恰当。后人固然学习苏轼超然旷达、爱国忧民的内在精神,但更热衷于模仿"东坡风度"的各种外在具体行为:谈玄论道、醉以忘忧、性好山水、谐谑风趣、书画怡情、医药养生、人物品评等等。"东坡风度"为历代中国文人树立了一个标准的效仿榜样,千古传颂。

明清南浔诗派探析——以董氏家族为中心

明清时期湖州地区诗派繁盛,其中以南浔诗派影响较大、历史也最为悠久。南浔诗派以董斯张、董说、董樵和董耒祖孙三代为代表人物,其他重要成员还包括董份、董嗣成、董汉策等人。在明末董氏家族民变和明清鼎革的家国剧变过程中,董氏家族的主要支系依然保持着诗文创作的内在动力和自身特色。

论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带"五等"字号虚封爵的出现。晋末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之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京口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由此形成。带"五等"字号虚封爵适时地出现则成为这个现实政治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笔者从这种虚封爵产生的时间和目的进行详细分析,以为正是出于酬赏义熙初年京口北府集团建义之功,朝廷才创设了这种虚封爵。这种虚封爵突破既有的门阀制度优势,确立了以军功为核心的分享军事政治利益的价值导向。这使得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所获取的军事政治利益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且在价值层面上取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京口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得以成立。酬赏军功的这一目的也直接决定了虚封爵的若干特点,对此,笔者也予以分析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