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国际援华运输线路变迁述评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迁都西南。为保证前线之军需和稳定大后方之经济,开辟和保持国际运输线路,从国外获取必须的物资补给,是当时极为重要的战略目标之一。随着战争形势与国际关系的变化,国民政府国际运输线路也不断地进行变更。保持国际运输线路的通畅,打破日军的国际交通战略封锁,是当时国民政府的战略任务之一;同时,也符合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联盟战略,在我国抗战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

抗战时期高校统一招考制度的试行及其反思

1938年至1940年期间试行的高校统一招生考试,是我国有高考以来的第一次尝试。其出发点既是为了便利学生,也是为了统一招生标准,同样还有基于宣示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以及实现政府对高等学校发展控制的隐性功能,而这些恰恰是这个时期推行该政策的真实动因所在。统一招考制度中存在的统一与自主、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今天依然值得我们思考。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两个层次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存在两个层次,由一大二小三个统一战线构成。如果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设想为一个大圆圈,那么这个圆圈事实上是一个椭圆。在这个椭圆里,国共两党是两个焦点。这两个焦点中的每一个,同时还是一个新的圆心,围绕它各形成一个新的统一战线圈子,即国民党为中心的抗日反共统一战线和中共为中心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抗日民主统一战线是中共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原则,是后来反蒋统一战线的基础。

相得益彰:抗战时期党的一元化领导与群众路线的形成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日益严重的经济困难使党政军民之间出现了矛盾,加之官僚主义等因素的影响,直接影响到党在边区的领导和抗日大局。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群众性的双拥运动,从而密切了军队与政府、群众之间的关系,有力地推动了大生产运动,不仅形成了党的群众路线,而且实现与加强了党的一元化领导,二者同步形成,达到了党政军民的团结与统一。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和实践主要有:批判和纠正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和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构建党的知识分子理论和政策的基本体系和框架;在根据地创办各类学校,为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积聚大量人才;广泛团结知识分子,推动文艺界统一战线的建立;支持和推动民主党派建立,团结民主党派共同打击日本侵略者。

苏联国家利益对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

为了达到利用中国战场捆住日军手脚的目的,苏联通过外交关系影响国民党,通过共产国际影响共产党,促成中国国内两大党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为抗战前期的主要支援国,苏联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国民党挑起大规模内战的企图,对维护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但苏联为了本民族利益,过分看重国民党,甚至要求中共以妥协退让来维持统一战线的做法使中国抗日有生力量遭到重大损失,妨碍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

试析《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之反帝局限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提出了《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纲领"的提出,标志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文章从"纲领"的内容、实践过程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纲领"在反帝态度上,并非如不少论者所认为的改变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态度,而是仍然坚持了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的立场,从而呈现出其自身的局限。

论九一八事变后中共策略转变的实现及自主道路的发展

九一八事变后 ,在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的历史条件下 ,中国共产党经历曲折历程 ,逐步调整其策略原则 ,与时俱进 ,在自主发展的道路上不断走向成熟 ,最终承担起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使命 ,引导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

任弼时赴苏与毛泽东领袖地位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基于自身利益,通过共产国际对中共施加影响,要求中共与国民政府实行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而中共党内存在对统一战线的不同理解与声音。为了敦促和监督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以及对统一战线的执行,共产国际派遣王明回国。但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隐含着放弃自主权,一切服从国民政府的倾向,引起毛泽东等人的不满。任弼时在赴苏联向共产国际汇报工作之际,宣传毛泽东的主张和路线,最终引起共产国际对毛泽东看法的改变,季米特洛夫通过王稼祥传达口信,明确表态支持毛泽东为领袖。

试论抗日战争胜利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提升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和中华民族凝聚力的迅速提升是紧密联系的。分析并归纳了其原因,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民族凝聚力提升中所起的作用和地位,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

“联合抗日”与“统一救国”的争论——西安事变前后中国舆论的分歧与整合

西安事变发生后,逐渐成为中国舆论的焦点,媒体对于事变的走向空前关注。自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以来,在抗日的问题上,各方产生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引发了舆论的交锋。伴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加深,争论日趋激烈,并在西安事变前后达到高潮。在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态势和民众抗日呼声日趋高涨的浪潮下,在各方势力不断斡旋与妥协下,西安事变最终得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因此成了国内舆论整合的转折点,国民党推行的"统一救国"主张不断式微,"联合抗日"逐渐成为舆论的主流,全国抗日形势不断高涨。

西安事变后的“统一救国运动”初探

西安事变后上海等地出现的"统一救国运动",表面由各界人士发起,实则为国民党一手炮制而成。国民党欲以"统一救国"的名义,通过"舆论的总动员"压倒中共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削弱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巩固其一党专政的统治地位。为此,国共两党及舆论界围绕是"联合抗日"还是"统一救国"展开激烈的争论。由于违背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战和民主统一的历史大势,"统一救国运动"不仅在理论上遭受中共及有识之士的批驳,在实践上也昙花一现,最终以失败收场。"统一救国运动"的兴亡过程,预示着共产党而非国民党才能完成国家统一的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