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环境、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

本文以2004-2006年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终极控制人现金流权、两权分离、治理环境和终极人性质对股权融资成本的影响,终极控制人的两权分离程度与股权融资成本之间的关系是否受治理环境的影响,以及上述治理环境与股权融资成本的直接和间接关系是否与终极控制人性质有关。研究发现,(1)两权分离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而现金流权与股权融资成本显著负相关。(2)治理环境本身与股权融资成本负相关,且治理环境的显著改善能弱化两权分离对股权融资成本的负面影响。(3)相对于非国有上市公司,国有公司的股权融资成本较低,且上市公司的国有性质在一定程度上能强化治理环境对股权融资成本的正面作用。

生命周期视角下的股权制衡与企业价值

本文将企业生命周期作为约束条件纳入股权制衡与企业价值的关系分析。在划分上市公司企业生命周期和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基础上,匹配2004-2006年符合股权制衡与一股独大条件的对应样本,考察股权制衡和一股独大的股权安排模式与企业价值的关系。研究发现,处于成熟期时,股权制衡的上市公司企业价值显著高于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企业价值。由于未获得成熟期的民营企业样本,因此成熟期最终控制人性质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差异无法验证。处于成长期时,一股独大的上市公司企业价值均值高于股权制衡的上市公司企业价值,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而且在成长期最终控制人性质并未显著影响制衡与否与企业价值的关系。

终极控制人性质、内部控制缺陷与企业风险

以2008~2014年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考察转型经济环境下终极控制人性质如何影响内部控制缺陷及其修复与企业风险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内部控制缺陷越大,企业风险越高,但缺陷修复能显著降低企业风险;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比民营企业的风险程度显著更小,但相对央企而言,地方国有企业更容易出现风险,尤其在治理环境差的地区,地方国企的风险程度显著更高。研究表明,不同的终极控制人性质导致了企业内部控制缺陷对企业风险的不同影响,这既为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提供经验证据,也进一步昭示强化企业内部控制风险免疫功能的重要性与紧迫性。

董事会治理、产权性质与代理成本——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2年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实证检验董事会治理对代理成本的作用与效果,以及产权性质对两者关系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治理水平与代理成本显著负相关,高水平的董事会治理能有效抑制管理层的利益侵占行为,其中,合理的董事激励与约束机制能够对代理成本起到直接的抑制作用。进一步的研究表明,非国有控股公司董事会治理对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更为有效。而在国有控股公司中,代理成本与董事会治理关系并不明确,完善董事会结构的投入反而增加了代理成本。本文解释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对代理成本抑制作用的原因,并对发挥董事会治理作用、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上市公司的运行效率提出了建议。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金字塔控股结构特征分析

中国家族上市公司具有代表性的最终所有权结构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金字塔控股结构,在这种结构中,中间层持股中介基本都是股权较为封闭的非上市公司,最终控制者的家族和泛家族成员对其持股具有普遍性、隐蔽性和模糊性,使得控制性家族最终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较低但容易被实证研究高估。剖析中国家族PH结构的特征能够为相关研究提供更为合理的前提假设,同时也可供政策制定者和监管当局参考。

终极控制权对高管薪酬激励效应影响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高管人力资本产权实现的理论视角,考虑终极控制权情景因素,实证分析了高管股权激励的结果效应。结论显示,终极控制权影响高管薪酬激励方式的选择,高管薪酬激励方式影响企业绩效,具体控制权情景下高管薪酬激励方式间企业绩效存在差异。总体而言,不论国有性质还是非国有性质,低控制权强度下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绩效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企业,而高控制权强度下二者的差异不显著。

管理层防御会导致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吗?

本文选取2006~2014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管理层防御对零杠杆策略的影响。研究发现:良好的内部监督治理质量和激烈的产品市场竞争,都能够降低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的可能性,且零杠杆公司的CEO更替-业绩敏感性低于对照组公司。结果表明管理层防御是导致公司采取零杠杆策略的重要原因。进一步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企的零杠杆策略并不受管理层防御的显著影响,而非国企的零杠杆策略受到管理层防御的显著影响。

从存货管理的视角看中国市场化改革和国企改革——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以2005-2014年沪深制造业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检验了最终控制人、存货管理效率与企业价值之间的关系,论述了我国经营环境与国企可能存在的问题以及这些问题可能对企业营运管理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存货周转速度没有提高。尽管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存货周转速度高,但企业价值却较低,反映了中国市场机制的不完善给国企造成的低效率。JIT等高效存货管理系统的应用对企业价值的增加作用有限,非国企的受限程度大于国企,说明了存货管理效率的提高不能对促进企业成长发挥重要作用,反映了市场机制的不完善使国企与非国企并未成为平等的市场主体,对非国企的不利影响大于国企。

审计师声誉与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基于银行信用借款决策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1至2006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银行信用借款决策的视角,研究了审计师声誉对银行信贷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聘请高声誉审计师的上市公司更可能获得银行信用借款(即存在"门槛效应")且信用借款的比例更高(即存在"约束效应");在区分产权性质后发现,国有控股公司中审计师声誉机制主要体现为"约束效应",其原因在于"政治关系"是一种更可靠的替代机制;非国有控股公司中仅存在审计师声誉机制的"门槛效应",主要归因于我国司法体系不健全,银行将寻求其他更可靠的替代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声誉是一种有效的资源配置机制,但其有效性受制度环境的制约。

投资者保护、终极控制人性质与会计信息可比性

通过测度中国上市公司的会计信息可比性值,实证考察了投资者保护对可比性的影响。结果显示:投资者保护程度与会计信息可比性显著正相关,即在我国投资者保护程度较强的地区,企业管理层能更严格遵守会计准则规定,会计信息可比性较高。进一步检验发现,相对于国有控股公司,投资者保护程度与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正相关关系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更加显著,因此,投资者保护制度对国有控股公司管理层会计行为的约束能力较弱。稳健性检验结果发现,这种正相关关系在中央政府控股公司与地方政府控股公司间不存在显著差别。

最终控制人性质、外资持股与股利分配行为——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呆用2004-201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分析金字塔控股结构所带来的两权分离度与股利的相关关系来探究最终控制人性质不同的公司进行股利分配的动机，同时研究了在股利分配动机不同时外资股东对股利分配水平的影响。研究表明，国有控股公司的股利分配水平高于非国有控股公司，而其高股利分配的动机源于利用股利作为掩饰大股东掏空行为的“面具”；这一动机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不显著。在国有控股公司中，外资持股通过降低股利分配水平的方式抑制了公司掩饰掏空的动机，且英美法系股东的这一作用更为显著。

财务治理影响企业资本结构吗?

文章基于北京师范大学开发的财务治理数据和上市公司的资本结构数据,研究了财务治理和资本结构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其财务治理指数对资产负债率均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大部分的财务治理分项指数对资本结构的影响与总指数是一致的,特别是财务监督和财务激励等分项指数与资产负债率之间存在着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从影响程度来看,国有上市公司财务治理与资本结构之间的负相关关系更大一些。公司财务治理好意味着对中小投资者权益保护程度更高,因而会受到中小投资者的青睐,公司的资本结构就会得到改善,在国有上市公司更是如此。文章的研究结论为完善公司治理和保护中小投资者权益提供了新的经验。

终极控制人两权分离、所有权性质与股票流动性

以2003～2009年沪深两市仅发行了A股的上市公司为样本,使用高频交易数据构造相对有效价差和相对报价价差以衡量股票流动性,同时采用价差分解的方法构造逆向选择指标以衡量信息不对称程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考察。研究结果表明:两权分离度越高,则股票流动性越低,信息不对称程度越高;和国有企业相比,这一关系在民营企业中表现得更加的明显。

最终控制人特征、政府控制与公司价值

本文采用中国 A 股上市公司最终控制人属性、控制权比例、控制权与所有权背离程度、控制链长度等因素对上市公司价值进行了研究。回归结果表明最终控制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公司价值之间呈非线性的正 U 型关系,而所有权与控制权背离程度与公司价值的关系并不显著。政府目标多元化导致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其目标并不一定是股东价值最大化,政府附加的社会责任给上市公司的价值带来负面影响,这种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于下级政府部门。政府对上市公司控制链越长,企业受到政府的干预就越少,公司的价值就会越高;而控制链对于非国家最终控制的公司的价值影响并不显著。本文还发现不同非政府实体最终控制的上市公司之间价值不存在显著差异。

金字塔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

以2004年至2010年715家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面板数据模型研究我国金字塔结构特征对上市公司现金股利政策的影响,结果表明:控制权、现金流权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及支付力度显著正相关;两权分离度与现金股利支付力度显著负相关;金字塔结构较复杂、终极控制人具有集团性质时,现金股利支付倾向与支付力度较低;现金股利支付倾向受终极控制人产权性质影响。

金字塔控制结构的经济后果研究:一个综述

金字塔控制结构是一种重要的公司治理机制,能产生显著的经济后果:负面经济后果包括控股股东的资源掠夺、过度投资以及融资成本增加;正面经济后果包括构建集团内部市场、缓解融资约束、控股股东的反向支撑及抑制政府干预等。制度环境和最终控制人的股权性质对金字塔结构的经济效果产生了显著的调节作用,投资者保护、政府治理越好,越能缓解企业代理问题,金字塔结构所产生的负面经济效果越小;不同性质最终控制人效用目标的不同也会导致金字塔结构经济后果的差异。未来研究应关注金字塔结构的形成机理以及金字塔结构发挥正面经济效果的约束条件及其经验证据。

内部控制的重新定位——基于企业本质角度的思考

传统的内部控制存在诸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为内部控制局限于审计视角,所构建的内部控制体系中缺少所有者及相关利益者,忽略了企业治理控制这一最基础的内部控制。企业本质与内部控制有着内在逻辑关系,内部控制致力于实现企业系统整体有效。从企业系统整体的角度来看,内部控制应包括六个部分:控制环境、企业治理控制、企业管理控制、业务控制、信息系统、监督评价与报告。这六个要素相互联系、综合作用,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现代企业内部控制理论框架。

会计信息质量、终极控制人与资本配置效率

本文以沪深两市2007-2013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会计信息质量对我国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检验了在不同终极控制人性质和行政级别情况下会计信息质量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研究发现:高质量的会计信息可以有效的提升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上市公司终极控制人性质对会计信息质量与资本配置效率的关系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即相对于政府控制上市公司而言,会计信息质量对非政府控制的上市公司资本配置效率的推动作用更强;会计信息质量对不同行政级别政府控制的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差异并不显著。

金字塔型股权结构是否具有企业成长效应?——基于最终控制人性质的分析

在以往的企业成长研究中,股权结构等制度因素被忽视,不同性质的最终控制人下股权结构的企业成长效应更是缺少实证支持。本文以具备金字塔型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按最终控制人的性质对股权结构的企业成长效应进行了分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的终极股东制衡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直接股权制衡度对控制层级的负向效应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地方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比例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直接股权制衡度对控制层级的正向效应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直接股权制衡度和终极股东制衡度对控制链条数量的负向效应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中央控制的上市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权的分离程度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直接股权制衡度对控制层级的正向效应具有显著的强化作用。这为针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从股权结构的角度寻求企业成长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金字塔层级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研究——基于产权性质差异的视角

金字塔式股权结构已成为上市公司中普遍存在的一个现象,通过对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结构的形成原因以及两类公司金字塔层级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后发现:民营上市公司与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结构形成的制度背景不同,金字塔层级对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在两类公司中截然相反。在民营上市公司中,金字塔层级的延长加剧了终极控制人的代理问题,金字塔层级越长,终极控制人的"掏空"行为就越严重,进而会降低公司的经营绩效。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金字塔结构是政府"放权"的产物,金字塔层级的延长降低了政府干预程度,促使国有公司进行市场化经营,进而提高了公司的经营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