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晚清至民国中英留学政策变迁及其影响

晚清至民国中英留学政策在英国推行殖民主义、中国社会“救亡图存”背景下,以洋务运动中的“海军留英”、民国时期的“庚款留英”和抗日战争期间的英国对华援助三大事件为中心,整体呈现发展曲折、政策体系不健全和受美、法两国影响大等特点。海军留学阶段,清政府大力派遣海军留英生,英方基本接收;庚款留英阶段,英国跟随美国脚步,推行“庚款兴学”;抗日战争阶段,英国积极推动中英教育交流,以此作为援华政策的一部分。留英教育帮助中国培养了多领域人才,推动了我国近现代教育、科技、军事、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进步。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新名词、外来语与清末的“新小说”--以《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为例

清末具有革新倾向的小说,在词汇方面,大胆创造、引进和使用了很多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行为的新名词与外来语。这些新词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层面,还是在语言形式层面,都改变了旧文学的主题与文体。通过对三部清末“新小说”文本中使用新名词、外来语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些“新小说”在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两个方面逐渐显露出现代特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清末的文学在新词汇的创造和使用方面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在语言层面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

故宫博物院藏清末新军影像评述

故宫博物院藏有清末新军相册12部共800余张影像,这是目前海内外数量最多的一批新军主题照片。其拍摄时间从1905年持续到1910年,内容分为校阅和秋操两大类。影像呈现了当时新军将领、武器、服制、训练及演习等真实画面,是清末新军编练成果的直观展示。

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在晚清的中落、续衍及转换

发源于本土的神怪小说传衍至晚清却迎来了它的“终结期”,一方面是书评家们对其犀利而直接的猛然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者们的“集体噤声”与刻意规避,由此形成了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中落的原因与科学话语的传入、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但其自身的叙事特点与审美特性,以及中国本土巨大的接受惯性,又使得它从“彻底的终结”转向了“可能的再生”,并召唤小说家们开启重新利用传统神怪资源进行创作的新尝试。在通过“有意误读”或“故事新编”等方式重新获得接受的同时,晚清神怪小说亦在向新类型渗透转换的过程中,呈现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面貌。

清末粤东新式学堂创设:丘逢甲与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

清末丘逢甲借力日本东亚同文会,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的初衷是岭东同文学堂设于汕头埠,由于同仁杨鲁等人皆认为应设在潮州,于是在潮州开设了东文学堂。但丘逢甲仍与林梁任“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创设岭东同文学堂。清末粤东新式学堂,除了潮州的东文学堂,还有汕头埠的岭东同文学堂,并没有学界所讨论的汕头东(同)文学堂。且两家学堂在1901年6月前均有实际办学,聘请了东亚同文会会员为日本教习。至于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为何出现“汕头东文学堂”和“汕头同文学堂”等名称,有两种可能,一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夸大成绩,二是潮州话的“同”与“东”同音,报告撰写者的随意性使用。

清末民初儿童文学现代演进中的新伦理建构

查尔斯·泰勒所言的“大脱嵌”革命在清末民初引发了新伦理的建构。基于儿童成长的发展性、可塑性,儿童被视为新兴民族国家的希望,清末民初的先觉者们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召唤下,焕发出构建儿童新意义秩序的极大热情。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就是伴随着关于儿童的新伦理秩序而生成的,其主要通过三种路径来完成:在新家国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国民;从德性伦理到规范伦理建构中“制造”小公民;在新身体伦理建构中“制造”“模范儿童”。然而,儿童在“大脱嵌”革命后并没有真正获得自我主体性,而是再次将个人置于新国家共同体框架中,成为负载着人们关于国家、政治和文化想象的隐喻符号。尽管如此,清末民初的文本中总有些儿童拒绝被格式化规训,他们总能冲破现实的困境、观念的囚笼,叫喊出生命的喜悦和自由。这说明儿童文学的现代演进之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因为真正的童年精神在引领着我们。

清代中晚期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历史发展

清康熙五十一年(1712),朱子升配十哲之列,朱子学备受尊崇。及至清中晚期,理学内部的道统问题基本解决,程朱陆王之学乃以调和的姿态共同对付来自理学之外的学术冲击成为主流。随着清中晚期乾嘉汉学的兴起与消长、西学的渗透与冲击,理学士人更是会通汉学与宋学,程朱陆王学术融合成为主流。不过,这种“融合”却多从形式上会通,而少有理论内涵上的创新。程朱陆王论争问题的重点已不再以是否“正统”为主要内容,而是转变成了纯学术方法论的问题,注重以不同的方法、范式来表达自我,回归朱陆文本元典。同样的,在十九世纪后期以至近现代朱子学时期,虽然程朱陆王论争问题成为学界一再提及的话题,但这时对于程朱陆王学术思想的辨析基本都与方法之变有关,并没有太多关于其学术内涵本质性差异的讨论。

晚清新小说的伦理叙事与观念转型

晚清新小说关注现实社会问题,反映民众的思想和精神,不仅批判君主专制体制的弊端和戕害个体独立人格的礼教伦理,还实现了从忠君到爱国的思想转向和从臣民到国民的身份转变,具有强烈的时代色彩,表现出救亡图存的政治诉求。晚清新小说君臣伦理叙事和伦理变革思潮交汇互动,在推动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的联动--清末新政时期四川禁止迎神赛会

晚清推广新式教育,既是国家政权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晚清新政改革的目标之一。因财力不足,筹款困难,清政府提出“庙产兴学”,即利用包括迎神赛会等常年祭祀活动的各种会社产业,筹办新教育或转用于新政中的其他领域;而这成为1901至1911年的新政时期官方禁止迎神赛会的直接诱因。同时,迎神赛会被视作“迷信”,禁止迎神赛会开始成为破除迷信、开启民智实践之一。四川地区禁止迎神赛会,呈现了“迷信”话语和“庙产兴学”政策在清末新政时期的结合与走向政治实践的历史过程。这成为此后政权常常使用的策略。“国家”推动“破除迷信”是清末新政时期禁止迎神赛会与传统禁令的不同之处。对这一时期禁止迎神赛会的考察,有助于把握清末新政在近代国家建设的意义。

乘时建树:北方桐城派与清末直隶新政

后期桐城派领袖吴汝纶在直隶为官为教三十年,门下弟子数千人,直隶地区由此形成北方桐城派。直隶一批年轻辈的桐城派人士既有科举功名又有海外留学经历,视野开阔,思想开放。他们在清末新政运动中,主导直隶教育近代化的改革,推动直隶立宪运动的发展,参与直隶警政的建设,还通过倡导不缠足、禁烟、官话简字等引导直隶地区社会风俗的改良和国民素质的提高。清末直隶的桐城派不以文章为务,而是讲求读书致用、经世济民,为新政改革做出了一定贡献。

向心与离心的二重奏:文学地理视阈中晚清新小说的发展面向

晚清文学场域出现了空间位移的新向度,这不仅是社会文化场域变化的必然反映,也是晚清文学基于传统文学的持守与偏移所体现出来的独特意蕴。晚清新小说作为晚清文学场域中的“弄潮儿”,一方面,以自己独有的空间分布在价值引领与小说变革的历史洪流中,印证着“小说时代的到来”,并且以向心聚合的总体路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文学区”。另一方面,在传统帝国的文化文学中心北京遭遇了文学资本的流转以及价值衍化后,晚清新小说形成了以帝都北京为发散中心的“文学区”,表现出创作地理空间的外溢,以及价值上的回溯复古、政治改良和现代批判,在形下和形上层面凸显出与传统小说文类异质的发展模式。双向矛盾运动的“文学区”二元生成在彰显特殊历史文化视阈中文学抉择的同时,仍然具有深层的意义表征和价值指向。

《新石头记》连载情实考论——兼及近代报载创作小说初刊文字核勘的意义

吴趼人重要科幻小说《新石头记》在《南方报》初刊至少至第二十一回,并非过往认知的十三回或二十回,而且曾连载完结的可能性极大。《南方报·新石头记》底稿应是四十回成品,是传统章回小说写作方式和晚清报载小说方式的融合,不同于常见报载小说的随写随刊,最符合梁启超“俟全书卒业,始公诸世”的新小说写作期待。吴趼人选择报章连载该小说成品,除前此小说连载的习惯,或也受了反美华工禁约运动的刺激。比勘《南方报·新石头记》与单行本《新石头记》文字,变化之处甚少,更佐证了吴趼人是写定小说交付连载的情实。但两者间也有若干比较明显的文字损益,能令读者管窥从报载本到单行本,吴趼人在文本内外的斟酌考量。

新型边塞观念与晚清海疆词书写

晚清的新型边塞环境造就了极具特色的海疆词。晚清海疆词是指鸦片战争后,当海洋作为军事活动的发生地和交通往来的国境线之时,以这一地理空间及其所承载的历史事件为书写对象的词作。按照其创作性质和生成语境,其内容可分为亲历者记录的海疆战事、俯览海疆者的思索与追怀、闻听与想象中建构的文学化海疆。词中的海疆书写既呼应了清人以词存史的追求,展现海洋史、战争史的微观侧面;又呈现出一种新型边塞观念,折射时代变局下复杂的文化心态,以及时人家国认知中隐约的近代化意识。

清末民初贵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特点

清末民初,中国社会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这一时期,地处西南地区的贵州省,在多种因素的影响和作用下也出现了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因其地理环境封闭,社会经济、文化教育发展落后等原因,贵州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形成时间晚,软弱性和不成熟性更明显;形成途径比较单一,外省籍新知识分子对这一群体形成的促进作用明显;形成的困难和阻力大于长江沿岸和东南沿海诸省市同类群体;形成了既有共同特征又独具特色的政治派别;受日本新思想影响较大;主要集中在贵阳、遵义和兴义等少数城市。

“新”出传统:晚清新小说的叙事转变

晚清时代的小说家始终坚定不移保持着传统文化的“本位主义”立场,对于叙事角度、叙事立场以及价值观念的选择保留着文学以往叙事小说的维度以及宏观价值的旨意与趣味,且采取想象的思维逻辑来对民族形象、国家形象进行构建。叙事主题的“道统”色彩、小说人物形象的固化与类型化、章回体叙事框架模式的使用、史传传统和历史叙事的侧重,均表现出晚清新小说浓郁的常规叙事特征。晚清新小说家在文本叙事方面中表现出对常规叙事的冲破与偏向,在叙事思维逻辑层面表现出对常规叙事方法的态度与多元选择。晚清新小说在叙述模式上延续了大量的叙事规则,尽管熟练度较低,不足之处较多,但其在“传统”基础上所衍生的“新”方向具备一定的文化史价值与文论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