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缘·文化·政治:晚清新小说的父子伦理叙事

在20世纪初“道德革命”和救亡图存的历史语境中,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父为子纲的伦理文化,另一方面又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新学中汲取话语资源建构父子关系,呈现出血缘亲情、伦理文化和国族政治相互交织的文学景观。从审父叙事与慈父想象、子承父志、子报父仇三个方面分析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内容和写作策略,可以看到晚清新小说父子伦理叙事与晚清伦理变革、救亡革命思潮之间交汇互动和互为生发的共生关系。

岁朝图:元旦、元宵与王朝正朔

清代苏州版画中岁朝题材的盛行,既有皇家推动,也有民间氛围,如蔡卫源版《岁朝图·梅雪争春》和桃坞主人版《岁朝图》。百子题材苏州版画中多有孩童燃放爆竹的场景,应与“春雷百子”的观念有关。清代苏州版画繁盛期与乾隆时期使用“年画”概念的时间相重叠,此时的岁朝图,也应与当时清宫的“年画”概念相契合。

明末至晚清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对西学的认知及差异

明末至晚清,受时代变迁和学术变化的影响,出现了传统书目与新学书目两种目录学著作。两种书目对西书均有著录,并通过提要等方式评判西书,尤其重视对科技类、宗教类和史地类西书的讨论,体现出不同的价值取向。它们对科技类西书都较为赞赏,但传统书目多注重其实用性,新学书目更注重其科学性;对宗教类西书的评述都有否定之词,但传统书目多措辞激烈,新学书目则更为理性。和传统书目相比,新学书目更加重视史地、政法类西书的著录,其评语多涉及对国家、民族问题的思考,体现出一种世界眼光。传统书目作为专制文化与学术体系下的产物,多在实用价值层面上肯定西书,新学书目则将自身的政治诉求贯穿于西书评述之中,有着不同于传统书目的时代价值。

废科举前后翰林文人群体的自救活动与知识转型

清末十年,长久以来地位尊崇的翰林文人群体,受到新政持续冲击,面临“政”“学”双重危机。如何调适因应,找到新定位,实现转型,成为一大难题。为此,编纂新书、办讲习馆,皆是翰林文人群体持续不断的尝试和努力,可以视为他们的“自救活动”。这些自救活动既往所知有限,现可通过深度解读翰林文人群体的文集、日记而揭示出来。这既反映了新政时期安置旧人的复杂较量,也展示了政治和文化格局剧变时代,旧精英群体寻找新定位和知识转型的艰难历程。

清代扬州木刻年画与其他地区木刻年画之比较

扬州在明清时是重要的运河经济文化枢纽,其雕版印刷技艺也闻名全国。清代以来,扬州的雕版印刷发展至鼎盛时期,这期间扬州的木刻版画品类丰富,极具艺术价值,其中木刻年画虽产量不高,但因地方文化的影响而形成了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与著名的苏州桃花坞、湖南滩头、山东潍坊杨家埠等地区年画相比较,有相似之处,也有其独特的题材及表现形式。

在传统中求变:从《新世界学报》看清末知识分子的文化思考

清末是近代中国思想文化转型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由瑞安名宿陈黻宸主编的《新世界学报》刊载了大量论学文章,体现了知识分子的文化思考。学报倡导保国粹,建立“孔教”,尊崇儒学和调和中西文化的文化主张,反映了知识分子在时局危亡和中西学相碰撞时,从传统和西方开掘文化资源,以期复兴民族文化的努力。他们的文化思考,虽有创见,但总体上没有脱离传统框架。他们努力与既有政治保持距离,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思辨的深化,也反映出革命思想文化尚未成为当时社会主流的历史事实。

清末民初“新名词”的流行与文学革命

自鸦片战争以来,尤其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以来,随着中外人员交往的日益频繁,新事物、新思想不断进入中国,产生了许多表现新事物、新概念的新名词。这些新名词产生以后,一方面是有识之士和普通大众的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则是保守势力的反对和攻击。新名词在这种既受欢迎又被抵制的环境中,逐步渗透到汉语词汇系统中。这些新名词,既在观念层面,也在语言形式层面,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汉语词汇体系,为文学革命的成功和新文学的发生奠定了语言基础。

清末科举改制下的浙闱新变与现实省思

光绪二十七年,清政府颁发科举改制谕令,对乡试命题范围、参考书目以及阅卷标准等进行改革。但改革使入闱前浙江士子进退维谷,闱场内乱象也不一而足,考生失范行为频现,仓促条对、敷衍作答、试卷曳白被贴者更不知几何。最终,在考生消极应对与考官素质不足、路径依赖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下,新制精神的落实大打折扣,以致科举制度最后的更张未能为自身续命。清末科举改制失败对当前考试制度改革,尤其是高考制度改革,仍具有重要启示。它警示后世在推出重大考试改革之前,务必要系统谋划,充分准备,循序推进。

清末基层治理模式的嬗变——以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问题为中心

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是近代国家基层治理变革的重要内容,这场制度变革深刻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的基层治理模式和政治生态。选举制度是城镇乡地方自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移植而来的西式票选制度对当时中国基层政治生态产生的冲击和影响不容低估。“居民”等地缘主义视角的治理概念取代了传统“臣民”等身份视角的旧政治话语。“选民”观念确立的背后则是西式选举制度的移植,基层治理中的权力来源和权力结构也因此发生了很大变化。

新名词、外来语与清末的“新小说”--以《新中国未来记》《东欧女豪杰》《自由结婚》为例

清末具有革新倾向的小说,在词汇方面,大胆创造、引进和使用了很多表现新事物、新思想、新行为的新名词与外来语。这些新词汇,无论是在思想内容层面,还是在语言形式层面,都改变了旧文学的主题与文体。通过对三部清末“新小说”文本中使用新名词、外来语的统计分析,发现这些“新小说”在思想内容与语言形式两个方面逐渐显露出现代特征。这从一个侧面可以说明清末的文学在新词汇的创造和使用方面为后来的“五四”文学革命在语言层面作出了开拓性、奠基性贡献。

故宫博物院藏清末新军影像评述

故宫博物院藏有清末新军相册12部共800余张影像,这是目前海内外数量最多的一批新军主题照片。其拍摄时间从1905年持续到1910年,内容分为校阅和秋操两大类。影像呈现了当时新军将领、武器、服制、训练及演习等真实画面,是清末新军编练成果的直观展示。

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在晚清的中落、续衍及转换

发源于本土的神怪小说传衍至晚清却迎来了它的“终结期”,一方面是书评家们对其犀利而直接的猛然批判,另一方面则是创作者们的“集体噤声”与刻意规避,由此形成了想象的“禁忌”。神怪小说中落的原因与科学话语的传入、义和团事件的爆发以及小说界革命的倡导有关,但其自身的叙事特点与审美特性,以及中国本土巨大的接受惯性,又使得它从“彻底的终结”转向了“可能的再生”,并召唤小说家们开启重新利用传统神怪资源进行创作的新尝试。在通过“有意误读”或“故事新编”等方式重新获得接受的同时,晚清神怪小说亦在向新类型渗透转换的过程中,呈现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面貌。

清末新军军服改革与军衔制度变迁

晚清时期的中国处于一个动荡与变革的时代,军装作为一种特殊的服饰,在这一时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传统的长袍马褂逐步转向便捷的现代化军装。中国的现代军衔制度也产生于这一时期,并通过军服上的各种标识符号表现出来。文章主要就清末新军军服改革及其军衔制度进行研究。

清末粤东新式学堂创设:丘逢甲与日本东亚同文会会员

清末丘逢甲借力日本东亚同文会,创设岭东同文学堂。丘逢甲的初衷是岭东同文学堂设于汕头埠,由于同仁杨鲁等人皆认为应设在潮州,于是在潮州开设了东文学堂。但丘逢甲仍与林梁任“继续推动在汕头兴学的原议”创设岭东同文学堂。清末粤东新式学堂,除了潮州的东文学堂,还有汕头埠的岭东同文学堂,并没有学界所讨论的汕头东(同)文学堂。且两家学堂在1901年6月前均有实际办学,聘请了东亚同文会会员为日本教习。至于日本东亚同文会的报告,为何出现“汕头东文学堂”和“汕头同文学堂”等名称,有两种可能,一是日本东亚同文会广东支部夸大成绩,二是潮州话的“同”与“东”同音,报告撰写者的随意性使用。

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研究

清末民初为中国社会的重要转型期和嬗变期,新与旧的剧烈冲突,使得这一阶段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景象,婚嫁服饰同样经历了由传统至现代的过渡。江南地区作为清末民初服饰变革的重要阵地,其婚嫁服饰变革特征明显。以相关画报等资料为线索,对清末民初江南地区婚嫁服饰进行研究,并将其重要历史特征及变革过程进行分析,从而为研究婚嫁服饰的历史衍变提供参照。

清末新小说中的“新中国”想象

从具有互文关系而政治倾向迥异的四篇清末新小说可以见出,其时知识精英对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共同信念,从中可以复现当时知识精英对未来中国的道路设计、实现途径及远景规划的全景。清末新小说对于"新中国"的想象,具有政治启蒙目的,以实现"小说"救国的宗旨。但这些小说文本仅仅停留于"民族国家"想象,尚未完成国家理论的建构。

论清末和民国社会教育的宗旨

清末和民国的社会教育突出了理论上的创新性、时间上的持久性、内容上的广泛性、对象上的普遍性,堪称中国教育史上的重大变革,其宗旨可以概括为"作新民"与"唤起民众"。"作新民"为宗旨的教育运动与"新民说"以及"新青年"观密切相关,"唤起民众"的教育运动根源于"总理遗嘱",两者的共同目的在于弥补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不足,同一性则是变革教育、培养新国民,救亡图存。

清季兴学潮中的“西部镜像”——清末四川新式教育兴起的历史考察

随着资本主义势力在四川的渗透和民族资本、官僚资本的逐渐发展,清末四川各级各类新式学堂不断涌现,传统封建教育逐渐走向瓦解,四川教育在变革的阵痛中掀开了艰难的近代化历程。清末四川的新式教育起步虽晚,但成效显著,一改元、明、清中叶以来四川文化教育地位的衰落之势,一跃成为全国新式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成为清季兴学极富代表性的地区。清末四川新式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既是早期四川近代化和中国教育近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近代四川的社会变革,有力地促进了四川民众知识结构的更新和思想观念的进步,为近代四川社会变革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文字“白话报”初解

文章以清王朝末年到民国初年在西藏、新疆和北京地区创办的民族文字白话报为样本,试图厘清这一时期民族文字报刊的发展轨迹,探究它们对国家民族事务的积极意义,解析其传播模式,确定其在中国民族新闻传播事业历史进程中的应有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