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牛李党争”对会昌毁佛的影响

“牛李党争”是唐朝中后期一场著名的政治斗争,对会昌毁佛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两党因政治立场和利益冲突,在对待佛教问题上存在分歧。牛党倾向于保护佛教,而李党则支持打压。这种对立态势直接影响了会昌毁佛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使其在不同地区和时间上表现出差异性和复杂性。同时“牛李党争”恶化了当时的政治氛围,加剧了社会矛盾,给毁佛运动带来了更大的阻力和挑战。

新出土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相关问题探索

李德裕是晚唐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的政治活动和文学活动在新出土的石刻史料中有着较多的记载。梳理这些石刻史料有助于李德裕研究的进一步深入。由新出石刻史料可以从五个方面对李德裕展开研讨:第一,石刻文献有关李德裕资料的清理;第二,从石刻文献考察李德裕与牛李党争;第三,从石刻文献考察李德裕与唐代文化;第四,石刻史料与李德裕的文学创作;第五,石刻文献与李德裕的世系、生平和交游。

杜牧大和九年行迹思想新探

杜牧由淮南节度掌书记调任监察御史 ,大和九年由扬州经汴路赴京。因朝廷党援关系的变化 ,不得不移疾分司东都。这一年发生的“甘露之变”是杜牧文学创作的转折点 ,使他的心态由经世报国变为全身远祸。杜牧在大和九年与李戡的交往中 ,文学思想有了明确的表现。他推崇李戡“有道有学有文”的品行 ,并借李戡之口以否定元白的诗作 ,代表了晚唐前期的文学思潮。

新出土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考索

河南省偃师市新出了唐代文学家李当墓志。这方墓志提供了李当籍贯家世、生平经历、诗文著述等重要资料,记载了李当的科场经历和仕宦出处,牵连到牛李党争的人事关系,对于唐代科举史和政治史研究具有重要作用。李当是大诗人李益之子,其诗文撰著无疑受到李益的影响。该墓志也就有益于我们了解唐代文学家的家族传承特点,本身也是一篇难得的文学家传记。因此,李当墓志具有重要的文献学和文学价值。

试析岑仲勉《隋唐史》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批评

《隋唐史》是岑仲勉在隋唐史研究方面的代表作,书中对陈寅恪隋唐史研究的观点多有批评,主要集中在关陇集团、隋唐制度渊源和牛李党争等问题上。二者观点相异的原因,在于岑氏《隋唐史》和陈氏"二稿"在编撰目的及体例上不同;二者立说的视野、侧重点亦相异。陈、岑二氏在隋唐史研究领域的各自建树乃至局限,恰恰构成后来研究者的起点。

唐后期方镇使府宾主关系与牛李党争

在唐后期方镇使府中 ,府主与宾僚之间存在着特殊的亲近关系。当节帅和僚佐都入朝为官时 ,容易因旧僚关系胶固而结为朋党。在唐后期延续长达四十余年之久的牛李党争中 ,在幕为宾主 ,入朝为朋党的现象十分突出 ,牛、李两党中都有宾主在朝党同伐异的现象。因此可以认为唐后期方镇使府僚佐辟署制度在朝廷党争中曾起到不良的作用。宣宗时建立宰相与谏官之间幕府宾主回避制度 。

令狐楚纂进《御览诗》“微旨”考

在唐代的唐诗选本中,唯《御览诗》系令狐楚奉诏编选,这一点与其他选本具有明显的不同。《御览诗》的编选宗旨,令狐楚未在选本的前言中加以说明,史书也无片言记载,故而后世评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明万历年间的赵均针对《御览诗》选诗多情至之语不应纂进的观点,强调了采诗的社会功能;清初的何焯讥讽令狐楚所选诗歌鄙浅,且未选讥切时政的诗歌,殊为不当;明末清初的毛晋称令狐楚选诗“间易原题”,隐含“引嫌避讳之微旨”。本文结合唐代的诗风演变、唐宪宗的诗歌雅好、牛李党争以及令狐楚所处之环境等因素,分析令狐楚选诗“引嫌避讳”而又委婉寄托的审慎心态。

牛李党争中的杜牧其人

旧史称杜牧“刚直有奇节”,今之论者亦谓其“刚直耿介”,在牛李党争中“不屑逢迎权贵”,“不肯稍事敷衍”。本文以史实为镜照之杜牧,认识其在牛李党争中的依违变化,并追寻出其合于自己、有利于自己、能寄予希望者则趋之,否则则舍之的趋舍标准,以提供对其知人论世的另一个侧面。

李商隐与“牛李党争”关系新解

李商隐的一生与历时40多年的牛李党争相始终。但他怀抱着"爱君忧国"的政治理想,表现出的是具有独立政治见解、富有正义感的正直特立品格,他丰富的政治诗创作正是这种政治理想的结晶。由此而导致了他在朋党政治下的坎坷命运。

张读《宣室志》征兆类作品与晚唐政治

文学作品与时代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晚唐深州名士张读《宣室志》中的征兆类作品与晚唐政治紧密相关。张读假托种种荒诞不经的异兆暗示晚唐诸多名臣的命运,隐晦地表达对时政的看法,深刻揭露了晚唐时期官宦专权、牛李党争、藩镇割据种种政治乱象,揭示出唐代统治集团的昏庸与腐败,体现出晚唐文人对现实政治既悲观失望,又对唐王朝仍抱有些许期待的复杂心态。

论晚唐小说《冥音录》思想主题与思想价值

《冥音录》是一篇充满玄机的小说,在疑惑、悬念及答案的背后隐藏着作者不便言说的历史背景与深刻意图。鬼女所授曲名、授曲目的、崔氏二女、宪宗与穆宗等人物与情节皆有非同寻常的寓意。小说应是与李党势不两立的牛党人物在特定时间节点,为了策划一个特殊而重大的行动而写的。以暗藏玄机的故事和隐言密语式的表达方式向其同党发出弑杀武宗、更立新君的倡议,鼓动宫廷政变是小说创作的目的,也是小说的主题。它的存在说明在唐代把小说作为政治工具者并非个别现象,同时也说明学界对晚唐小说的价值和地位有所低估。

离开大地的李绅:作者暧昧读者欭嚘

李绅乃唐贞元至会昌年间诗人,“新乐府运动”得风气之先者。少年寒士而有“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和“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千古佳句,以诗性言说洞穿农业中国生存真相,由此而与白居易、元稹因“少贫而孤”的相同命运,客居京城广崇里得“共脱青衫”诗歌唱和之欢。然而就是这位“短李”,三十五岁举进士,并在渐入仕途之后,因完全离开他所依存的大地、民间和苍生日常,终至逐官如饥似渴,攀附于“子弟”并深陷“牛李党争”不能自拔。其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自此无好诗,得意失意处每有“小人”嘴脸,终于去所在时域“元、白”和“韩、柳”渐行渐远,且忮求结局惨至官职尽削,敕斥世代不得参政。对后世读者而言,往往只知《悯农》而不知作者,偶知其然则唯有一声长叹。所议镜鉴在于,大地有大地的权利,亦如诗有诗的尊严。为诗必须与大地为伍,背叛正义生存选择就会最终背叛自身主体性乃至身份独立性,并且唯其背叛而必然遭遇读者漠视与抛弃。在文学价值天平上,历史是唯一的最后裁判。

《资治通鉴》历史叙事层面新探——以对牛李党争的叙事为例

就《资治通鉴》而言,无论是直接叙史,抑或以《考异》考史,以“臣光曰”论史,皆是服务其史事叙事的三个层面,司马光对牛李党争的叙事即为典型事例。通过重构元和三年制科案与长庆元年覆试案,《通鉴》成功地完成了对牛李党争之起源与开端的塑造;通过考辨李党可能存在的攘善隐恶与诋毁牛党之记载,《通鉴》传达出“牛是李非”的“理性”判断;通过以“臣光曰”之形式直接论史,《通鉴》显露出“是牛非李”的情感倾向。而对牛李党争的这一整体认识,皆源于司马光所持守的政治前提,所最为关切的现实问题。唯有宏观上把握司马光其人、其事、其时代思想,微观上分析其记人、记事、记典章言论,方能对其历史叙事作出合理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