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环境监测的三星堆遗址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

目前考古现场保护主要以应急保护技术与临时加固材料的研究和应用为主,而关于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少有报道。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坑发掘保护构建了由考古舱、考古舱环境调控系统、空气质量监测系统、土遗址监测系统、区域气象站、预防性保护措施、监测信息智能管理平台组成的预防性保护体系。发掘前,通过土遗址监测系统和区域气象站获取文物埋藏环境信息和区域气象信息,为考古舱内环境设置提供了依据。发掘过程中,采取舱内温湿度调控、保湿、空气杀菌净化、控制舱内人数与新风换气等预防性保护措施,达到控制考古舱温湿度、减少细菌和真菌总数、降低舱内CO_(2)浓度,减缓象牙等文物失水速度的目的,有效控制了出土文物开裂、酥粉、霉菌暴发等病害发生,为考古发掘与保护赢得了时间。三星堆祭祀坑考古现场预防性保护的创新探索与实践为以后重要遗址的现场保护指引了方向、提供了可借鉴经验。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发掘简报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坑(K4)是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之一,位于三星堆城址南部、马牧河右岸台地祭祀区的东部。2020年10月至2021年8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四号坑进行了发掘。坑口大致呈正方形,面积约9.33平方米,坑内堆积由上及下可分为填土、灰烬、埋藏遗物三部分。出土金器、铜器、玉器、石器、陶器等各类文物1970件,另有象牙47根、海贝50枚。四号坑的埋藏年代为三星堆遗址第七期12段,相当于殷墟文化第四期,日历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cal.BP)时间范围之内,其性质似为祭祀器物掩埋坑。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发掘简报

2020年12月至2022年11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完成了对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K8)的发掘。八号坑大致呈长方形,面积约19平方米,是目前三星堆祭祀区面积最大的一座埋藏坑。坑内堆积由上及下可归纳为填土层、灰烬层、间隔层和器物埋藏层四部分。八号坑出土铜器、金器、玉器、石器、骨器、象牙和海贝等不同类型遗物共7397件(组)。碳十四测年数据表明八号坑的掩埋年代有95.4%的概率在公元前1117—前1015年之间,这与坑内出土铜容器所具有的商代晚期特征相吻合,其性质可能是被破坏祭祀器物的掩埋坑。

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出土铜扭头跪坐人像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四号祭祀坑出土3件铜扭头跪坐人像,大小、造型一致,似同属一件铜器。K4yw:244人像呈跪坐姿态,身体略向左前方倾斜,头微颔并扭向身体右侧,头发残断,双手呈半"合十"状平举于身体左前方,两膝贴地,双脚前脚掌着地,后脚掌抬起。人像所穿衣物以浮雕形式展现,共有3件,上着外套,下着短裙,短裙上露出另一件服饰的下摆,腰间系带,结袢于腰前。人像身体重心在左肩与双手手掌之间卡槽的位置,表现出强烈的负重感。人像保存状况较好,四肢与身体一体铸造成型,形态逼真,细节丰富,展现出三星堆青铜铸造艺术的高超水平。人像所饰纹饰复杂多样,交错V形纹、羽冠纹、燕尾纹皆为首次发现,羽翅纹也较有特色。羽冠纹与羽翅纹皆代表鸟的形象,可知鸟在三星堆文化中占据突出地位,应与当时的社会文化信仰有关。燕尾纹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同时期的铜器上多见,人像上的燕尾纹对于认识三星堆遗址与周边其他地区的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义。人像的年代大约在商代晚期,身份地位应较低下,并非神职人员。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出土石磬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八号坑出土9件石磬残块,经拼对确认所有残块均来自同一件大型石磬。该石磬材质为致密砂板岩,整体形态接近半圆形,拼合后总长101、宽53.5厘米。石磬厚度均匀,两侧表面均打磨平整,边缘可见琢制修整痕迹,具有明显的鼓股区分,且鼓上缘和股上缘略经打磨。石磬残块分布于八号坑东西两端,整体破裂痕迹分布较为均匀,初步推测可能是在入坑前就因整体水平重摔而破碎。此件石磬在编制方式上为特磬制,是金沙遗址所见双悬编磬制在成都平原本地的源头,同时也是目前中国西南地区发现年代最早的一件石磬及大型礼乐器,反映了晚商时期中原系礼乐制度向周边地区的扩展。

也谈三星堆遗址的“祭祀遗存”

学界围绕三星堆器物坑引发的讨论始终未能统一意见,近期披露的有关三星堆祭祀区的新发现为讨论提供了更多物证。三星堆祭祀区范围内的地层堆积较其他居址区似乎显得更为简单,反映出严格的规划意识,也经历了一定的发展过程。三星堆器物坑所在区域似乎较为独立,但应该和周邻的建筑、灰沟等遗存有密切关联。分析仓包包和高骈公社两处地点的器物坑及青关山台地H105的埋藏特点,发现它们与三星堆器物坑有同有异。仓包包和高骈两坑年代早于三星堆器物坑,其部分特点被后者继承下来,而它们之间存在的明显不同之处,是由于年代、规模和目的不同等原因导致的。从宝墩文化至三星堆文化,宗教祭祀特点有了较大改变。三星堆文化存在多样化的祭祀遗存,其祭祀传统是宝墩文化以来文化与社会长期发展的结果。

三星堆遗址铜顶尊跪坐人像观瞻小记

2021年2月19日,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1件青铜顶尊跪坐人像初露,2021年5月29日,器物的原貌完全呈现出来。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1件大口尊,下部为1尊跪坐人像。铜人像双手合围,右手在里,左手在外,作拱手环握状,似握物又不能肯定握何物。双腿分开,双膝跪立,左腿已经远离原位,右腿也与身躯裂开有缝隙。卑者跪尊者的仪礼规范最早可能就出现在人神之间人的礼敬方式。头顶重器,尤其是以跪姿表示尊重,这可能是三星堆人礼敬神灵的标准姿势。

四川广汉市三星堆遗址祭祀区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三星村,地处成都平原北部沱江支流鸭子河南岸,广汉市区西郊(图一)。1986年7~9月,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因砖瓦厂取土偶然发现的三星堆一号“祭祀坑”(K1)、二号“祭祀坑”(K2)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由此初步确认了三星堆遗址的祭祀区。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四号祭祀坑的碳十四年代研究

2020年,广汉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祭祀坑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为解决祭祀坑的年代问题,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委托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考古年代学联合实验室对四号祭祀坑开展了碳十四年代研究,得到6个碳十四年代数据,经过贝叶斯统计树轮校正计算得到其埋藏年代有95.4%的概率落在距今3148—2966年的时间范围之内,属商代晚期。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金面具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五号坑出土1件金面具(K5∶3),出土时变形严重。通过对其基体材质、埋藏环境、病害情况的分析,针对性地制定了保护、修复方案并完成修复工作。修复后的金面具,残宽27.8、残高25.47厘米,净重280克。其材质为金银合金,金含量在84.47%~85.33%之间,银含量为13.8%~14.25%。推测成形工艺是先加热金料,打成薄片状材料,经剪裁、脱錾,再以搂、墩等手法塑形。进行光洁处理后,用锤揲、錾刻等手法表现轮廓特征,完成制作。金面具应非单独使用,可能覆于铜头像或其他材质面具之上。五号坑出土的金面具是三星堆遗址迄今发现尺寸最大、形体最为厚重的金面具,为三星堆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其修复工作也为中国古代金器的复原、矫形提供了重要经验。

三星堆遗址三号祭祀坑出土铜顶尊跪坐人像

三星堆遗址祭祀区三号祭祀坑南部出土了一件铜顶尊跪坐人像,器物由大口尊和跪坐人像两部分组成。上部为一件青铜大口尊,大口尊肩部有独特的龙形装饰,铜尊立于一块方形平板之上,平板以下为一尊双手作向前合握状的跪坐人像。在铸造工艺方面,此件器物采用了各部分先分铸后连接的做法,与以往发现的三星堆文化青铜器相似。铜尊与跪坐铜人之间有明显焊接痕迹,且铜尊圈足曾被截短。跪坐人像则由躯干、双臂、双腿分别铸造后焊接而成。铜顶尊跪坐人像是古蜀祭祀活动的缩影,彰显了先民的创造力,更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试析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刀形端刃器的制作年代

本文通过对三星堆祭祀坑出土刀形端刃器各部位进行拆解、考察,并分析各自的制作年代,之后再合并回归到器物上,从而判断这批刀形端刃器绝大多数的制作年代为殷墟二期,少数几件略晚,但也不出殷墟二期的范畴。它们乃是为了祭祀活动同时制作的,几乎没有"延用" "改作"等现象。

试论商时期长江中上游与秦岭南北的文化交流方式——从三星堆出土圆眼直喙歧冠鸟形饰说起

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圆眼直喙歧冠或无冠的鸟形饰,可能是从长江中游输入或仿制于长江中游的同类器。从长江中游到峡江地区,再到长江上游,向北至汉中盆地、关中平原,串联起这类鸟形饰向西、向西北传播的一条线路。长江中上游和汉中的这类鸟形饰以南方系尊、罍等容器为载体,关中则是在商式爵、斝上局部加入这类鸟形饰,这是在关中、汉中沟通南北的特殊位置和这一时期商文化的对外扩张作用下形成的。汉中、关中与长江上游地区同类器的背景信息显示出重要物质文化的交流是一种社会上层的行为。